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三题

作者：火会亮

三到红寺堡

我一共去过红寺堡三次。

第一次是在1999年春天，去开一个什么会，车过同心，作家拜学英说，他有个妹妹刚移民到红寺堡，想顺路去看看。

拜学英家在泾源，他妹妹算是泾源第一批红寺堡移民。

车子走了半天，快中午时赶到移民点上。一大片新土覆盖的荒滩上，东一片西一片盖着一簇簇统一建制的房子。没有一棵树，满眼皆黄。路是沙土路，水渠也是新修成的，刚推平的荒滩上新打的地埂像是画上去的。打听了半天，才找到他妹妹家。

他妹妹家住的是刚刚建成的移民房，砖地，白墙，墙似乎还没有干透，个别地方还呈现淡淡的黄褐色。窗子里面钉着一张白色塑料布，床上竟然也苫着一张同样大小的白色塑料布。

妹夫说，这里几乎每晚都刮风，一刮风，地上的沙土就腾起来，早上一起床能抖一地沙子。于是他们就想了个办法，晚上先盖被子，再在被子上盖一层塑料布，这样每天起床抖一抖塑料布就可以了。

临走时，拜学英的妹妹和妹夫带我们去看划给他们的地，又站在地头上给我们指点荒滩上那些远远近近的房子。我记得那时红寺堡还没有街道，坑坑洼洼的土路两边，歪歪斜斜盖着一溜土房子，有小卖部、面馆、修车铺、台球室等等。

第二次去是2009年，那次是为采访生态移民去的。那时红寺堡区刚刚成立，街道已有了一个新型城市的雏形。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广场，广场周围分布着一些高高低低的楼房，许多单位都挂了牌子，吃饭时已有几个像样的酒店了。

记得采访了城郊的几户人家。其中一家姓马，来自西吉沙沟，一家六口，住在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四合院里。很早盖的老房子已成了偏房，旁边是新盖的两间宽敞漂亮的大瓦房，沙发，茶几，瓷砖铺地，窗明几净。

我们坐在沙发上，吃着主人切开的西瓜，觉得和川区人家没什么两样了。

我问老马：“搬过来感觉怎么样？”

老马说：“刚开始还抱怨过呢，说一满儿荒滩，连根草都没有，以后可咋办？到了夏天可就不一样，黄河水一灌，半个月滩上就出了庄稼，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边。”

说到这，老马讲了一件有趣的事，说刚搬过来那年，他还不会给地里浇水，水一进地头，他就慌了，跟着水头用铁锹一个劲儿挖坑，拦。过来一个干部骂他，说这怂，连个水都不会放。然后手把手教他放水。他那时才明白放水首先要给地打埂子呢。

记得老马家院子四周的杨树已长得很高了。村子外面的玉米地像一堵堵厚实的高墙。村道也已经硬化过，村里已有了幼儿园、村部，几乎家家门前都停着蓝色的三轮“蹦蹦车”。

今年秋天，我再一次来到红寺堡，这一次来，我只有用“惊叹”二字来形容了。红寺堡已变成了一座地道而别具风情的移民城市，宽阔的马路，一座挨一座的高楼，湖水荡漾，绿树绕城，早晨起来，体育馆旁边到处都是三三两两晨练的人。

读薛正昌先生新著《红寺堡移民史》，才知道红寺堡并非亘古就是荒原，它有过驻军、屯垦，最主要的是，它曾是古代一处很重要的战略要地，其境内散布着长城遗址、军事城堡、千年古寺等，地形地貌的丰富程度让人惊叹。只是后来人们开垦过度，又撂荒多年，加之水土流失，红寺堡就变成了“似乎是沉睡千年的一片荒滩”。

这个“与黄河擦肩而过的地方”，在1996年9月16日被再一次唤醒。

张治乾说：“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实施的第一年，就将一百多公里之外的黄河水引到了这里，河水经过4级扬程，高出黄河水面297米，一直可以引到红寺堡腹地，我们叫它生命之水。经过两次大规模移民，现在红寺堡总人口达到了23万，移过来的都是西海固封山育林和水库淹没区的人，老百姓真是感恩戴德。看见城区入口广告牌上的那句话了吗——共产党好，黄河水甜。那不是矫情，是我们的真心话。”

