《葫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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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方
一棵树
方文把车停到村道边，看了看停着的大铲车，没看见师傅，就拿着手机拐进了通往陈稳弟家的巷道。也就十来步远，雷继武家门口，巷道左边的树下，聚着一群人。
这是棵老杏树，主杆碗口粗，树皮黝黑，皲裂，枝叶稀少，半死不活的样子。离着几步，就听雷继武的老婆说：“别看我的这棵树老，年年结的杏子却不少……”妇联主席李新改打断她的话：“你这是个老品种，结的杏子还没个羊粪蛋儿大，现在谁还吃呀。”雷继武的老婆撇着嘴说：“不吃也有用啊，我捏破杏儿取杏核，每年杏核也买几十块，平头百姓，不比你们村干部，月月有个麦子黄。”村主任张彩宏给雷继武说：“老雷，给你婆娘说说，咱有啥事说啥事，别扯那么远。”一扭头，看到方文一步一步上来了，又说：“第一书记来了，你有啥给第一书记说。”
众人都把身子调转过来，看着方文。
雷继武搔着明光闪亮的秃顶，扭着脖子说：“婆娘说的也没错啊，杏子不能吃，可杏核儿能卖钱啊，你说对不对，方书记？”
方文笑着说：“这没错，别说杏核儿能卖钱，就是山上的野毛桃，大家不都摘来敲出核儿变成钱了嘛。”
张彩宏气狠狠瞪一眼方文：“他的杏核儿能卖个屁钱，指头蛋儿大的个杏子，能有多大的核儿，月里娃娃称老爷，多大的仁（人）儿？谁要！”
大家都笑起来，风吹过，老杏树上落下几片树叶，在人的脚下打着旋儿。
方文说：“人小骨头老，三岁半的娃娃也有当爷的。”又拍着雷继武的肩说：“但这会儿不是论辈分的时候，老雷，铲车在这儿停一个小时，村上就要损失二百八十块钱，咱耽搁不起。就这么一棵树，你说吧，无非是钱的事，报个数。”
雷继武扭捏起来：“你们要推陈家的旧庄院，不关我的啥事。但这树是我的，别伤着我的树就行，这是老先人栽的，是个念想。”
张彩宏说：“但树要是不挖掉，铲车就开不上去，陈家的危房就没法拆，老雷，这咋不关你的事？”
“那是你和村上的事，我们管不着。要个低保就难肠的很，要个救助就像是掏你自个儿的钱，挖树开路的时候就用着我们了？”雷继武的老婆说完，扫了众人一眼，进门去了。
雷继武也想溜，方文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老雷，啥事都要从平处过呢。不是不给你们低保，而是不能给你们低保，你儿子有车有楼房，家里这样好的光阴，还需要救助？这政策你是知道的，对吧？儿子结婚的时候已经给你解释过了。”
说到儿子结婚，雷继武的脸红了。结婚当日，定好的娶亲车有了麻烦，去不成了，把老雷急得眼睛发麻。方文的车，正好是红色的，二话不说，贴上喜字，绑上花束，抬脚就走。婚礼过后，老雷过意不去，要请方文喝酒，结果让方文上了一堂政策课。
“现在你看，你的树挡在这儿，铲车上不去，陈家的危房拆不了，耽误事。你我都是男人，一句话，你的这棵老杏树，我个人买了，二百元，行不行？”方文盯着雷继武的眼睛说。
雷继武又搔头，又摸脸，半天了才说：“书记的面子，我还是要给的，但怎么着，也不该由你出钱买啊。”
方文说：“村上没有支这个钱的项目，你也别给村干部出难题，就这一棵树的交易，咱俩做，行不行？”
“行！”
方文向铲车师傅挥了一下手：“师傅，挖吧。”又掏出手机，找出雷继武的微信，发了200元红包，说：“老雷，我可给你说，这二百元，我只买了把树拔起放倒的权利，树，连枝带叶，还是你的。”
