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

作者：李立东

高考是1977年冬季恢复的。1978年，中考制度也恢复了，从这一年开始，初中毕业生报考初中中专（包括中师）热火了十多年。

我是1980年初中毕业的，是我们县的最后一届两年制初中毕业生。那时候有一个普遍现象：为了减小组织考试的压力，上级要求各学校先要通过“预选”控制参加正式考试的人数。有些学校则进一步简化为：由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根据平时学习情况和考试成绩，决定班里的学生有没有参加中考或高考的资格。我很幸运参加了两次“中考”。

第一次是考高中，时间是5月份。我们的班主任大概是怕迷路吧，他让我们先到田坪中学集合，然后统一去三合中学参加考试。母亲为鼓励我，特意烧了两颗荷包蛋。天刚亮，我就和同村的王同学赶在了去田坪中学的路上。我很兴奋：两个鸡蛋一下肚，腿肚子里好像装了两根弹簧立马长出了许多劲。王同学也一样。我们一边蹦蹦颠颠地走，间或聊几句有关考试的话题，一边设想大概会有一辆敞篷的汽车把我们拉到三合中学去吧。我俩是三岔口人，走到田坪，再走到三合，大概有七八十里路呢！

到了田坪中学门口，透过铁栏杆门，我看见院里没有像要赶考的学生，也没有看见组织我们的老师，更没有看见大汽车。心中有点失落，但转念一想：我们大概是来得早了一些吧——汽车跑三合，能用得了多少时间呢——这反而让我们心中有了一丝安慰。

大概过了一半个小时吧，来了田坪当地的一位学生。他说：“点一下名吧，看大家都到齐了，咱们就走！”

“就这么走？”

“就这么走啊——不这么走，还能咋走？”他犹豫一下，又说，“班主任在半路上等咱们呢。”

正说着，来了一位老师——我不是田坪中学的学生，所以，我不认识——他说：“嗯，你们班主任不在半路上等你们了；他直接到三合中学等你们。你们现在就跟着田进同学走吧——他知道路。”

听了这老师的话，我感觉自己的心凉了许多，两个荷包蛋的能量也消耗得所剩无几了。心想：我们老师也是！要是提前告诉我们没有车拉一下我们，我们可以直接从家里启程啊！那样至少可以少走20里弯路的：我们从家里出发向西北走15里到田坪，再从田坪朝正南走六七十里到三合，你算算，我们是不是拐了一个胳膊肘一样的大转弯？这太冤枉了吧？明天还怎么考试呢？

想归想，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父母的嘱托，试还得考，路还得走。爸爸说过：“咱是穷人家的孩子，想要活出一点人样来，就必须好好读书。”妈妈也说：“只要你和哥哥把书念到人前头，再苦再累，我都高兴。”

没有大路。所谓的大路，也就是村里人为了方便交公粮而修的能通过架子车的路。起初，我们就行进在这样的大路上。我们三十多个人，三五成群，说说笑笑。道路依着山势，歪歪扭扭，曲曲折折，忽高忽低，时隐时现，就像我奶奶长长的裹脚布紧紧地缠在她瘦削的脚腕上一样，明一块，暗一块，全都束着裸露的山腰。这种路虽然平坦，但弯度大，路径远，不适合远行。

有人给田进提建议：咱们走捷路吧。

所谓捷路，就是小路，就是鲁迅所说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路，是名副其实的羊肠小道：只能单人通过，并肩都不允许；时时需要留心脚下，有些地方还需要手脚并用。这样的路径，很像张大爷额头的皱纹：远看隐隐约约、断断续续，近看深深浅浅，坑坑洼洼，稍不留神，一棵草根，一个拐杖敲出的坑都有可能歪了你的脚脖子。在这样的小道上，我们三四十个孩子各自背着自己三天的口粮和必要的考试用具，不紧不慢，不争不抢地朝前走。我们像“暗度陈仓”的兵，一个个都静悄悄地。其实，这时候，多数同学已经累了。我早晨吃下去的两个荷包蛋早已没有踪迹，腿肚子里的弹簧也失去了弹性。