张治乾是隆德县人，1999年移民之初就来到这里，在教育战线一干就是20年。业余写作，发表的文学作品多以红寺堡移民为素材。

“刚来是个小伙子，现在都成老汉了。”张治乾笑呵呵地说。

在他的陪同下，我首先走访了城郊东南的红海村。红海村是由同心新庄集乡整村搬下来的，村子含7个村民小组，868户3087人。村道很整洁，路两边种满槐树和枣树，绿阴铺地，枣树上挂满红红的果子。

张治乾介绍说：“这个村子里有两个卫生室，两所幼儿园，区上还准备把三小也建在这里。村里的主要产业是玉米、枸杞、黄花菜、甘草，早就脱贫啦。村边上还有好几个大型鸡场和羊场哩，是专门供应城区各大餐馆的。”

张治乾不愧是“红寺堡通”，三言两语就把村子的整体情况介绍清楚了。

后来我们就见到了村支书李建忠。李建忠是个热情而健谈的人，刚一见面，就力邀我们“去家里坐坐”。

他家的院子很干净，大小房子盖了一转圈。刚到客厅坐定，就和我们热络地聊上了。

“我老家的村子叫河龙沟，在罗山深处，半山腰上，就没有几步平路，听过罗山的那首民谣吗？多见山，少见川，见了骑马的都是官，男人搬干柴，女人拾石头，半夜听信吼（猫头鹰）——这说的就是我们那搭。”

从山上搬下来以后，李建忠就贷款买了一辆大车，在工地上拉砂石、拉砖，干了整整15年，除了日子好过，他还把两个儿子培养成人，一个在煤矿当技术员，一个在本地一家企业工作。由于为人厚道，又头脑灵活，2017年，村民们便选他当了村主任，后来又当了村支书。

李建忠说：“我现在觉得满足得很，老百姓嘛，还咋？”

李建忠家在村子中间，院子的主房虽然还是原来盖的老砖房，但里面的设施却别有洞天：一个套间，里面卧室，外面客厅，客厅整洁的地面上竟然是两大排码满书籍的书柜，上面挂有以本地青年作家胡静命名的文化大院“南书坊”的牌匾。

李建忠说，胡静是他的大儿媳，喜爱写作，文化大院项目是吴忠市今年才批的。

  东边两间偏房，照样都是套间、卫生间，和城里的楼房没什么区别，这当然是预备着给两个儿子回家住的。

院子后面竟然是一个种满果树和各种蔬菜的小园子。

李建忠一边给我揪树上的枣子和苹果，一边说：“作家同志，要是有时间再来红寺堡，我一定在这个小院里招待你，保证比城里的那些大饭店吃得好。”

出了红海村，我们朝红寺堡的东北方向走去。车子在柏油路上沙沙疾驰，路两边是一闪即过的庄稼地，和一排排被绿树掩映的民房。

张治乾说：“你要是早几天来，这里的景色比现在还美，村子边上是玉米林，一眼望不到头，中间是黄花菜地、枸杞园、玫瑰园，五颜六色，城里搞摄影的几乎天天来，一来一大帮。”

走了约半个小时，景色渐渐变得不一样起来，碧绿的玉米林不见了，民居不见了，迎面扑来的是一大片呈原始状态的沙原、沟渠，而沙原上的滩地变成了一片连一片的葡萄。

红寺堡种葡萄是从2005年开始的，刚起头大家还不懂，不会种，摸索了两年就开始大面积种植。红寺堡葡萄品质之所以好，主要是气候，其次是土质。据考察，红寺堡和贺兰山东麓是连在一个气候带上的，这两个地方的地理状貌和气候特征与法国的波尔多极其相似，非常适宜葡萄生长。更重要的是，红寺堡的土质没有经过任何污染，荒漠上的沙粘土是葡萄的最爱，几项一合，便有了今天价廉质优的“红寺堡葡萄”。

红寺堡种植葡萄的第一年就开始酿酒。

“看见远处的那些高大建筑了吗？那都是近几年落地红寺堡的知名酒庄。”

顺着张治乾手指的方向望去，沙原上的葡萄地中间果然矗立着一座座高大洋气的建筑，远望如一尊尊巨大的“变形金刚”，在黄土沙原格外醒目。

葡萄酒酿出来，红寺堡立即组织参加了被誉为“酒界奥斯卡”的布鲁塞尔国际大奖赛，其打造的40个品种中的“戈蕊红”系列于第二年就一举夺得金奖，至今已连获两届。

张治乾说：“我是红寺堡的政协委员，很早我就有个提案——我们的葡萄要尽快获得地理认证，也就是说，它和贺兰山东麓葡萄师出同门，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获得认证的第二年，红寺堡便有了“中国葡萄酒第一镇的美誉”。