雷继武笑嘻嘻地低头看着手机，口里说：“杏树改成板，做成小案板，送书记一个，也是个念想。”
铲车轰鸣着开上来，把老杏树连根带土挖出来，众人七手八脚，抓着主杆和枝叶，把树轻轻地放到旁边的空地上。树上结的青涩的杏子，三三两两，滚落开来，真像羊群过去洒落在地的粪蛋儿。只是，不是黑色的，是绿色的，有着淡淡的清香。
大侠
那一年，我还年轻着呢，刚80岁。家里养的母猪下了一窝猪崽，长了一月多，可以吃粗食了，我把它们装在两个粪笼里，挑到集上去卖。刚搁了担，蹲在粪笼前抽旱烟，过来了两个年轻人，二十啷当岁。我想着土地承包都快二十年了，这几年庄稼也好着呢，总不可能饿肚子，恐怕是挑食，不好好吃饭，光长了个子。
两个年轻人过来，一个问我：老汉，猪娃子卖吗？
我想这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又不是个猴，是个看的。
我就说：卖。
另一个又问：老汉，你这猪娃子是从哪儿贩来的？
我说：不是贩的，是我家母猪产的。
另一个看着我说：我一看你这个老汉就不是个好老汉，不诚实。你说实话，从哪里贩的？
我说：我说实话，是我从香港贩来的！
两个小伙子骂起来了：你这个老汉不诚实不说，还嘴硬得很。两个黑不溜秋的猪娃子还说是从香港贩来的，可不是找打。
说着，一个就抓着我的衣领把我提起来了。
我原来听说过，这个集市上有几个混混，专靠着这个市场吃饭，看哪个好欺负，强买强卖。今天是看上我了。
我就抬了一下胳膊肘，反手从他后背上拍了一掌，他哐哐哐往前抢了八九步，趴在地上了。另一个跑过去蹲在跟前，问了两句，点了根烟塞在他嘴里让抽着，他自己也抽着，蹲着不动了。
过了半天，估计是烟瘾过饱了，爬起来拍着身上的土，对我说：老汉，有种你别动，咱们走着瞧！
我说：猪娃子没卖我走啥？我蹲着瞧。
我问他：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不大啊，103岁。我从5岁开始练功，23岁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在中条山战役的时候，被日本人打败了，团长吞了金条死了，我凭着手里的一杆汉阳造，四个鬼子把我都没办法，让我一个一个挑了肠子，跑出来了，还别说这两个吃饱挨不住饿巴掌的街头混混了。我反手给他从背上一掌，他爬上半天还能起来。要是当胸一掌，那天我的猪娃子肯定就卖不成了，非得去派出所不可。
您老现在还练功吗？
练个屁！现在精准扶贫，低保、养老金、高龄补贴啥都有，按月打到卡上，共产党养活我，把我养懒了。娃娃，要记住一句话：天下太平，要武功没用。
官司
刚一进村委会办公室的门，村主任就对我抱怨：把人就泼烦死了，整天尽是这些破事，都是啥人嘛！说着，把手机摔到了办公桌上。
我驻村扶贫一年多，和村两委班子朝夕相处，基层的人基层的事，多少也见识了一些。乡里的人和事，真是奇事怪事眼角屎（事），雀儿巴了个鸡糖屎（事），啥古模怪样的人都有，啥稀奇古怪的事都出。好多事，要让我来解决，还真是老虎吃天没处下爪，但他们处理起来，却举重若轻，体现出乡村经验，充满了村人智慧。
我一边往茶杯里放茶叶，一边漫不经心地问：谁又出啥事了，把你气成这样？
主任的脸倏地红了，不好意思地拿起手机来掩饰，说：老邵和老魏么，两个老不要脸的，跑到村上打官司，讨说法，欺负我是个女的！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
你说吧。我勾了腰往茶杯里倒水，故意不看主任。
老邵说……说老魏家的公鸡把他家的母鸡踏了，要村上给个说法！
