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校长

作者：张玉良

傲立寒雪暗香来

1998年11月28日，寒风已经裹紧了棉袄，小煤炉不敌学生身体释放的温热，教室暖烘烘的，一股混杂着汗腥、煤烟、书墨的味道。宿舍门前结了冰，全校唯一的打水龙头底下仅能放一个水桶，提上水要滑下来，水不足，宁可滑倒人也不愿倒掉水。老师上课，手冻得写不直笔画，只好放声讲课，学生大声应答，慢慢就会暖和。学生还是聪明，脚上套一个塑料袋，或包一片塑料薄膜，不冻伤脚，这是后来学生告诉我的。

这天县委组织部任命干部，原来的校长调县城工作，书记和一名副校长到龄退养，一名副校长任副书记，我和教务主任姚旭东任副校长，平峰中学校长，四年前的三合中学教务主任张忠义任正校长。召开任命大会，张校长也被组织部的小车送进教室，没有会议室，学生到外面冻一会儿。要张校长讲话，他说：“我不当，我当不住。”大家都很明白，新校长的意思一个是不愿意过来，一个是完全中学不好管理，还有一层意思是我不愿意过来，是组织上强人所难，或许还有一个意思是组织任我校长，老师们得掂量一下，必有硬的招数。可能还有一个是想进城任职，供读孩子。我没明白副校长是什么角色，将要干什么，会议结束，他招呼我和旭东，“天寒地冻，你俩辛苦着，我办手续，能不过来就不过来了。”

我还是很明白的，但凡领导调整，一方要接，一方要送，得有点面子，张校长可能也不例外。可为难我和旭东了，没有校长，我们怎么干，只能是自己努力工作，看住门，守住自家一亩三分田。值此之际，农村教师设法进城，优质生源也往县城集中，初中只能收十元学杂，高中收四十元学费，一年连水电费都难以开支，冬天取暖两疙瘩炭要节约再节约，熬到十一月份生火也是业内规则。我们商量，赶紧给校长腾房子，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

张校长在平峰中学任校长，带着没有工作的妻子，供给三个上初中的孩子，日子之清苦可想而知。一家五口，怎么住？前面有一间土教室，中间一隔，一间盘了一眼土炕，支了两张木床板。迎接校长的房子有了，炕也暖干了，与平峰中学沟通，我们的校长可以送了，当然我们还要接。一日，一辆大汽车拉着校长一家，还有送的二十多名老师。车厢里是手工包的旧沙发一对，有喜字的木箱两个，几包书，一辆旧自行车，总之找不到一件值钱的东西。后来他不无激动地说：“张老师，你俩太好了，我过来有眼热炕。”“有啥好的，炕精味大，住一宿满身的炕精味。”我遗憾地说。

他一般不称我副校长或校长，可有一次一位老教师叫我张主任，因为我兼任总务主任，校长生气了，“你老不清醒，人家是县委任命的副科级领导，哪里的主任！”在西吉，称呼职务要称呼最主要的，甚至连“副”字不说，所以老师称呼我张校长，为了区别正校长，称呼他为老校长，学生也习惯称呼老校长，比如问学生“你干啥去了？”“老校长叫着去了。”不过我还是称呼他为校长，或张校长，因为他不老，当时只有四十二岁，正当富年。可他身体消瘦，似乎营养不良，抽香烟很少，茶几上放着一盒烟，“抽烟”，自己却卷起了旱烟。卷烟纸放在一个没盖的木盒里，中间隔开，一头放卷烟纸，一头放旱烟叶。卷好旱烟，还没舔着粘住，问来者，“吸一棒子黑面的咋样？”“降不倒，你吸。”他自己舔着粘住，拧掉搓住的一头，火柴点燃，吸一口，吐出烟，那种满足，真让我这个不吸烟的眼馋。吸几口，还有近一半，掐掉火，架到耳朵上，要吸时再点燃。你能看到，他耳朵上经常架着的旱烟卷。遇上家长来找学校的麻烦，遇上老师来讨公道，遇上上级检查，你吸你的香烟，我抽我的旱烟，你一口，我一口。