“现在，我们的葡萄酒一年能加工3.5万吨，产值达4个亿，年解决农民就业40万人次，种植户一亩就可以收入4000元。”

过了葡萄地，高大雄浑的罗山就在眼前，远看像一幅巨大的水墨画轴。

红寺堡被罗山、牛首山、烟筒山三山围裹，形似一个小盆地。我们几乎是沿盆沿走了半圈。在柳泉乡的永新村，我们看到了一条打造得异常精美的特色民宿小街，街上挂满灯笼，红艳艳的，干净整洁的街道两边，是两排盖得非常讲究的农家小院，古色古香，里面的装潢却极具现代气息。

张治乾说：“这个特色民宿是专为罗山飞行营地打造的，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已经在罗山连办了6届，每届赛事都人满为患，每有赛事，这个民宿小街就成了香饽饽。”

过一片沙漠时，我看到一群群牛在沙漠中站着，沙漠周围几乎没有什么建筑。

张治乾给我解释：“这叫飞地养牛，是近几年形成的一种新经济模式，也就是说，这块沙漠属于柳泉乡，但里面所养的牛却是其他地方的。”

回到红寺堡镇，沿宽阔的迎宾大道走了约半小时，又向右一拐，进入一片被沙地包围着的移民村。这片移民村显然是后建的，因为村子里面的树木还很小，稀稀拉拉，村里的房屋也没有我先前见过的那样气派、堂皇。

张治乾手往前一指说：“那就是弘德村，自从今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过，这里现在几乎成明星村了。”

几经打听，我们终于找到了习总书记去过的那家人。那家人在村子中间，砖墙小院，门前栽着几棵胳膊粗的柳树，与周围邻居并没有什么不同；旁边一间敞开的牛舍，里面站着三头高高低低的牛，离得很远就能闻到一股呛人的牛粪味。

主人刘克瑞很是热情，远远地迎出来，又侧身手一伸邀我们进屋。屋里宽敞明亮，大窗子，花窗帘，转角沙发，东西墙上分挂两幅习总书记来他家访问时的大照片。

刘克瑞来自原州区张易乡毛套村，回族，一家六口，是2012年7月搬到这里的。我问他老家的生活情况，他说：“孽障（可怜）的很，坡陡得连牛都站不住。”

谈及习总书记来他家一事，他憨憨地笑着说：“到现在还像在做梦。”

聊了两句，便拉我们起身，重又走到门外，详细地一步步讲述着习总书记来到他家时的情况。他比划着，讲解着，神态中有种抑制不住的祟敬与激动，我相信，这样的比划与讲解无疑会伴随着他的后半生了。

总书记询问刘克瑞的内容主要是他家的收入情况，刘克瑞依询一一作答：低保一月240元，基础母牛县上补贴1000元，母牛又下了一头小母牛和一头小公牛，各补贴1000元和500元，加入合作社后的产业扶持与飞地养牛分红共8000元，3.6亩地的流转费近2000元,儿子儿媳在村里的扶贫车间上班每月工资6000元,还有其他各项补贴近一万元,这样算下来,他家每年的总收入超过了10万元。

总书记高兴地说：“一家人又能挣钱，又能在一起，这多好。”

从刘克瑞家出来，我们来到他家门前的牛栏跟前，这时刘克瑞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自从总书记来过他家，左邻右舍一天一大帮人来串门，目的当然是想知道他和总书记见面时的情形，后来在电视上见总书记问话之间摸了一下他家小牛的头，大家便都想摸摸这个小牛的头，意思是沾沾喜气。摸来摸去，摸得他家小牛的头顶都快没毛了。

山上山下

2009年秋天，在最后一片树叶凋落之前，我开始动身采访宁夏中部干旱带生态移民，那是宁夏境内最大规模的县内移民，涉及的范围为年降水量200～400mm线之间、地处西北内陆干旱中心，四周被腾格里、乌兰布、毛乌素三大沙漠包围的广大区域，其中包括盐池、同心、海原、红寺堡等9个县市区的64个乡镇，人均纯收入不足1700元，大部分地方当时仍为国家和自治区级贫困县。