哗——水倒到了茶杯外，我笑得手颤着抓不住暖壶。
村主任也笑起来，拿手机遮住脸，骂我：你还笑！你笑你去处理，你是第一书记。支书又不在，我一个女的，让我给两个老不要脸的给个啥说法。
猪打圈，鸡踏蛋，狗连儿子满街转。乡村人对这些家禽繁衍后代的行为，都有非常准确传神的用词。我可真没想到老邵和老魏竟然会因为这个事来找村主任。
不笑，不笑。我赶忙收敛了笑容端起茶杯看着村主任说：按理，是老魏家的公鸡欺负了老邵家的母鸡，老邵要个说法还有点道理，老魏要啥说法呢？
村主任说：老魏说，他家的公鸡也不是免费的，给草驴行个驹还要给叫驴二升豆瓣子呢，他家公鸡也是一样。其实，哪里是为了这个事？两家一家崖背上住着，一家崖底下住着。树叶子落到院子里都是个事。还不是早年间两家的娃娃婚事没得成，找茬茬闹事呢。当初老魏的儿子看上了老邵的女子，但老邵压根儿不同意，老魏找了媒人让儿子到崖下去提亲，老邵把媒人和老魏的儿子堵在当院骂：你还想娶我的女子？提亲你连两瓶酒都舍不得拿，就想娶我女儿？婚事就那么结束了，此后两个人就树叶子落到头上赖天爷，事事找茬，今天这么个破事，我一个女的，说都羞得说不出口，下午支书学习就回来了，让他处理去。
吃过午饭，支书刚进办公室，村主任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还没汇报完，老邵老魏一前一后就进了门，老邵手里还捏着一小瓶酒。
支书大叉开腿站在当地，对着老邵老魏说：说。你们两个把事情原原本本给我再说一遍。村主任是个女同志，不好处理你们的这个事。
两个老家伙哼哼囊囊地各说各的理。
支书边吸烟边听着，听完了，掐着烟蒂说：这还了得！这是明目张胆的犯罪，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当时肯定还有其他公鸡和母鸡围观，这是当众强奸，罪加一等！
转过头对着村主任说：主任，你在村民代表群里通知，让全体村民代表马上到村部。又转头对村副支书说：你在党员群里通知，让全体党员马上到村部。
转过身来，对老邵和老魏说：你两个现在就回去，一个抱上母鸡，一个抱上公鸡来村部，站到主席台上，分别陈述，让全体村民代表和全体党员，来评判这个事，来定这个罪！
副支书和村主任分别在微信群里用语音开始通知。
老魏失惊打马地摆着手说：别别别啊，我不要啥理，要说法让老邵这个酒囊饭袋要去，把他活了个啥人嘛，就值两瓶酒的个人，我不和他计较，我地里活还忙着呢，我回了。
一阵风似地卷出了办公室的门。
老邵抿了一口酒，闪着眼皮，说：他……他……他还算是个人吗？人和畜生能要出个啥道理呢，我……我也忙着给驴铡草呢。
再抿一口酒，转过屁股歪歪扭扭地走了。
支书笑着说：真是酒壮怂人胆！
主任和副支书都说：可是已经在群里都通知了啊。
支书说：你们忘了？今天是党员和村民代表的学习日啊。
孽障人
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有大雨，我和支书决定到八个村民小组走一圈，逐一排查居住在坡下、崖畔的村民住房，以及崖顶的裂缝和水道。在山区，暴雨造成山体滑坡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六月间，天已大热，蚊虫疯狂。我们一边在巷道上勾着头爬坡，一边挥舞着柳条驱赶蚊子。一抬头，就看到邵春宏敞着怀，叼着烟，散乱着头发，一双鞋踏倒了鞋后跟，手里嘭嘭嘭地捣腾着打火机，顺着巷道往下走。
我站直身子喘着粗气问：春宏，干嘛去？
邵春宏刹住脚，点着烟，笑眯眯说：不做啥，没啥干的，到大路上去。