单干以后，为了能帮种家里二亩薄田，他申请从当年人人向往的西吉中学调到三合中学，从人人夸的“张化学”变成三合中学教务主任，有老师称的“张教头”，负责一所完全中学近百名教师的教学工作。94年平峰中学非常困难，教室用木桩顶着，白天上课，晚上学生住宿。他任校长，还带初三化学，中考均分全县第一，不得不让人神奇。其实，“无他，唯手熟尔。”午饭后就到教室给学生辅导，讲得是口沫飞溅，忘乎所以。在农村，考上学就意味着有一份工作，吃皇粮。

一日，高中化学的一位年轻教师说：“校长老师傅，我做一个化学实验，怎么显示不出那个颜色？”这样的称呼意味着他是老校长的学生。“你把某某药品多加一点颜色就明显了，学生看得明白。”我佩服他对化学教学的精熟，原来“张化学”名不虚传。基于他的教学实绩和管理，上级领导还是让着他几分，爱护着他，也就胆敢在任命会上发牢骚，老师也看到他把上级领导都敢顶，对自己肯定是严厉的，心里嘀咕“小心着”。

到三合任校长，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只是起得早，睡得晚，事无巨细，亲力亲为，闲暇时间也开玩笑。“老校长，皮袄咋不穿了？”“我发现三合不冷。这件皮衣是三个月工资静宁皮革厂缝制的，绒领，二毛皮里，蓝卡机面子。穿上转丈人好体面，不知谁的烟巴巴烧了一个洞。”“家里的几天没给你饭？”“哼，你们年轻人怕老婆，我们是老婆怕。”

新校长必定要抓教学，如何抓，他有他的办法。把一学期的学杂收集起来，到兰州购买了一台手摇印刷机，视若珍宝，印卷子不让我们动，摇一圈印一张。看着他站着摇，还是挺悠闲的。“校长，我摇摇。”“你年轻人不行，要摇匀，上油才合适，还是我来吧。”心里想，都是摇一圈，还有啥学问。全校千人的一次考试要摇出两三万张试卷实在是大工作，别人早都睡了，教务处还刺啦刺啦地印卷子，灯光下，老校长鬓角的白发闪着光。为了替换他的劳作，我决定摇一下，争取到了他的信任，我开始摇，胳膊抬起，一圈一圈尽量摇匀称。摇开始的一半百张还是挺好玩的，可后来胳膊酸，站不住，这还是硬功夫。自此，非万不得已，都是他摇，我看着，或者欣赏，一圈一圈又一圈，节奏单一但明快有力。那时很少有资料，农村学生也买不起，学生的考试卷，特别是高三的一次一次模拟都是老校长一圈一圈摇成的，看似简单，其实艰辛，“咱乡里学生没有题做，印些训练一下是必要的，多考一个大学，咱印刷机的本就来了。”这年高考，不仅护住了光头，还有重点考上，成绩比县城的一所还高。他说：“咱农村孩子攒劲着呢，咱考上一人，县城高中要全考上大学。”今天，键盘上一点，印刷机就自动印刷，要印多少就多少，实在是今非昔比。

汗水浇开四季妍

校园是土路，有以前土地庙前的一棵大槐树，还有好多榆树，这样的打扮，是典型的农村学校。他任主任时在北京景山学校学习过，那可是如雷贯耳的学校，毛主席关心的学校，邓小平“三个面向”题词的学校，是见过大世面的。他说：“景山学校的松树可好了，咱啥时候也栽几棵？”我说：“咱这地方十年九旱，栽不成松树，柳树、杨树、榆树最适合，只是冬天不见绿色。”“能栽成，潘家沟的李家搬走了，门前有几棵松树，走，咱抬走。”至于是怎么交涉的，是给了邻居几个钱，还是偷着挖，我没有深究，总之是炎炎夏日的正午，我们都没有吃饭，他、我、总务主任、老杨，拉上学校的木架车，行了四五里地，来到一个半山腰的旧庄院，门前长着三棵半米高的松树，房顶都揭了，能搬的东西都搬走了，可能这三棵树不好搬才守着。我们到时，村主任也到了，“都挖着去，没人管也就死了。”树小，坑挖得很大，旋了一个直径半米的土块，主根、侧根都在土块里，用旧塑料袋子包住，绑好，防止根系上的土抖掉。抬到车上，车上只能拉两棵，也就挖了两棵。太阳炙烤，走得满头是汗，老校长脸上黑赫赫的，念叨：“都说六月天栽不活树，你们说能栽活吗？”我不知道，也就没有回答，老杨说栽不活，有的说不一定。拉到学校，挖开坑，栽下去，把原根上的土抛到坑里，转好树的方向，向阳的一边枝叶繁密一些。他一层一层洒土，说不能压实，要用水渗。等课外活动，抽了一个班的学生，河沟里担了十几担水，他一桶一桶地浇，水把土渗下去一截，直到上面澄下了一汪水。