我马不停蹄采访了将近三月，足迹遍布宁南山地，翻开当年的采访笔记，当时采访的场景历历在目：中宁撒不拉滩、红梧山，海原的贾家趟子，原州区三营镇的团结、三和村，盐池县的南苑新村。当然，采访时间最长、去的次数最多的还是其核心地带同心县。当时，同心规划搬迁的人口为13万。

“天太旱了，人实在呆不下去了。树越来越少，井越来越没水。特别是马高庄、张家垣、田老庄、窰山一带，年年抗旱，年年保春耕，可到头来还是种了一袋子，收了一抱子，打了一帽子。这里人的生存状态用五个字可以概括：多、少、散、乱、穷。自然村落多，资源少，居住分散，乱象丛生而人口依然贫穷。一个孩子上小学，每天光走路就得花四五个小时，翻山过沟得走二十几里山路。其实，把窰山8个村庄的小学生收到一处，盖一所像样的中心小学就能解决问题。”

第一个接受我采访的是同心县移民办干部马希丰。马希丰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工作认真，几乎天天都跑移民点。他在县上专门配给他的一辆越野车上挂了个“中国移民”的牌子，还在同心网上开了一个博客，笔名叫“沈沫超”（沈雁宾、郭沫若、梁启超的合写），几乎以直播的形式为老百姓答疑解惑，讲解生态移民政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原马高庄乡乡党委书记李宁，记得当时接受采访时，他始终眼含热泪：“别的地方是整村搬迁，我们几乎是整乡搬迁，全乡一共20个村，一下子要搬走15个，人口近2万，谁受得了啊。搬迁的前一天，我一整天都没有休息，让司机开着车，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走一阵儿，就停下来随便推开一户人家的门去问，生怕半路有什么闪失。晚上老百姓都不睡觉，一家一家绑好行李，坐在炕上干等。一些老人在院子里转出转进，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在说啥。汉民都去给老先人上了坟，回民在炕上念了‘嘟哇’（祭祀仪式）。凌晨6点，我发了一声命令，36辆大小车子在山路一字儿排开，齐按喇叭，惊天动地，那时我的眼泪就唰啦啦流下来了。”

移出地确定下来，接着就要解决迁入地的土地问题。同心县确定的迁入地为下马关和韦州的几大塬地。

下马关位于同心县城西北，是同心境内最大的川台地，俗称苦水河川地，四周被罗山、小罗山、青龙山、谢家山围裹，形如盆地，呈南北走向，开阔的地界远远看去就像一处古战场遗址。

当时的下马关镇党委书记王占全说：“塬上的土地都是老百姓的承包地，虽然缺水，但这里地平且肥，要让老百姓让出土地进行二次分配，那等同于又一轮土地革命，无异于猫口夺食。”

他把全镇政府的51名干部分成若干组，一个领导带一个组，然后分头下去做工作，最后还是老区人民的觉悟起了决定作用，下马关所需的移民用地很快就征到位了。土地被重新丈量，给老住户人均分３到４亩，新住户人均分到1.5到２亩，给出让了土地的人家每亩补助400元，这个结果基本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清理土地上的附着物时，土地庙和清真寺一并拆除，原来的坟地也一并搬走，当时共搬坟200多座，而且大多是祖坟。那时，下马关的山山峁峁都响着唢呐声，搬坟的活动经过好长日子才平息。

截止2009年底，同心县共建成移民村七个，除规模最大的庆华村在韦州外，其余六个均在下马关，它们的名字分别为平远村、三山井村、陈儿庄村、南安村、移民三村、移民四村。

2020年9月20日，我又一次驱车来到下马关。此时已是深秋时节，下马关的塬上到处都是绿色，玉米叶子开始泛黄，但路边的各种树木苍翠挺拔，在秋阳下显得更有活力。过了镇子，南行不过数里就到了平远村。平远村的村头立一高大门楼，上面用启功体书写“平远村”三个大字。路是柏油路，直通到移民村的各家各户，经过十余年的奋斗，村容村貌已与当年大不一样，许多人家已在原来旧院的基础上盖了新房。村部、幼儿园、小学，各种公共设施一应俱全，路边的树木已有了大树的样子。

在村东边的一个小卖部旁，有一户人家正在盖房子，房子临路，一溜儿三间，四五个人正在屋地上铺瓷砖。我们走过去，一个穿旧迷彩服的中年人抬头看看我们问：“找谁？”