我以为他说的到大路上去，是到穿村而过的高速公路工地上去呢。因为新冠疫情影响，我驻村扶贫的村子里，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到外乡去，就跑到高速公路工地上去打工。
那也得拿个工具啊，咋空手光脚的？我问。
支书把柳条抡得啪啪响，赶着那些围攻上来的飞虫。
没有。邵春宏喷出一口烟，说：不是去打工，我就是到大路上去转一圈。你抽烟不？他躬了腰掏烟。
我和支书赶紧走开了，说要到他家崖顶上看水道。他嘴里嘟囔着说：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雨，看啥？一边摇摇摆摆从巷道里下去了。
邵春宏家是庄子里住得最高的一家。站在崖顶，他家的院子尽收眼底。在长满茅草的崖顶下，几间瓦房既矮小，又破败，巴掌大的院子里，洒满了六月炙热的阳光。在山脚下的平地里，新农村的红顶瓦房、蓝顶彩钢房，在绿树红花的掩映下，格外醒目。那里有邵春宏家的一套新房，是作为建档立卡户，由政府补贴建的。但是邵春宏说他腰有病，不能抬重东西，所以还没有搬下去。
我很疑惑，就问支书：村子里虽然没有多少平川地，但修庄打院，怎么着也不应该住这么高啊。走路、吃水都不方便啊。
支书仰起头，用手里拿着的柳条指着川口处的高架桥说：看见了吗？高架桥通过的地方，原来有个大堡子，就是邵春宏老先人住的地方，解放前是了不得的大财主。建国后，成分高，受批斗，没地方住，只能到这高处躲避。咋躲？躲不开也避不了，给生产队里喂牲口。吆着骡马到崖下的泉里去饮水，一个四个月大的马驹子调皮，蹦蹦跳跳地掉下了崖背，把腰摔断了。他知道闯了大祸，罪责难逃，一麻绳挂到房梁上，死了。那一年邵春宏才四岁。
我们顺着水道下了崖背，走过邵春宏家大门，从敞开的大门里望进去，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伸着懒腰擦着眼屎从房里晃了出来。
支书叹了一口气，边走边说：这个是邵春宏的二儿子，大儿子好歹念到初中毕业，就离家出走了，到现在音讯全无。当年邵春宏父亲死了，但高成分还在，家里又穷，孤儿寡母，没有人愿意嫁给他，直到三十岁，才找了一个老姑娘，结婚三个月就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春宏的大儿子，二儿子生下不久，老婆就跟着人跑了，再没有回来。村里人后来也弄明白了，敢情他娶人家的时候，人家就怀着别人的孩子了。算是那个女人有良心，又生了一个他的种，才奔着原来的老相好去了。听人说，大儿子也寻着娘母子和亲爹去了。唉，孽障人遇到的尽是这些孽障事。
正说着，大路边一户人家的驴昂哧昂哧地大叫起来，支书笑着说：不说了不说了，孽障人的这些事，说起来真是臊得驴嚎呢。
临到村部，支书忍不住又说：一个人自己把日子过孽障了不要紧，最主要的是把后代害了；自己不努力，下辈子看样子，你看他儿子，长得像枪杆，书不好好念，也不出去打工，每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把这过的是啥日子？一个人精神倒了，怎么扶，都是扶不起来的。
我回首望了望处在半山腰上的那座旧庄院，半天没说话。
签名
政策刚放开，杨维国就在街边的厦棚内开了家麻食店。这是一种本地小吃，将和好的面搓成铅笔粗细的条，然后揪下指头蛋大的一疙瘩，用大拇指压在刻有细槽的木板上用力搓，面疙瘩就被搓成一个浑身有痕的小圆圈，像蜷缩的虫，下锅煮熟，浇上汤汁和肉臊子，谓麻食。麻食可炒可烩，随食客的喜好。
当地人喜面食，杨维国的生意很火。
