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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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炳鑫
牛学智是当下文学批评界比较活跃的批评家。他为此务功多年，积淀颇深，以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富有创见的理论思考，赢得了文学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近年来，他的研究成果一部接一部。比如：由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到颇具“犀利”文风的《寻找批评的灵魂》，紧接着又出版了聚焦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的《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宏观反思60年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思潮得失的《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对目前文艺创作现状做出明确诊断并开出药方的《文化现代性批评视野》《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对当下社会分层之后所产生的流行文学价值进行质疑和审视的《当代社会分层与流行文学价值批判》，以及从文化现代性视角审视西部地域哲学文化及文学的《文化自觉与西部现代性》《文化现代性与宁夏地域文学》等。这些富有思想含量的学术成果，是牛学智近年来苦心孤诣，长期思考的结晶，哲学的锋芒隐含在文学的批评之中，批评之中又折射出他思想的深邃。
在70后的文学批评者中，从作品的数量来看，他并不算最高产的学者，但对于一位理论研究者来说，我以为惟其如此，才更见其用力之处。学智当过中学语文老师，那时就已经在全国大刊发表理论文章。学智长于思辨，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文论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西方现代理论的来源几乎都来自于西方哲学，因此，他对西方哲学、西方社会学、文化学等现代西方理论都有比较深入的研习，深得其要，由此造就了他的文学批评不走程式化之路，常游离于常规之外，形成了思辨性很强的杂语式批评风格。他的行文风格，长句较多，但那些长句，往往饱含丰沛的意义空间，如果不去细心体味，就会坠入他思辨的迷雾之中，甚至觉得他的理论有“读不懂”的嫌疑，而我以为这正是他的理论最能给人以启示和价值所在。他着眼于对文学本质实现的呼唤，以跨学科的知识修炼，打破了在既有的文学之内言说文学的批评规定性，把文学批评话语从传统拉回当下特定消费社会的语境之中，从而“衡估批评话语”的有效性，以其独特的文学理论视野，在“思想言说”的高度，进行人文精神再思考，从个人理论实践的自发阶段上升到理论探索的自觉阶段，理论的原创性与探索精神，在70后批评家中并不多见。正如著名批评家李建军所说：“作为成绩斐然的学者化的批评家，牛学智业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自觉的批评意识，强烈的现实感，严肃的求实态度，这些，是他鲜明的个性特点。”特别是他以“现代性”为始基，展开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展示了他文学批评的别样色彩，显得格外扎眼、醒目而卓尔不群。
下面，我试图通过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聚焦来展示牛学智文学批评的独有色彩。
一、对文化传统主义的质疑和批评
中国的文化传统主义存在已经百年有余了，它是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碰撞中产生的。通俗地讲，就是以传统为尊的一种文化主张，这种文化强调的是传统道德的力量，强调的是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夸大其作用，而对他种文化持有不同程度的轻视和排斥。考察中国文化传统主义的谱系，它由原初的“深闭固拒”到“欲拒还迎”，再到后来新儒学所持具的“有选择地吸收”。特别是在社会政治观方面,虽然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主义“承认现存社会秩序的不合理，承认政治变革的必要,但却把伦理、哲学、文化独立于政治秩序之外来讨论，视文化具有超越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而且只能依靠儒家文化的崇高精神，才能得到全部人类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①文化传统主义发展到现代，虽然对西方文明（特别是科技文明）表达了谨慎的有选择的借鉴，但它对儒家文化的借重和推崇甚至放到解决全人类社会问题的高度，可见其根深蒂固的优越感。