我说：“不找谁，随便看看。”

中年人便笑道：“大忙的天，看球啥？”

我说：“听说你们的日子好过了，所以过来看看。”

这时中年人停下手里的动作，仔细打量了我们几眼，嘀咕道：“也不像县上的干部啊，县上的干部经常下来检查，差不多都认识。”

我说明了来意，中年人便笑道：“我就说嘛，既然是远客，那就进来喝口水嘛。”

进屋坐下，中年人喊来女人给我们用一次性杯子倒上了茶。

中年人姓马，是2009年从马高庄乡马元山搬过来的。老马说，他们这个村子有5000多人，是从马高庄的10个村整村搬来的，他们的左邻右舍几乎都是亲戚。提起十一年前的搬迁，老马颇多感慨：“幸亏当年搬下来了，不然那年秋天连下十天连阴雨，我们村肯定有人会压死在窑里。”

说到移民村的生活，老马脸上的笑纹立即绽开：“刚搬下来，新鲜得很，这儿走走，那儿看看，有些人索性到下马关街上转了一圈儿，回来说，人老几辈子都没走过这么平的路。女人刚一安顿下来就洗脸、洗头、换衣服，这不是骚情，这说明人的日子有盼头了嘛。”

紧接着，人们就开始谋划未来的生活，不到一月，村里就有了小卖部、理发馆、小饭馆、移动公司代理点、汽车摩托车修理部。初来乍到，那些先行一步的聪明人就给自己带来了不菲的收入。最让他高兴的是当年冬天，他的儿子成了家，对象是旁边陈儿庄一个姓刘的姑娘。

“是在一起盖移民房认识的，要不是搬下来，打死人家都不同意。”用嘴努着指了指院子外面站着的一个年轻媳妇，笑着向我们伸出三个手指头：“娃娃都三个了。老大今年二年级。”

老马家共7口人，3头牛，两个蔬菜大棚，儿子在镇上开了家蔬菜水果店，一年能收入十多万元。儿媳妇在家里做饭、送孩子上学，假期就在村里卖酿皮子，也算家里另一进项。

老马说，下马关是同心的一个经济大镇，原来只有3万人左右，6个村的移民搬来后，镇里人口猛增到7万多。各种消费一下子水涨船高。打工的机会多了，客商稠了。他大概估算了一下，如果甘肃环县和预旺堡的人来赶集，下马关每天的客流量超过10万人次。老住户们明显感觉到，现在的下马关集市拥挤了，街道变窄了，原来显得有些空旷的商贸区现在车水马龙。一间临街的商品房原来年租金三四千元，现在一间一万多也不好找。水果店原来只有两三家，现在多达50多家。饭馆增加了，旅店增加了，一个小小的麻辣烫馆子，每天竟能赢利900元，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现在的下马关，就像是一个小县城。”老马说。

我们沿着下马关塬地往县城赶。过了预旺，过了南塬北塬，就进入了同心南部的深山大壑。我一边走一边记录经过的地名：祁阳洼、尖山湾、大郞顶、窑山——边走边回忆十一年前来时的情景。关于那时的情景，有一段描述记录在我的采访笔记里：

“眼前展开的是我们只有在电影里才能见到的黄土高原景色。老实说，我们的内心深处是凄楚的，甚至是震惊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苍凉而贫穷的地方。层层叠叠的大山像无数的巨形馒头横亘在我们眼前，就像电影《黄土地》里的某个镜头。没有草，没有树，甚至没有一点象征生命和活力的绿色，漫山遍野就只有令人焦灼的土黄。有些人家孤零零住在山顶，有些又像是麻雀垒窝一样住在令人眩晕的沟畔，这里一家，那里一户，真正是‘见个面面容易拉个话话难’。要不是政府花巨资在这里修了路、通了电，你真不能想象这里的人是怎样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的。这突然使我们想起在银川碰到过的一个剧组，他们曾在这里拍过电影《同心》，搞外景的导演告诉我们，在窑山拍解放前的电影，不必刻意搭建外景，随便在一个村庄或山旮旯架一架摄影机即可，这样随意启镜开拍的画面，完全可以展示当年的原始风貌。”