过了五年，杨维国买下中山街临街的三间平房，不再卖麻食，经营羊肉泡馍。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泡馍是回族发明创造出来的，其实不然。隋朝末年，李渊升任太原留守，欲率兵起事，密书回乡，让李世民兄弟集陇西十万子弟兵来太原。但如此庞大的军事行动，不想惊动朝廷是很难的。当时正值山西麦熟，故将所有人装扮成赶场割麦的麦客，三三两两，昼夜兼程，赶赴太原。临行前，杀牛宰羊，大块煮熟；烙好锅盔，随身携带；日暮就食，烧开水，切熟牛羊肉下锅，再泡锅盔，易做扛饿。事成，立唐朝，牛羊肉泡馍遂风靡朝野。
固原处在农耕文明与漠北游牧文化的融合地带，所以无论面食还是肉食都消化得了，何况牛羊肉泡馍是将面食与肉食相结合呢，因此杨维国的泡馍馆生意兴隆得让人眼红。
逾七年，杨维国一口吞下原国营春满楼饭庄，更名满园春，经营饭庄了。
新世纪之后，固原新区开发。杨维国胆大包天，在新区直接建大厦，成立满园春餐饮集团。
但杨维国也有痛苦事：他不识字。除了会写杨维国三个字，他不会写、也认不出第四个字。
想想这么几十年来，从卖一碗麻食到成立餐饮集团，杨维国该有多难！
好在儿子早已从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毕业了，跟着杨维国干。从最基础的食材采购开始，到后厨管理，再到管理前台。等杨维国把集团的几个“中饱私囊”的内鬼清理之后，才将经营权交给了年过四十的儿子。
儿子问：爸，我那几个叔叔是和你一起打拼过来的，有经验，懂管理，正好可以帮我，干嘛把他们清理出去？
杨维国说：他们早年间跟着我干，人还干净。现在看到家大业大，我又不放权给你，欺负我不识字，开始昧我的钱。
儿子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凡支付钱，都有你的签名，他们如何能支出钱去？
杨维国沉稳地说：他们模仿我的签名报账，被我查出来了。
儿子更为诧异：你怎么查出来的？
杨维国一字一顿地说：我感觉到支出有问题，就让会计把账抱给我。一张一张查。凡是他们模仿的，都挑出来，让他们自己认领，谁模仿的谁领上。我告诉他们，只要认了，钱退了，就可以走人；不然，我就报警，做笔迹鉴定，让他们退了钱还要蹲监狱。
儿子疑惑不解：关键是……问题是……您是怎么……鉴别出来的呢？
杨维国笑了：儿子，告诉你也没关系。我签名写“国”字，和你写“国”字不同，我的“国”字的最后一笔，不是一横，而是写那一点。写那个点，我都会将纸戳成一个洞。对着太阳一照，透了光的，就是我签的；透不出光来的，哪怕他模仿得再像，也是假的！
第二天，儿子将杨维国夫妇送到机场，让他们去美国观光旅游。
儿子一点都不担心，不识字、不会英语的父母会遇到什么麻烦。他认为：美国人绝对不比他父亲杨维国更聪明。何况美国人也不知道杨维国签名的最后一笔会将纸张戳出一个小洞来。
姚桂玲的三个儿子
因为不好言明的原因，我租住进了民生苑南区临街的一栋面积只有40平方米的房子里，楼层不高不低，三楼。
民生苑小区在新城，分南、北两个区，中间隔着一条20多米宽的街道。这两个小区里的住户，逃不出以下这些人：下岗未就业的工人、失地的农民、拆迁后的安置户、进城陪读的父母、城市低保户。
从我居住的卧室窗口朝下看出去，可以看到美滋味麻辣烫店铺的招牌，而且“麻得有味辣得过瘾”的店招非常醒目。
我需要改变自身的外在形象。以蛤蟆一样的体形出现在民生苑这样的地方，难免不被住户们认为是奥迪、奔驰的车主。故而，在没有应酬的晚上，我基本不进主食。麻辣烫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一次去，矮胖结实、满脸笑容的女老板就说：“我觉得你很面熟，只是不知道你叫啥，咱们是老乡呢。”