其实，如果往深处追究你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形塑的传统农业社会是无主体的熟人社会，每个个人都是别人监视的对象。那种虚假的岁月静好背后，其实是残酷的道德伦理。礼治之下的社会不需要法律，因为道德审判就可以杀人，就可以置人于死地。我们的法律一直不发达，是因为我们觉得有道德就足够了。道德可以让一个人死。鲁迅早年留学日本，他对发达商业社会人的自由和解放感同身受。当然，如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所言，经历了光明洗礼的人就不会习惯于黑暗，他才能发出“礼教吃人”“救救孩子”的呐喊。我们考察西方步入现代文明社会进程时就会发现，在西方现代文明的进化过程中，由于商业文化的强力侵入，成功地瓦解了传统农业社会氏族宗法血缘关系，使个体从温情脉脉的传统乡土宗法群体关系中解脱出来，从而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行为自由的主体。因此，他们的现代化转型相对来说就比较顺利。而我们就没有那么幸运，由于种种大家共知的原因，中国近代的工商业一直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没有经历现代商业文明的洗礼，传统农业社会遗留的痼疾就比较多。如今，面对现代化转型，我们所倡导的国学，继承传统文化，如果仅仅限于儒家封建等级制的政治伦理学、仅仅限于儒教奴化禁锢人的经世致用哲学、仅仅限于儒家定于一尊消灭个体的文化传统主义的话，那么，这样的国学和传统文化，必将成为中国人现代性、国家现代化巨大的精神障碍。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没有个人的，真正大写的“人”的确立，必须经历韦伯所说的“祛魅”和思想启蒙，必须经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在这一点上恐怕现在说改造有多成功还为时尚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祛魅不足，而复魅有余。
牛学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清醒的。他说，“传统文化”具体到文学及理论批评，对人的态度倾向于宗法文明形态或原始文明形态者，可称之为“文化传统主义”。②他指出：“现代社会”首先发端于并相对成熟的西方某些现代国家，现代理论自然还是西方某些世界级理论家的要比中国的更透彻一些。的确，从西方哲学的谱系考察来看，康德的出现，让“审美”这一文学的基本功能普遍化，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并成为文学不证自明的叙事前提。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文学艺术，它主要强调的就是审美。如果中国要回到传统社会，甚至回到传统宗法社会，那就有必要摒弃相对成熟的现代理论，回过头来膜拜中国宗法社会理论论述。因此，他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我们的文学要警惕从“国学热”中转来的那种“寂静主义”，更要警惕从“传统文化热”中拎出来的披着厚厚的民粹主义铠甲的“理想主义”。
当然，我们也承认，文学是审美的艺术，但在当下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分层加剧的时代，仅有审美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说这是对文学艺术功能的简单化，它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学的社会功能，这样的审美肯定是不真实的。正如施密特所说：“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①我们说传统或许优秀，古语可能智慧，但问题是时代已经变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曾经为中国人提供心灵安顿的传统文化，已经濒临分崩离析。我们不可能把心安在古代的农耕文明里，尽管那些典章金句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刷下仍然很亮眼，但却与现代社会难以水乳交融，更无力重整在社会骤然转型的失序状态中失魂落魄的心灵。时代和语境在变化，我们的文学同样也要变，这是个常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牛学智对当前的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一方面仍然照搬五四价值模式与话语方式，连语气也模仿得很像；二是彻底否定或者有意绕过“启蒙”俩字，主张就事论事、有一说一，从不漫溢边界。看起来这两路现象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它们产生于同一个知识胚胎，即高度认同“传统”。
在这个全球化和消费主义宰制的时代，真正的文学批评，一定不是基于“传统”的寂静主义和理想主义，它必须是批评主体对当下政治经济的话语现实进行更高一层次“文学性”的聚焦，并进行重新审视和严判的过程。