十一年后的景色却完全不同——所有的大山被绿色覆盖，远看层层叠叠，似有烟气在上面浮动。山是绿的，天是蓝的。山腰或山脚，隐约可见一些残垣断壁，这应该是当年移民搬迁后留下的“遗迹”，现在已完全被草与树木遮盖，似乎已成“多年前的旧事”了。

当年像和尚头一样的黄土大山，怎么能绿成这样呢？

经过窑山脚下时，我提出要到山坡上去看看，司机欣然答应。

我仔细辨别着山上的花花草草，试图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可认来认去，却只能认得四五种。

司机却能认出十多种。

司机是同心县扶贫办雇来的，姓李，50岁左右年纪，2010年从王团川口搬到丰德村（此移民村在王团镇），已在城里开了八年出租车了。他小时候经常去山上放羊，因而这里的花花草草他大都认识：野菊花、冰草、蒿子、马莲、野苜蓿、蒲公英、地椒子、苦苣、谷莠——

他指着一种比黄蒿略矮一些的蒿子说：“这叫咪蒿子，能打籽，我们常吃的蒿子面就是它做的。”

“看见这一团一团的东西了吗？这叫水篷，能做烧碱，以前人穷，吃饭没碱时就用它来代替。”

“那些短短的刺疙瘩叫猫儿头，骆驼爱吃。旁边那些高一点的草也有刺，叫刺篷，驴爱吃。咱们这儿不是有句老话吗？人吃辣子为辣来，驴吃刺篷为扎来，说的就是它。”

老李叹了一口气说：“好多年都不见这些草了，乍一见还真得让人想半天。”

重新上路后，李师傅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他们村的故事，说是今年清明节，他们从新村（移民村）开着车来山里的旧村给老先人上坟，可找来找去，就是找不见先人的坟头——地里的草太高太密，坟头都被草遮住了，最后大家找了个大概的位置，就把纸挂了（封山之后，不让烧纸，上坟的人就把纸钱挂在坟头上）。

李师傅笑着说：“反正见到的坟上都挂了纸，不是先人也是先人了。”

从“万人进疆”到“孔雀东南飞”

我曾看过陕西作家写的一篇散文《妹妹们去南方》，写他有一天到车站送人，忽见车站外面站满了人，全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戴着太阳帽，提着铺盖卷，缓慢移动着向车站里面的几十辆大巴走去。他不明就里，便问旁边的人。旁边的人告他，这些全都是陕北姑娘，是由政府组织到南方去打工的。作家便十分感慨，想象这些姑娘去南方之后的种种境遇，肯定要哭鼻子，肯定要想家，肯定要看人的眉高眼低，便愤怒地问道：陕北的汉子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要让一群孱弱的女子外出奔波？

这篇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时隔不久，我在固原火车站也看到了同样的一幕。所不同的是，现场井然有序，气氛热烈，车站前面还挂着欢送标语。姑娘们分别从几十辆大巴上下来，也戴着统一的太阳帽，提着行李，眼神里充满着期待。之后领导讲了话，鼓了掌，姑娘们便随工作人员次第上了火车。

这是2003年初春的一天。

上火车的是一群来自西吉的姑娘，他们此去打工的目的地是福建莆田。

在那列火车上，有来自西吉县将台乡东坡村李学珍的女儿李萍。说起当年的情景，李学珍眼里还泛着泪花：“我那时心里也难受，怪自己没本事，女子刚刚十七岁，几千里路上去打工，谁放心得下？可那几年天气实在太旱……”

李学珍说，把女儿送上火车，他几乎一夜没睡，抽过的烟头子撂了一地。火车走了两天两夜才到福建，刚一下地他就给带队的政府工作人员打电话，工作人员训斥他：“好好种你的地，我们操的心比你还多。”那时没手机，打电话还要到村里的小卖部去。村里有十几个姑娘去了福建，为此开小卖部的就在家里安了个大喇叭，谁家女子来电话，开小卖部的就在大喇叭里喊。一听到喊自己的名字，李学珍和老婆就一路小跑去了小卖部，问这问那，生怕女儿在外面受欺负。后来听女儿欢天喜地，两口子才把心放下来。女儿那时一月挣两千多块钱，比乡上的干部都挣得多，除过生活费，女儿把钱几乎全寄了回来。取钱的几天，邮局里涌满了人，场面比过年赶集还喜庆、热闹。到年底时，女儿坐着火车和其他姑娘回来了，这时村里的人像迎接贵宾一样到村头去接，人们这才发现，他们的姑娘都变了，皮肤白皙，穿戴新潮，走时的行李卷不见了，代之的是一个精致好看的拉杆箱。