细论下来，还真是老乡，两个村子只隔着一条河。
自然得到了很高的礼遇。
交谈中知道她姓姚，叫姚桂玲。而且知道了那个忙进忙出、端茶倒水、调配蘸汁、口叼香烟的高个儿白净的小伙子是她的二儿子。
“大儿子跑车呢。你知道咱们那儿修高速，征了我们村里的地，补偿款给大儿子买了一辆车，让他跑运输。这个是二儿子，没事干，跟着我做这个小生意。”
我说：“小侄儿，你妈开这个麻辣烫馆不容易，你嘴里叼着个烟卷儿忙活，怕是对生意没好处。”
姚桂玲恨铁不成钢地说：“癞蛤蟆没毛——随根。好的学不上，下坡路好走，跟他老子一个样。”
我说：“也不见你们娃他爸在店里。”
姚桂玲给茶杯里续上水，撇着嘴说：“地征了，人家被政府安排了个公益岗位，在学校里看大门。我们娘儿几个都不在屋里，人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麻将从黑打到明，从明打到黑。校长说不能在学校门房组织打麻将，他觍着个老脸不知道羞，让校长给他换个岗位。校长没办法，也就不说了，他更无法无天了。”
我吃着麻辣烫，老姚笑眯眯地看着我，问：“味道咋样？”
我说：“味道真不错。”停了筷子，我问她：“你不是说还有个老三？在哪儿上班？”
老姚脸上的喜气瞬间消失了，抬抬下巴说：“在对面的棋牌室里上班呢，没黑没明的，我也很少见。”
街对面，也就是我租住的那栋楼临街的一楼，棋牌室的标牌上，霓虹灯像个风情万种的站街女一样媚眼眨个不停。
从此后，晚饭如果非要解决，我基本上都是到麻辣烫店里去。每次去，坐在门口向着对面棋牌室张望的老姚笑盈盈地起身，说：“老乡，来啦？”而她的二儿子一看到我，就把叼在嘴上的烟卷取下来，摁到暖气片上搁着的花盆里去，然后笑一下。
到党校封闭式培训了三个月，回来已经是冬天了。天寒，吃麻辣烫，配两口烧酒，是最美不过的晚餐。
但迎接我的，是一个年轻俏丽的少妇，身旁站着一个秃顶的、眼睛溜圆的男人。
“姚……姚……这个店转让了吗？”我迟疑地问。
“没有没有。还是我姑姑的店，我们暂时经营着。”少妇快言快语，“我见过你，咱们是老乡。你来吃的时候我见过你几次呢。”
哦。这应该是老姚的侄女。
“那么，你姑姑呢？”我一边漫不经心地从橱柜里挑选着要吃的菜，一边跟少妇搭话，男人在厨间调配着蘸汁。
“我姑姑回乡里守家去了。我大表兄往广东运货翻了车，人好着呢，钱赔光了，媳妇领上娃娃回陕西娘家了。三表弟在棋牌室里聚众赌博，叫公安上门一窝端了，罚了款不说，人还关在看守所里，怕是要判刑。”
我端着选好的菜转过身，看着她：“那你姑姑家老二呢？就是原来在这里帮你姑姑开店的。他调的汁子味道可真不错。”
秃顶的男人端着蘸汁走出厨间，说：“味道肯定不会错，配啥料都是死定的，你吃吃看。”
女人说：“那是我二表弟。娃娃啥都好，就是爱抽烟、爱赶时髦。我姑姑对老大、老三没办法，就带着这个老二在身边开店，可也管得太死了，一分钱不给。娃娃手里没钱，偷偷地网贷了六千买了个手机，驴打滚儿的利息，他还不上钱，最后跑得找不着了。我姑姑这才回了乡里，把店给我们先经营着。”
味道真是不错，和三个月前几乎没有差别，但是就这三个月，老乡姚桂玲和她的三个儿子，却已是另一番人生了。
老魏的手机
老魏其实并不老，刚过五十五岁的人，称老有点早。但是在村里，只要你过了四十五，别人习惯上就要称呼你“老”了——你个老四十五！不老，也会把你叫老的。
但老魏确实显老。原本就是个长把梨的脸，上大下小，现在两颊陷下去，额头上、下巴上，风霜刻了些肉痕，猛一看，就是个从花果山退休下来的猴王，还天天抽的是“猴王”。