我们这代学人，在文学批评的学术研究中，如何论述我们的价值思考，特别是在纷乱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如何讲述我们时代的个体处境，在思想层面如何开启我们的批评叙事话语，如何参与历史进程并在深入现实结构内部反思现实秩序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呈现和表达我们的思想，应该是当下文学批评者需要认真思考并必须做出的选择。正如牛学智所说的那样，“我们前面有启蒙思想、现代性思想资源，我们身后、甚至弥漫于周身的有后现代性、娱乐至死主义者。那么，我们该如何转化前者，如何处理后者，也就是我们该如何在文学这个各种意识际会的平台上，突出我们自己对社会、现实，乃至历史的独立判断，并讲出我们的那个判断，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给这个时代留下的思想结果。”②在这里，文化传统主义无视现代社会对人的启蒙和主体性呼唤，无视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在性吁求，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对象。
二、对“向内转”与“内在性”消费主义的质疑与批评
“向内转”与“内在性”消费主义大体上是一个意思，不同仅在于前者是客观的意识形态诉求，后者是主观的人生价值诉求。说透了，就是逃避现实的极端个人主义人生观。这种“转向私人领域的能量的溢出”，是消费社会刻意张扬和塑造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所欢呼的“内在化”倾向，不是一种正常的大众需求的自发表达，而是消费社会有意识引导的结果，并将此当做人性满足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究其原因，一方面来自刺激经济发展的需要，“更主要的原因是可以借此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社会问题那里转移开。使人们逃避社会公共领域，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消费自由的代价是政治自由的丧失。”①
这种热切地关注私人物质享乐的“内在性”消费主义，在文学上产生的后果是：一种以戏仿、穿越、玄幻、解构、诗意、消费等为特点的新型文学大行其道。这种“架空性”文学的实质是“彻底地逃避社会历史和政治责任，或者体现出一种‘脱历史’‘脱社会’和非政治化之后的‘不能承受之轻’。”②而这样的文学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一方面是极度膨胀的消费主义和“娱乐至死”，另一方面则是极度萎缩的公共关怀和参与欲望。
与“内在性”消费主义相对立的则是“内在性生活”。“内在性生活”，是人在理性指导下的精神生活。它包括智力、情感和道德（信仰）。也就是你从精神上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作为一个现代人，肯定是一个有内在性生活的人。当然，只有具备“内在性生活”的人，才能成为现代的人，才能有效抵制“向内转”的意识形态吁求和个体化“内在性”消费主义的收编。
这让我想到了李泽厚先生，正是基于他对“内在性生活”的强烈感知，才把苏曼殊称作中国现代性“第一人”，才把鲁迅的《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称为现代的“孤独者”。他在追溯中国现代性发轫之源头时，对号称“佛门不肖弟子，民国第一奇人”苏曼殊诗作进行分析发现，五四前夜的苏曼殊在其“情调凄凉，滋味苦涩”的文学作品中传达的“近现代人才具有的那种个体主义的人生孤独感与宇宙苍茫感”，无疑是一个文人内在性生活的表征，他称之为“黎明至黯时刻闪烁出的一簇微火。” ③
在当代，一个作家的写作与有没有内在性生活，关系还是很大的。写作往往被看成是自我的表现，但这里的自我，肯定是具有“内在性生活”的自我。无此，写作可能仅仅是一种自然主义者的内心独白，那肯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这样的写作者可能连文学的门都没有摸着。“写作只有充分社会化后再回到自我内在性世界，在此基础上表现自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这样的文学，经验告诉我们，里面很少看到作者自恋的影子，也很少能体味出里面有发了霉的腐朽气息。”①
正是基于对当下社会语境的正确评估，牛学智在他前年出版的《文化现代性批评视野》这本著作中，通过对当下文艺创作不论是影视(比如对《小时代》《致青春》《钢的琴》等)还是文学艺术(包括网络文学)创作数量和质量的全景式扫描，得出了对这个时代文艺创作现状的基本感知，那就是作为经济主义价值后果的“小时代”，不仅是“市场经济人工哺乳的畸形自我”，“是时代锻造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自恋人格”，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改写并进一步具体化哈唯尔意义的‘内在性消费主义’的结果”②，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鼓吹的人所共需的成功故事、幸福逻辑和精神概念，知识分子的思想表达基本缺席。
文学创作如此，文学批评也并不比创作的情况好多少。牛学智善于捕捉和体察社会生活的脉动，并能正确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他敏锐地发现，一些批评家仍然沉迷于对自我知识的自信，沉迷于自我经验，时代的变化和转型在他们那里似乎是静止的。他们似乎仍然游离于这个时代之外，仍然沿袭固有的批评话语，语境的转换没有完成，批评仍然坚持四平八稳的个性化、个体化的经验表述，批评观念陈旧。比如，文艺不把个体人的处境放在眼里，不把日常生活列入艺术中心来考量等等。然而，当社会急剧转型、经济迅速发展，甚至当社会内部的阶层断裂早已发生、价值错位已经横亘在人们面前之时，被主流媒体所眷顾的个人经验反复书写，随物赋形的“心性论”盛极一时，这些风向都在指向同一个目标，即“向内转”。它所宣示的文学主张：文学就是写自我，从此获得建构。“向内转”、个体或个性化理论视角，实际上已经成了蛊惑阶层断裂、强化价值错位的一个理论武器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是形形色色、各执己见的个人视角、个人经验，毫不含糊，由此构成的批评话语就不可能透过文本，指向社会结构内部，指向消费主义所收编的利益共同体，就不可能成为有效言说现实的整体力量存在，更遑论其思想性了。