“像一群放了寒假的大学生。”李学珍这样形容道。

从那以后，他又让二女儿和三女儿也出去打工，三四年下来，他不但还清了外债，还买了一辆三轮“蹦蹦车”、盖了三间漂亮的新瓦房。

“是政府的劳务输出政策改变了我家的命运。”李学珍说。

查固原本地新闻，从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间，有两类报道占据了报纸的主要位置，一类是抗旱，一类是劳务输出。写抗旱的写得十分惨烈，天不下雨，西海固人开始疯狂找水，打井取水，打窖集水，扬黄引水，连解放军也惊动了，专门派出“给水团”给西海固打井，水一出来，麻雀和人抢水的场面惊心动魄。写劳务输出的却写得温情脉脉，满纸激情。那时，每个县都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劳务输出队伍，人数动辄过千，欢送场面也非常热烈，数十辆车队沿街边一字儿排开，等人们在县城集结完毕，再浩浩荡荡向固原进发，到了火车站，每次都有县领导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时至今日，有两次规模较大的劳务输出让人记忆犹新，一次是“万人进疆摘棉花”，一次是“孔雀东南飞”。所谓“万人进疆”，是发生在2006年的事，那年固原市以县为单位组织了近万名农民到新疆摘棉花，两个多月时间挣回了4000多万元，一时轰动宁夏。而所谓“孔雀东南飞”，则说的是2003年以来，大规模向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一带输出务工人员的事，由于前期去的多是女工，且都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故被媒体称为“孔雀东南飞”，当然有美誉的成分在里边。每次务工人员出发，固原各个媒体便派出专门的采访队伍跟踪报道，连篇累牍，形式多样，一时形成较大的舆论氛围。

“那时感觉好像不真实，像是在另一个世界生活。”回忆当年的情形，李萍禁不住这样感叹。

李萍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两张《固原日报》，一张是报道她们出发时的消息，一张是全面反映她们工作、生活的图片。纸张都显得有些发黄了。

李萍在福建莆田一家电子厂上班。工作非常简单，都是流水线作业，稍一培训就会。最新鲜的是她们都穿着统一的工服，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睡觉，一起外出逛街。最难熬的是夏天，无处不在的热气始终包围着她们，她们的衣服和头发每天都是湿漉漉的，一下班第一件事就是冲澡。

谈起对打工地的印象，李萍说，到处是水，“树绿得晃眼睛呢”，渠水和小湖随处可见，皮鞋擦一次一周都不脏。

“我那时就想，老天爷太不公平了，要是把这里的水稍稍分一点给我们，我们那里就是另一番样子了。”    

打了四五年工，大部分家庭都改变了面貌，李萍家当然也一样。不过李萍认为，相对于物质上的改变，她们的精神改变更明显。许多女孩子已经适应了南方生活，有的嫁给了当地人，有些和一起出去的男孩结婚后留在了当地，不过大部分人还是回到了故乡。回来后，有的开理发店、小饭馆，有的继续在城里干事，总之，很少再有“安贫乐道”的人。

李萍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是和她一起打工的工友，现在一家建筑工地开铲车，每月有七八千元的收入。

李萍说：“生活现在是不愁了，我现在主要考虑的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让他们好好上学，只有把书念成了，才能出去见世面，挣大钱。”

倪套是隆德县观庄乡的一个村子，距离县城只有20多公里，离观庄乡政府所在地更近。这个村子属分化了的岩土地带，少有耕地，即使有一点，也因太过瘠薄打不了多少庄稼。四周是层层叠叠的大山，山上树木苍翠，草色如黛，村子卡在中间，让人觉得憋气。

村巷很窄，不过现在已经硬化了，加之本地属阴湿地区，雨水多，所以感觉路面非常整洁。路两边坡上的人家经危房改造后，基本都住上了漂亮的砖瓦房。

在村部，我们见到了老支书王清杰。王清杰显得很精神，身材高大，举止稳重，一看就是当了多年村干部的人。

“2006年报纸上有篇报道，叫万人进疆摘棉花，去的听说主要是咱隆德人。”

老支书看了我一眼，吸一口纸烟说：“哪个县都有，就是隆德的人多一点。”

我说：“听说咱们村上你带队？”