我们都没有手表，不知道具体时间；但看到当地村民都陆陆续续往家里走就知道差不多中午了。

我们已经有人断断续续地要了几次水了。现在太阳很红，我们又饥又渴。叫唤腿疼脚疼的声音也频繁出现。

我们拐一个小弯，又到一户人家门前要水喝。狗咬声停，破大门里走出一个男人，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当听说我们是赶考的学生想要水喝的时候，他舔着干裂的嘴唇苦笑着说：“我正为没水做饭发愁呢。”

我们失望地爬上山坡，回头凝望这个不知名字的小山村：当村一块盐碱地像抖落了一地的食盐，又像降了一层厚厚的寒霜，在强烈的太阳照耀下闪着刺目的白光。盐碱地的边边角角处，残留着一绺一绺的水草，令人感受到生命的渺小可怜和坚韧可贵。

我们没有要到水，聊天的人少了，叫渴的人多了。所有人的缸子里都流不下一滴水。我们一遇到人家就要水喝。有的人家有人，有的人家没人；有的人家给，有的人家不给。四五月的家乡正是缺水的时期，而我们三四十个姑娘小伙儿超不过三分钟就能叫一桶水没了踪影，好多次我都从父老乡亲的脸上读到了他们的不忍和不舍。我在心里说：靠天吃饭的父老乡亲啊，我懂你们的难处，因为我就是咱这干山枯岭里还没有长大的娃娃呀！但今天，请您原谅我的不敬：您这水我是非喝不可了，我实在渴得嗓子要冒烟了……

“大家打起精神吧！”突然，不知谁说， “马上到党家岔了。”

听到“党家岔”，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听老人讲，海原大地震留给世界的遗产“震湖”就在党家岔，老人们叫它“党家岔堰”，可是，我还没有亲眼看见过呢！能在赶考途中意外目睹这个震惊中外的堰塞湖，难道不是很幸运吗？

震湖是一个“Y”字型的湖，我们站在湖下端的大坝，两个丫杈延伸进山坳里一眼望不到头，整个湖面波光粼粼，碧波荡漾，犹如无数闪闪发亮的明镜；到近处看，水色透碧，水草幽深，蓝瓦瓦地令人毛骨悚然——难怪后来演绎了一段“党家岔堰里有水怪”的传闻，惹得周围数百里的人纷至沓来，一探究竟——或许是受到这一泓湖水滋养吧，党家岔似乎气候温润，山色泛青，与周围其它村庄略有不同。地震让堰塞湖占去了所有平地，而把居民安置在强大的地震波所形成的几个山窝窝里。他们或许比震前的先辈们过得温暖舒服吧？我望着这个自己所见过的最大最美最神秘的水域和挂在水边上的静谧的小村庄浮想联翩……

遗憾的是：那么一大湖水，我们竟然不能喝一口。“知情者”说，那水看似清冽，实则有毒。曾有人口渴难耐，不听劝阻，强喝此水后未过百步就肚痛而亡。我们都被唬住了，不敢拿生命验证虚实！现在想来，远道而来饥渴难耐之人猛然灌下一肚子冷水想要舒服，恐怕真也难得；丧失生命，也是极有可能之事！

当我们离开党家岔，来到一个叫做关马岔的山坡上的时候，有个姓林的女同学突然哭了。问之，她说：“我的腿猪娃子疼得走不动了。”有同学笑着打趣说：“我们还以为你偷着喝了党家岔的毒水，肚子疼呢！”她破涕为笑，说：“我妈劝我别考了，说三合太远；我还说学校会叫一辆大卡车送咱们呢！哪知道学校这么绝情……”“那你想过考上了咋办吗？不会经常有大卡车送你上学吧？”她说：“我爸说，我考上高中了就托人给我买一辆自行车呢！”听了这话，我们都没再吭声。我敢打赌：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不可能有自行车骑。一是因为没钱，二是因为有了钱也买不到自行车——那时候买自行车是需要指标的——比现在买飞机都困难！