在这个时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理想是什么？我想，现代作家的写作，应当有勇气、有责任心面对全人类的苦难，追求和呈现那被遮蔽和被遗忘的真实；应当正视“价值错位，深层社会断裂”的现实，深入现实结构内部，挖掘不合理社会机制对人本质的异化；应当去捍卫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尊严，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好作品。而不是一味地“向内转”，一味摈弃文学的社会责任，将文学的功能缩减为自我的“浅吟低唱”和自我欣赏，自娱自乐。把自己变成为“内在性”消费主义者。我们的文学批评，就是要直面经济主义价值后果的“小时代”所出现的金钱拜物教和文艺的个体化“内在性”消费主义，要进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人文精神再造，从而在文艺创作中发挥批评的引领作用。
三、对批评回到“文学理论”或“文学自身”的质疑与批评
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把文学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三个类型。其实在当下，文学批评主要分为媒体批评和学院的职业批评两大块。学院派批评因其身后众多文科院校的教授学者和庞大的文科研究生而成为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也可以说占据文学批评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由于他们具有良好的职业学术素养和系统化的知识，持论平和学理性强。同时由于他们站在学术前沿，容易获得新的视野，捕捉到新的理论资源，从而具有引领批评导向的强烈欲望。但与此同时，正如蒂博代所言，这些职业批评正是由于囿于学院狭小的圈子和教授学者的特点，注定了他们的批评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他们主张回到“文学理论”或“文学自身”开展批评。在国内，难免就会出现西化的痕迹、研究方向狭窄、严重脱离现实生活以及“八股式”文风的问题。这样的批评文章讲求严整的学术规范，讲求行文的起承转合，四平八稳，这样的文学批评缺乏敏锐的艺术感觉，缺少鲜活的人文气息，不接地气，只能成为量化所谓的学术成果和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一纸凭具，对于文学来说意义不大。
正是基于学院派批评的不足和局限性，牛学智提出了批评是否该走出学科和知识规定性的问题。
他指出，当今的一些青年批评家，没有扎实的古代文论修养，没有穿越具体古代文学理论知识的自觉意识，更没有化古为今，古今转化的能力，更没有翔实的论证、大胆的跨学科知识，使之走向大文学的可能性，反而更希望自己的当代文艺批评，“能够尽可能具有所属艺术门类的规范知识——更规范，更学术，更术语化。不言而言，这样的批评，是当前硕博教育的产物。论述一大堆现象、征引若干理论流派知识，其结果就是为了把论文写得更像论文而已。”①这正如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所说的：“……在文化研究学者中，身体成了极其时髦的话题，不过它通常是充满淫欲的身体，而不是食不果腹的身体。让人有强烈兴趣的是交媾的身体，而不是劳作的身体。言语温软的中产阶级学生在图书馆里扎堆用功，研究诸如吸血鬼、剜眼、人形机器人和色情电影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题目”。“就文学论文学，以文学批评理论的既有规定性去套时下的文学现象和创作，历史意识和社会学视野基本上被这些精细划分下去的学科规定性所阻断。”②这样的文学批评，怎么可能将批评视野放到现实秩序的内层，怎么可能内在于社会生活，把握时代脉搏，获取更为精准的诊断呢？
牛学智在参加了一些当代文学批评的研讨之后，现场的切身感受对他的冲击很大。一些文学评论刊物近年来形成的主持人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回归“文学理论”和“文学自身”的最典型的表征，它彻底窄化了文学批评的场域和边界。
我以为主持人化肯定会变为专题化，而专题化的背后肯定是主持人化，其后果就是以人划界的批评个人趣味化。一切论评以主持人的个人趣味为是，任何有异于其趣味的论评均被阻断在其所主持的刊物之外，这样的学术生产，会严重窒息学术的思想氛围，何来创新和发现可言。主持人化的第二个后果则是“片面专业化”。学术单位和院校的“正业”“专业”这些词，在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的现代社会，它赋形的学科价值意义肯定是必要的，但对于一些如文学这样的社会科学而言，其过分强调专业性，就会滑向技术主义，而技术主义正是片面专业化批评的典型呈现形式。正如福柯所说的“知识-权力”这一套话语系统，专业化就会成为权力规训的代名词。也是目前学院“圈子化”，构筑势力范围和利益边界豁免权的通行证。对于一切艺术而言，我以为专业训练可能有一些作用，但主要还是靠天赋和个人的兴趣爱好。专业是工具理性的产物，专业概念背后是权力，权力话语，权力思维，这一套规定性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就等于将一个艺术天才判了死刑。这也是近年来学术圈子化，圈子学霸化，学霸利益化，利益私有化，所产生的帮派林立，划界而治，争头衔，争项目，争经费，资本逻辑下的群学乱舞。专业仅仅是这一切背后的一件光鲜的外衣而已。这也就是牛学智所说的“从门阀到学阀，再从学阀到门阀，上下阶层的流通渠道彻底被堵死，‘寡头化’学术话语体系终于控制了一切。”①