老支书便把脸转过来朝向我，眼神犀利地说：“不但是倪套，大半个观庄都是我带着呢。”

据王清杰介绍，从2006年开始，隆德每年都组织人上新疆摘棉花，一去就是几千人。最难忘的还是第一年，那一年天太旱，地里的庄稼几乎就是一堆草。县上组织老百姓上新疆摘棉花，到七月份，倪套村一下子就报了70多个人，大半是女人。

“把人集中到乡上，总数大概过千了。领导看我人攒劲，就说，老王，你就当你们那一片的头吧。”

上了火车，王清杰傻了，车上几乎是人摞人，连过道里都挤满了人，到处是铺盖卷和尿骚味。在车底下蜷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往车窗外一看，满眼的戈壁荒滩，当时就有女人哭鼻子。因为怕撒尿，许多人都不敢多喝水，脸上热得像流油。就这样走了两天两夜，才到石河子，一落地腿肿得走不成路。感觉是走到天边上了。

摘棉花的地方是个兵团农场，雪白的棉花地一眼望不到边。那边接应的人把他们带过去，按县、乡、村的编制给他们安排了住地，全是军营的老房子，上下铺，男人一间，女人一间。住下来的第二天，就开始带人下地摘棉花。摘棉花的地方离驻地不远，坐着农场里送人的卡车一二十分钟就到。初来乍到，许多人摘棉花还不得法，不会摘，一天能摘百八十斤，挣六七十元钱。慢慢地掌握了技巧，后来有人一天能摘近200公斤，挣一百四五十元，感觉真是挣大钱了。苦了两个多月，往回走时，每个人都领了几千元，欢天喜地，好多女人还给家里买了新疆的褥子被子。那几年，倪套人把新疆当成了第二故乡。

后来就越来越好了，隆德在新疆建了好几个劳务站，一到摘棉花的时节就有人打电话，一打电话他就在这边组织人。方便得很。

王清杰说，现在坐车和原来也不一样了，火车上都有空调，一人一座，舒服得很。摘棉花的价钱也在逐年攀升，到了2014年，只要去的人都能挣两万多元。

王清杰掐灭烟头说：“我带你看几家人吧，这些人这些年就靠摘棉花把日子过好了。”

  出了村部，路两边的人家皆砖墙红瓦，门楼盖得很讲究。王清杰一边走一边敲门，高声大嗓喊着主人的名字。可是走了好几家没一个开门的。

王清杰说：“这几天家家都忙秋收，估计都上山了。”

正在观望，村东边突突突驶来一辆拉胡麻的手扶拖拉机。王清杰喊：“蒙向斌，让你媳妇过来一下。”

拖拉机停住，一个年轻女人从开拖拉机的小伙子身边跳下来。

“这是蒙向斌媳妇，叫许江鱼，从一开始就跟着我摘棉花。”王清杰对我说完，又把头扭向女人：“你给领导说说你摘棉花的事，放开说。”

女人看了我一眼，又看向王清杰，笑着说：“这有啥说的，把人晒死了，一到晚上蚊子能结疙瘩。”

我们帮着两口子缷了胡麻，许江鱼才开始坐在大场边上和我说起来。

“我跟着王支书和乡上干部到新疆摘了十年棉花，总算把难关度过了。”

许江鱼家有6口人，一个有病的婆婆，三个孩子。刚开始那几年，男人出门打工，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和老人看病的钱勉强能撑下来，后来越来越难，娃娃大了，婆婆的病一年比一年重。最后她心一横，就跟着大家上新疆摘棉花。

 “把不受的罪受了，两个月下来，脸晒得跟炭圪瘩一样。”许江鱼这样总结道。

可回家时领到钱，大家便兴高采烈。

“有一年两个月挣了一万多，回到家偷着数了好几遍，长了这么大，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钱。”

那年春节，许江鱼给全家每个人都买了新衣服，还给丈夫特地买了个二手手机，一家人欢天喜地。

正月十五村里还请陕西周至的秦腔剧团唱了五天五夜大戏。

许江鱼说，2016年以后，她就再没去过新疆。村上给她婆婆办了低保，大儿子考上了银川的六盘山中学，上学也不花钱，而且，退耕还林补一部分，乡上号召大家种“万亩油菜花海”吸引游客补一部分，再加上两口子打零工挣的钱，一家人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庄里过年唱社火，我还在台上演穆桂英呢。”许江鱼笑着对我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