一日下雨，他把树周围洼处的水一铁锨一铁锨地往树坑泼，雨水淋湿了他的衣服，我走过去，给他打伞，他继续舀水，似乎不知道我给他打伞。一会儿转过身子，“天雨水浇树好，有氮，树肯活。”我心里想，树不由它活不活，你这种精神它不活能说过去吗？以后的岁月，只要是雨天，雨浇他，他浇树。一次，有人找校长，说在前面，可就是找不到，说那个浇树的就是校长。在外人看来实在不像校长，而像一个农民，或者勤杂工。

一次演讲比赛，一位学生写的是正校长浇树副校长撑伞的细节，挺感人的。自此，复旦支教的研究生给我和老校长写了一句广告语“黄金搭档”。十年后，我任校长，松树已有二层楼高，浓荫如盖，鸟雀翔集。

动员每个学生拿一棵树苗，一把花籽。榆树、柳树，各种各样，不知怎么弄来的垂柳，还有花树，组织学生一个班一个班劳动栽树种花。但凡栽树，要挖一米见方，一米深的坑，有时挖坑，底下有砖块、混凝土等，高中学生力量好，磨得手上起了血泡，染红了铁锹把。学生一担一担地担水，他一桶一桶地泼。上千名学生，拿来的花各种各样，种在一处，姹紫嫣红，别有一种美，一股香。

找他总能在花园里找到，拿着铲子除草，拿着剪子剪树，拿着扫帚扫地。办公室的地拖得很干净，拖完地的水很脏，手伸进去洗，洗完用抹桌子的毛巾擦干，叠放好。千人学校的勤杂他干得风生水起。

学校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土房子拆了，他组织学生把碎砖块捡起来，甚至把推到河沟畔的碎砖都不放过，一块一块地找来，叫了一个做零工的铺走道。匠人铺，他运砖，灌砖缝，清扫，不规则的砖铺成规则的地面，天下雨，不再泥泞。他跟老师开玩笑：“唉，咱两个钱灌砖缝了。”2005年组织考察我，要校长答应放我，结果公示时我任党支部书记，没有调出，他感慨地说：“年轻人还是去外面发展着好，我就坐到退了。”我说：“不去也罢，我住的房门前刚铺了碎砖，雨后红赫赫的，这新路还没走呢，哪儿挣的都是工分。”我自己解脱，但他知道农村老师都调县城工作，带孩子读书，想着还是调县城好。

“我当校长，自己的娃娃耽了。”他说。他有三个孩子，儿子小春、小强，女儿小娟，我不知道是心疼孩子起的名字都带小字，还是他心中总希望从小事做起，时时讲小。三个孩子都随他工作的地方读书，后来上的中专、专科学校，现在都有工作了，而且发展得很好。上次跟我电话：“我们一家都为抢着哄孙子闹别扭呢，亲家要哄，小春妈要哄。”

三个孩子上学，一个比一个小一两岁，到他宿舍，碰上吃饭的时候，冷不防会给你端一碗饭。我碰上的多杂粮，特别是莜豆面面片，调上酸菜，里面土豆块很大，煮得很香；有时煮土豆，放着一股大葱，一碟盐；有时是烙的饼子，炒的土豆丝，加一碟咸菜。吃他家的饭，少不了夸一句，“香，真香！”“咱家有专业厨师呀！”他总能把艰辛变成轻松和诙谐。