新冠疫情防控正紧张的时候，我打电话叫他来村部，他在电话里“哦”了一声，很快就来了。天冷，穿得厚，头上戴着顶帽舌耷拉下来的旧单帽，沿帽圈一带，透着些泛白的汗渍，帽顶上、肩膀上落满了灰尘、草屑。
他站在村委会办公室的地上，摘下帽子来拍打着身上，立刻腾起一圈土雾来，说：我正给牛铡草呢，领导叫我来有啥话赶紧训，完了我还要回去训我的牛呢。
我问：训牛干嘛呀？
老魏戴上帽子，掏出猴王来抽着，说：我家的那个白头顶，你知道的，就是去年产了牛犊的那头，见犊补母（母牛产了犊，给母牛补贴500元营养费）的时候你见过的。干草不好好吃。它也不想想，现在是个啥季节！去年怀牛犊，当然要特殊照顾。现在牛犊都长多大了，它还想搞特殊！书记，叫我来啥事，你说。
我说：你是组长，叫你来就是让你把你们组里的这几张疫情防控须知拿回去，挨家挨户张贴。就是家里没有人，也要用胶带贴到大门上，拍照给我发过来，一家都不能漏。
老魏难过着脸色，两颊皱得更深了，说：书记，我的手机拍不成照片。
驻村扶贫两年来，我多少掌握了这些村民小组长的心思，他说拍不成照片，你就无法查验他是否将这些“须知”每家每户都张贴了。
我瞪着他问：你的手机是老年机还是智能机？
他回答：智能机。
我说：只要是智能机，就能拍照片，别给我在这儿装蒜打马虎眼，你们组总共只有八户人，赶紧拿上回去贴去。
他委屈起来，扔了烟蒂，拍打着身上，又一圈尘土。说：真不能拍照，怕是拍照功能坏了。不信你看——他边说边解开外面军绿大衣的扣子，里面是老式的盘扣黑棉袄，费劲地解开三个盘扣，里面是灰色的衬衣。他躬着腰，把手探进去，插进衬衣的口袋里，艰难地掏出手机来，对着我说：书记，站端正，我试给你拍一张。
他咬着嘴唇，鼓着眼睛，摁了几下，舒展开眉头，说：看，我说了拍不了照片。
我疑惑地拿过他的手机，说：老魏，站端正，我试给你拍一张。
老魏拉了拉张开的大衣的两襟，努力着表情，摆了一个姿势。
我轻点了一下那个白圈，啪！成了。
我调出老魏的照片给他看，说：这不好好的？别再糊弄我了，赶紧拿回去张贴去。
老魏摇着头，咂着嘴，说；怪了，咋真的能拍了？书记，站好，我再试一下。
我只好苦笑着站好，让他拍。
但无论他怎么摁那个白圈，就是怕不成。
我说：你是不是纯粹不会在手机上拍照？
他拍打着手机，说：早先好着呢啊，白头顶下了牛犊我都拍了照片发到村群里的，咋不会拍？怕是这手机也染上病毒了吧？
我拿过手机，调到拍摄状态，也没说话，就给老魏又拍了一张，让他看。
老魏拿过手机，重新调到拍摄状态，对着那个白圈一下又一下使劲地戳着，手机就是不动。
老魏变了脸色，把手机举到脸前，突然呸地唾了手机一口，骂道：我一天到晚把你当个宝贝似的装到贴身的口袋里，怕天气冷把你冻着了，没想到你成个叛徒了！你是我的个手机，人家第一书记的手是握笔写字的手，手指头绵软着，一按你就照；我的个手是铡草抓牛粪的，咋戳你就是不动弹，你这个坏了良心的叛徒，呸！
我直接笑倒了。
老魏也气狠狠地笑了。
我说：赶紧把你的“叛徒”贴到肉身上暖着去，回去抓紧张贴，拍不了照也不打紧，只要不漏一户就行。
老魏装了手机，把“须知”数了几遍。我仔细看了，老魏的手指头，除了黑，还皲裂，粗硬，指甲缝里填满了污垢。我握着老魏的手说：回家好好洗洗手，剪掉指甲，轻轻按，兴许就能拍了。
老魏吐着唾沫，把资料装到大衣口袋里，边往外走边系着扣子边说：手机么，就像个女人，怕是也要哄着愿意了才干呢吧？
看着老魏骑着车子顶着风吃力地走了，我轻轻地叹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