四、回到文化现代性
回到文化现代性，这是牛学智当代文学批评所出示的价值支点。
文化现代性是伴随着启蒙时代、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时代产生的一种自觉自为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诉求,它是建立在人的平等自由前提下的交往、沟通与对话，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通俗地讲，就是指真正意义上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人的“现代化”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一个指标。人是社会的主体，没有人的现代性，其他所谓的现代性都是伪命题。学者李欧梵以为，中国的现代性始于20世纪初期，“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对于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②中国的现代性正式登场，就在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上世纪80年代初，展开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话题被遮蔽了几十年。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人文精神”再讨论，文化现代性才真正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由文化现代性说到文学，文学到了当代“作为现实的一份证词”，是接续鲁迅关于人的再启蒙,接着向前走的问题，而不是“向内转”抑或“回归”——走回头路的问题。文学是人学,这是无需饶舌的常识了。现代文学的主潮就是现代主义,就是关注人的主体性，关注人的尊严、独立、自由与平等。因此，雨果说：关心人比关心什么人更重要。
就我对牛学智的了解而言，他近年来谈及最多也最为用力的研究恐怕就是文化现代性研究与批评。这也是我俩深以为然的学术价值取向。我们都从近年来发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中发现，现代性机制的缺席是导致目前社会问题丛生的根源所在。他曾多次和我谈及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不彻底和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不了了之，他深感到了“名义上的现代社会及其文化与主体性实际上的半封建化半宗法化之间的尴尬存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把从整体上再度唤醒文学的现代意识作为自己文学研究所践行的使命。从李泽厚先生所持具的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特有语境再出发，立足于当前社会现实，在“搞清当代焦虑和淡漠的要素”（米尔斯语）之后“接着说”。
现代社会是大写的人的社会，当代文学如果没有凸显人的主体性，没有人的发现与拷问，没有深入社会结构内部，揭示人的非人化生存，寻求人的解放与自由，还在传统农业社会特别是封建宗法伦理和宗教原典中寻求人灵魂的安托与救赎，这无异于催眠术和心灵鸡汤，不但语境错位，而且它会变成“社会的公害和噪声源”（朱大可语）。牛学智不但从理论上廓清了个体化、“内在性”对于现代人的本质要求，而且从当代文学产生的有代表性的文本出发，具体分析了当下文学创作现代性缺席的根本问题。
雷达可算是重量级文学评论家，在他生前就有很多研究他的成果被发表，他去世后不久更有《山高水长，风行草偃——雷达先生纪念文集》①出版。搜索浏览大量研究雷达的文章和这本厚厚的纪念文集，恕我直言，对这样一位值得好好研究和审视的文学评论家的态度，基本还停留在梳理、阐释、图解的层面，可以说那些文章加起来，都没有牛学智《雷达与当前“宏观批评”问题》②一文有价值。从牛学智该文中能清晰看出，牛学智不但更熟悉雷达文学评论思想，而且也更了解雷达的局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雷达的局限与不足不是站在与雷达同等高度或更低的位置能看清楚的，或者说审视雷达的文学评论思想，不能以雷达本人熟悉的那一套理论武器，必需用异质于雷达的理论、经验。而牛学智的视角和思想方法正是雷达所不自觉的文化现代性。所以，他的研究既让我们了解了雷达的宏观批评经验，同时也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到了我们自己在不自知中所堕入的“宏观批评”陷阱。同样的批评视角和思想尺度，当然也适用于长篇小说批评。牛学智在《当前长篇小说与现代性叙事的距离》③一文中，将当下活跃在国内文坛的三位知名作家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纳入他的考察范围，他照样看到了别人以一般性阐释或惯用的文本细读方法看不到的致命思想局限。