大爱无私暖心间

他也召开教师大会，传达上级文件、领导讲话。但更多是训导：“你养的你老子要人教好，你把人家孩子教不好行吗，当老师不能卖良心。你不要看学生憎恶，人家爸妈都看着心疼得很。”训令学生也是高喉咙大嗓子，“你不好好读书，亏了你爸，你的爸妈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供给你念书，你不学习，不要说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自己。”批评学生严厉，一副要打的架势，语言也多有重骂的成分，因此学生也很害怕，看见老校长躲得远远的。奇怪的是全校哪个学生在几班，学习咋样，甚至连父母的情况了如指掌，常指着学生给我说：“这家伙的爸是个好吃懒做的家伙，儿子攒劲。”

每晚值周，他总是陪着老师，学生入睡了，我也回去睡了，正当我要进入梦乡的时候，他又去查学生，听见他的脚步声，有时还能听到他的咳嗽声。冬天，他常常感冒，熬夜，眼睛布满血丝。第二天，我问：“校长，咱检查完了你还查啥？”“你们查完了，我到房子衣服脱了，睡不住，一想有一间宿舍灯还亮着，我不放心。结果你看，还有火炉盖没盖好的。”有的学生添煤，忘记盖盖子，有的暖了手也忘记，后来硬性在通风玻璃上裁割了一小片，他还是每晚再检查一遍。冬天的夜，更加寒冷，他的耳朵冻得干硬。上操和指挥修水管，我往往冻得耳朵疼，用手焐，他说：“我们的耳朵冻干了，冻不疼。”一校之安全，系于校长，这不能不说是千斤重担。

与老校长共事，你有很多角色，似乎他是长辈，你是晚辈；他是哥哥，你是弟弟；他是老师，你是学生。这些角色更多是融合的。他不会讲普通话，也不讲，土话说得还是挺标准，本地味很浓。复旦大学研究生支教每年都有一批，弥补学校师资的匮乏。老校长跟他们交流，我用西吉式的普通话翻译，比如“你们来咱就是一家人”，支教队员还是听不懂的，但很快体会到老校长的关心，手把手教他们生火，手把手教他们续火，手把手教他们担水。冬天，他会叫上我，检查安全，特别是炉子是否冒烟。一次，在学校办公室，其实还兼校长室、教务处、印刷室等，我们围着炉子取暖，那是一个称烤箱的火炉，比一般炉子大，散热。他说：“张老师，明天把这个炉子换给支教老师，支教老师南方人，到咱这儿不容易，要跟咱的子女一样心疼。”第二天，我换了炉子，办公室冻了许多，但心里暖和了许多。

不知不觉他跟支教老师用普通话交流，不需要我翻译了。支教老师也向老校长学一些方言，他们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能听懂老百姓的话，也能说老百姓的话，这种改变有说不出的融洽和快乐。老校长的改变，告诉我，只要用心，没有不能改变的。可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宁夏卫视等媒体采访，他都会说：“咱的忙三下，没说的，你给说一下。”只好我接受采访。

“普九”验收，学校统一定做了西服，年龄大的总不习惯穿，老校长率先穿上，打上领带，布鞋跟西装也没显出不搭配，别有一种时髦，自此，他这身行头不下身了。“普九”验收，学校评为固原市先进集体，他也评为先进个人，给他奖励了三千元。一日，他给我说：“你把学校所有老师叫上下一顿馆子，就用奖励我的钱。”我说：“你就贴补一下生活吧！”他说：“咱大家的功劳。”他主意已定，我只好照办。老师吃得欢，吃得饱，都说校长把咱当亲人。

支教老师，包括复旦大学团委书记尹冬梅、高天，党委书记秦少德，副书记陈立民、副校长许征等都非常感激老校长。老校长退养后，二次支教的张阳给我说，要看望在红寺堡区退养的老校长去，车费他们出。端午假期，我带支教老师看老校长，他穿着红背心，骑着摩托车接我们，亲热得胜似一家人。第二天我们返回时，他包了一袋子煮鸡蛋和烙的饼子要我们带着路上吃，实诚之至。2015年，他退养七年后，拗不过复旦支教老师的盛情，去复旦大学访学。其实是高天、沈东川、王昕等三合支过教的老师自费请校长上海转转，我也很支持，只是因为工作忙，没能陪他。他从上海回来，历数了支教队员没有忘记三合，没有忘记他，抢着招待他。我也分享着这种幸福，这种满足和感恩，往往是受恩者在报答，在感恩。