因为谈到了自行车，林同学被希望兴奋着，默默了；我们也被失望打击着，无言了。身体的劳累和脚上的创痛似乎被自行车散发的强大信号麻醉了，竟没有人再喊疼。我们各想各的心事，各走各的路。

其实，林同学和我一样想得太简单。那时候不要说村村通公路，乡乡都不通。从田坪走三合，需绕道西吉县城，直线七八十里的路程，一绕就是五百里，一个来回上千里。大卡车那家伙没有油是一定要玩个性耍脾气而一步路都不肯走的，可是，要跑那么多路，要加那么多油，谁有那么多钱呢？

“咱们唱首歌吧。”寂静得有些压抑的时候，领我们赶考的田进同学突然提议，“咱们唱一首歌吧！”

“唱啥歌啊！累得张不开嘴了。”有人这样反对。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预备——起！”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歌曲真有激励人心的强大作用。我们的困乏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被赶走了，赶考的队伍中又出现了说话声，甚至欢笑声。

就这样，我们一会儿默默地走路，一会儿边走边唱，一会儿坐下来观景休息；一会儿走大路，一会儿走小道，一会儿甚至在没路的山坡上摸索着前进。

我们终于在太阳偏西的时候走到了三合中学。我们的班主任和田坪中学的班主任一起迎接了我们。他们一见到我们就问：“你们咋走了这么长时间呢？”“你们没有走弯路吧！”我们都说“没有”。其实，走没走弯路，谁知道呢？我们班主任说：“你们至少走了11个小时呢！”

到了三合中学，才觉得累得无以复加，骨头像散了架，浑身找不到一丝力气。脚上的白泡破了，流水；黑泡破了，流血。我们的班主任亲自打来一桶温水，在学生宿舍的木头床板下拎出一个脏盆子，让我们都冲冲脚上的血污和臭气。当他一边叮嘱我们吃点喝点，一边慢慢走出学生宿舍的时候，我们就一头栽倒在光床上，等喝着香喷喷的荷包蛋汤从梦中被吵醒，已是第二天早晨了。据说，我们班主任天黑时进来，见我们都累得死猪一样呼呼大睡，没有一点文明的样子，他不仅毫不在意，还拉开学生的被子，挨个儿盖在我们身上……

那一次考试，我考得很糟糕。当然，我们几十人，没有人觉得考得如意。其实，这本身就是一次没有实在意义的考试，因为无论中专、高中还是初三都是依据第二次考试的成绩录取的。

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中考——为中等专业学校选拔学生，时间是6月份，考点在马建中学。马建乡是我们的邻乡，我们家就在马建乡政府和田坪乡政府的中间，走两边的路程差不多远。我以前走过，所以熟悉。

印象最深的是两场考试。数学考试结束后，有一个老师亟不可待地在学校大门口给自己的学生讲试题——我们两个乡共有六所初中，我不知道他们是哪所学校的——可是他讲错了。这道题大意是：一壶酒精，倒出一半，加满水，再倒出一半，问壶中有酒几何。类似的题我们做过，做题方法我是记得的。我突然觉得：作为老师，允许有不会做的题，但不允许讲错题！我为那老师捏了两把汗，也为他讲错了题深感遗憾！我觉得我真是太幸运了：我们的老师比他厉害得多！

语文考试是最后一场。作文是“材料作文”，大意是一个学生捡到了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是钱。于是，他写了一张纸条连同钱包一起塞进老师的窗口，希望老师想办法转交给失主。我正在写作文的时候，忽然雷声隆隆，继而大雨倾盆，这让我格外兴奋，文思如泉，写着写着，就超字数了。问监考老师可不可以续写在白纸条上，他犹豫着，先是允许了；随后出去一会儿，回来后说，这样不可以，阅卷老师会当“夹带”处理。他劝我“把字数控制在要求的范围内”。我没法删改中间，只好删掉结尾。所以，我一直以为：我的中考作文没有结尾。