在读完《敦煌本记》后牛学智写道：“读完该长篇，合上书页的同时，也即是体验的终结之日，你不会与你当下破碎而无奈的生活取得什么必然联系。”在读完《北上》后他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近乎圣徒般的超脱何以见容于狼烟四起的残酷现实?”当他读完《山本》后下的定语仍然是“《山本》也没有写到当下。”最后，牛学智指出：“这里,我必须再三申明强调一点,以古代地方历史与民俗文化、以古近代地方地域风物、古近代地方地理动植物为写作对象,这本身并不是问题,漫长文学史、文化史、民俗人类史随便就可以举出很多这方面成为经典的例子来。成为问题的是今天我们的文学读者,是不是真缺这方面的虚构知识和经验?是不是真欠这方面的精神滋养?是不是现如今普遍性诉求需要回到浑蒙的、主客不分的、原始自然力说了算的时代?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那么问题来了。其一,我们究竟该怎样在新型城镇化所产生的阶层分化中自处与他处,也即剧烈阶层分化中有无故事?其二,我们究竟需不需要现代社会机制及现代社会机制对塑造个体化有何具体功能,也即在走向完善的现代文化过程中有无人性及价值冲突情节?其三，在当代个体的成长过程中,有无触及读者心灵的细节?”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文化现代性缺席的问题，就是文化现代性如何自洽于当代文学文本之中的问题。
他还对三位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的作品与鲁迅现代文学的经典文本对比分析，写下了《鲁奖小说与鲁迅小说》①一文，审视当下鲁奖作品的“现代性”阙如，这对当下文学圈子化之后所形成的写作、发表、获奖到自我确认、自我封神，以及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温水煮蛙式的自我循环——总有奖可获，总能在“大刊”发表，然后总会有新老评家无底线的鼓吹，而后意味着进入“文学史”的死循环，无疑是一剂醒脑提神的良药。
与此同时，他还将某些作家的写作作为西部文学的一个样本进行深度勘察，透过现象看本质，他看到的是西部文学的宗法传统。自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在东南沿海早已进入现代甚至后现代社会，但我们的西部文学还在因袭着传统农业社会的既有价值取向和叙事模式，以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其封闭的意识形态和长期形成的封建宗法传统的社会伦理，以其深固锁闭的守旧观念所持具的传统叙事话语，加之千古不移的行侠仗义、爱恨情仇，传达着亘古不变的陈年旧事。对于现代社会和信息时代巨大的社会变迁，艰难曲折的社会转型，大变革之中社会各个阶层人的价值裂变，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重构，社会伦理道德的毁弃与重建，等等，这些发生在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带给我们强烈命运冲突的巨大事变，我们西部的作家们选择的是熟视无睹，或者选择的是“回归”，回归传统，回归宗教，回归自然。
写什么与怎么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没想好写什么的问题，怎么写就无足轻重。文学创作何为的问题，首先是文学写什么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作家哲学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问题。我们老是站在现代社会的城头上，以一位凭吊者的心态看传统农业社会的转型，以一位传统文化遗老遗少者的复古心态来看现代转型下的娱乐大众，写作与现实的背离是肯定的。因此，你看到的他们的作品充斥的是对诗意乡土的挽歌，对宗教元典主义的盲目崇拜，对佛儒寂静主义的盲目追捧，对自然主义的简单拿来。这个现象说透了还是对文学社会功能的盲视。
人毕竟是一种精神动物，“人的内在有一股原始动力，需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而文学正是人类寻找自身存在精神意义的一种活动。在这个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正如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描述达到高潮时所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生活变得彻底非神圣化了。”在这个信仰被放逐的时代，人们急需安妥心灵的价值认同。在这样的时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理想是什么？从文学话语的维度上，要把心灵与现实的映射、对现实的独特发现构筑在今天与现实互动的文学话语里。在人的精神和价值维度上，要揭示经济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异化，对人进行形而上的意义建构，从而达到对人的“天性”及其生活境况和目标的普遍改造，这也就是我和学智所追求的文化现代性理论研究与批评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