胸怀虚谷节气高

我和老校长同时任职十载，他任正职，我任副职，后来又兼任书记。这十年里，土地变成了砖地，土教室变成了楼房，从农村孩子连课本费和十元的学杂交不起到两免一补，营养早餐，免费午餐，到国家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到最美的建筑是校园，最向往的地方是学校，教育彰显公平，教育彰显未来，教育脱贫实现教育梦、中国梦。我能回忆起最困难的时候，他宁可苦自己也给困难的学生免学杂，给学生奖励，通过复旦大学支教队联系资助，圆了学生的求学梦，在三合没有一名学生因贫困而失学。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们提着手电，硬让学生在一张一米五的床板上挤三人，两张床板再加一人，睡不下必须一倒一顺地睡。我清楚地记着，晚上值班他熬红的眼睛，他掐掉的旱烟头。清楚记得晚上巡查，他额头碰到校园的铁栏上，我一摸，有血样的东西，他还不忘开心，“这家伙碰得我眼冒金星。”我永远记着，一次干部三讲理论考试，我和他住一间房子，睡梦中喊：“张老师，这哪个班的学生没念书，你看老师上课着没有。”我惊起来应答，他仍继续他的梦语。原来，他每夜都在讲梦话，一直到他醒来的时候。等我醒来，他已起床，点燃一根旱烟，泡好一杯茶。我清楚地记得，坐着班车，土路的灰尘浸染了他的白发。我也清楚地记得，一件蓝色的军干装穿得掉了色。我清楚地记得每年张榜亲自拿起毛笔书写，点红，是很美的字帖。

我和他共事的十年里，没有发生过一次争执，连上级领导都说“不忍心让我们分开。”现在回想起来，是他对我的包容和教导，对事业的忠诚和奉献。一次教育局来人，下午快上课了，他喊我，我说怎么没早叫我，他说，你很辛苦，中午要睡一会，我陪就行了。我才知道，连中午我要睡一会的习惯他都保护着，我不知道，以后工作中，谁还保护我午睡呢！

两个人一起任职十年，也是挺长的时间。2008年，他到龄退养，我任校长，他说：“各方面我都放心，就是水我不放心，走我给你交钥匙，教你抽水。”他把我领到河沟的水源地机房前，一平米见方，打开门，一边说，一边演示，“先推起三相闸刀，再推起抽水闸刀，抽水不超过十五分钟，要抽歇十分钟再抽，关时先拉下抽水闸刀，再拉下电源。”“这个关系到千人用水，不敢马虎。”“这台水泵是复旦大学物理学院王迅院士捐的，不敢烧。”这十年，从河沟担水，到抽水，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最记忆清楚的是三九寒天，他指挥接水泵，修水管，用钢钎撅开动土，每个细节都要亲自过关才放心，往往浑身是泥，脸上是泥。我接过钥匙，觉得还是很沉重，怕托付不当。

2012年以后，上级组织要求以前领导岗位退养的干部必须上班，他从红寺堡搬迁地赶回学校，听从学校安排。“领着国家这么高的工资，上面咋要求我咋干，不难为学校，不为难你。”他每天起得很早，仍是以前任校长时的习惯，搬一条凳子，拿一把剪子修剪树。院内绿树成荫，书声朗朗，槐花飘香，他也快乐地工作着，每晚有很多的老师找他说谈，笑声塞满小屋。

2015年8月，我从校长的位置退了下来，他也办理了退休手续。很多故事在我心里萦绕，我能回忆些什么，总想找些伟大的感人的东西，但总是找不到，只能是这些琐事。他在四十年的工作历程中，没有发表一篇论文，在二十五年的教育管理岗位上也没有创下什么治校思想，但有一所一所的学校呈现给山沟，有一批一批的学生成长成才，有一棵一棵的小树长成风景，有一个一个老百姓述说他的故事，也就很足够了，很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