两次“中考”过后，自然是漫长的假日等待。

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劳动，突然，邻家弟弟领着一位骑摩托车、高个头且特别英俊的 “大哥哥”找到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教育局的，问我的姓名和考试情况，还特意问了两遍“你没有把准考证号写错吧？”得到我斩钉截铁地回答后，他如释重负似的说：“那就好！那就好！”我邀他到家里喝口水，他说，他还有别的事，就骑着摩托车走了。车屁股冒出无数个烟圈，像留给我的一长串问号。

过了一段时间，考试成绩公布了。我的语文成绩不差，数学成绩很好，总成绩全县第一。我母亲高兴地逢人就夸，说我是“状元”，她自己也毫不谦逊，在亲戚邻人的恭喜声中乐呵呵地当了一回“状元妈”。

随后而来的是填报自愿和体检。

我自小就是个闲不住的人，用我妈的话说，喜欢“上墙爬埂子”。中考结束填报志愿的时候，这个特点得到了充分印证。我不知道学校招生的规程，第一志愿冒然填报了“郑州地质学校”。我叔父劝我说：“那是招高中毕业生的，你填错了。”我说：“万一他们将错就错呢？”我叔父看我执拗，只好说：“那你就试试看吧！”我就想当一个地质队员，拿一个笔记本、背一部照相机或者测量仪之类的，爬山涉水，用脚板丈量河山，用汗水描绘理想，用心灵记录感动。但结果呢？大家都知道的，我已经当了三十多年教师了。据说，是一位固原师范的老师在西吉招办任意抽取了规定份数的档案，而我，恰巧就是这其中的一份。

如果情况属实，那我真对这位老师的工作态度表示不敢恭维了：虽然当时的条件不可能让人人满意，但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考生的不尊重，对招生政策的亵渎。作为学校委派的招生老师，是不负责任的，是渎职的。

体检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些新鲜的名词，比如透视、心电图；还听到一种很新奇的“降压法”。几个不认识的学生靠在墙角不住地喝水，我小叔凑过去问原委，他们说：“大夫说我们是高血压，我们在喝盐水降压呢！”我好奇地问我小叔喝盐水能降压吗，我小叔说，谁知道呢，大概能吧。

就这样，一切合格之后，我终于在1980年9月28日，坐上了去固原的班车。看着沿途不停跳跃的风景，想象我若是郑州地质学校的学生，现在不知道坐的是去哪里的班车呢？

不过，到了固原师范，我很快就被老师们渊博的知识、精彩的讲课深深吸引，我认识到：文革十年，耽误最大的是教育。于是，我决心努力学习，毕业后当一名合格的老师，像我们班主任勉励我们的那样“为改变六盘山区教育落后面貌贡献力量”。和我一起参加考试的我的同学，即使考上了高中，也因为路途太远没有去三合，而选择在田坪读初三，第二年再考中专或上西吉中学。

回想那年中考，情景历历在目，但不曾经历那段日子的人是不是觉得恍若隔世呢？是啊，短短三四十年，中考经历了自行车时代、摩托车时代，早已进入了小轿车时代，稍微出个远门，都可以乘高铁、坐飞机了。这些往事只能放进记忆的角落私自珍藏，但是，很多时候它们都会在我不知不觉中以不可抗拒的傲娇姿态突然“嘣”出来，似乎要告诉年轻的、更年轻的知道幸福的生活来得并不久远，需要我们倍加珍惜；未来的道路很长，需要我们不懈奋斗。

看着学校门口豪华大气的电动公交车群蚁排衙般静候，高贵漂亮的私家车挨挨挤挤地蠕动，我心情激动，感慨万千，写下我的“赶考”记忆，以致敬伟大的变革和伟大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