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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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
王怀凌的“原州词”
王怀凌的诗有一种挺奇怪的嚼劲，抽烟喝茶晒暖暖，是诗，也是歌，是百姓日常，是文人情怀，也是公仆心绪。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潜意识中开始把文学和“干部”分裂对立起来了，似乎码字的作家和当官的干部之间应该是判然两别的，怎么可能兼容呢？其实，只要诉诸文学史，就发现这简直是太阳底下最大的偏见。
人是一种最具丰富性和可塑性的生物，从最悲观的理想主义和最乐观的悲观主义视角看，一个人可以既是一个农夫，又是一个“国王”，既可以在流水线上挥汗如雨，又能够在大舞台上曼妙起舞，既能够把四六对句的排比公文写得顺顺当当，也能够把三五亩的麦子一后晌割完，一个数学家也可以是小提琴演奏家，白天柴米油盐，下午琴棋书画，晚上仰望星空，等等。
王怀凌写诗，和放羊娃填词，和数学家编剧本一样，没什么可奇怪的。当然谈不上高尚，但也绝不违禁。反倒是我们这些所谓以专业身份出现的写字人、写作者，往往写出来的东西反而不如人家“业余”的那样好看受欢迎，难道不该虚心学习、面壁反思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匠气和机心的问题。王怀凌写诗和柳青、路遥写小说一样，既不是主业，也不是副业，而是一种人生经历的自然感发，是对时代和社会的一种诗性体验。
文以载道。文章只是做事的手段和凭借，像柳青、路遥这样有大理想、大情怀的人，他们把钢筋一样的灵动之根深深地扎进大地里，和勤劳朴实的老农民、劳动者一起挥汗如雨，终归为的是天蓝云白、人间值得。王怀凌的诗心诗情诗意，也就在这里凸显了其看似低吟无声，实则动若鼍鼓的厚实与苍凉质感。尽管看似不显山、不露水，就是坐在阳洼岗岗上点燃了一支“骆驼”烟。写诗的王怀凌一定要像路遥一样点燃一支过滤嘴香烟，才像是一个写诗的干部吗？可他又不能像路遥那样点燃一支与一般工薪阶层收入水准不匹配的高级香烟，或者也脚踩祥云，点燃一支像美洲豹一样做迅疾炸裂状的“吉狄马加牌”雪茄烟，也不能是一支像王老九那样农民诗歌里的“老旱烟”，或者像柳青一样拿着个烟袋锅子圪蹴在长板凳上……王怀凌就是王怀凌，一个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干部”型诗歌创作者，这样才不会有文学现场感失真的风险，才会有事业和诗歌本身“接地圆融”的现实。
王怀凌诗歌最醒目的标识应该是清醒，不是“人间清醒”，而是世间清醒。这种清醒有时候表现为大雨如注窖水清冽的先苦后甜，有时候表现为大雁南飞城头想你的怅惘之甜，有时候表现为铁马秋风啸萧关雁阵的腾跃之甜，有时候表现为针头线脑朗月稀星的旷远之甜，有时候表现为闲敲落花静候“提拔”的雅趣之甜。王怀凌从来没有贩卖过一种叫做“西海固”的以“苦”为苦或以苦为“乐”的所谓廉价乡愁或功能性乡愁。他就是写来自生命内部包括被大地磨破了的布鞋鞋底、被烟头熏黑的食指和中指指尖的体验。这些看上去“七零八落”的诗歌景象一点点一年年层垒起来，就是关于固原城乡、西海固大地的钟鼓齐鸣、无声长歌。
这种清醒源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市里干部”的中观生活。王怀凌的照片中不少的，或者给人印象最深的，都是坐在一个山坡坡上或者叫半山腰里抽烟，这极具象征意味。坡上的风景和坡上的视野，恰恰是最符合传统“中和之道”“中庸之美”的位置选择。诗歌或其他各类文学体裁在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中的位置也应该如此。“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优雅地低于生活”可以作为一面抵御疾风骤雨的盾牌，但生活本身的硬逻辑和诗歌本身的节律感，使得王怀凌必须保持一种从中观察、从中体验、从中表达的中观写作状态。
所以，他的诗歌可能在初看起来有些迷离倘恍，仔细品又似乎过于“接地气”，有务实型公文的洗练明快，有洞若观火、笑而不答的深沉感，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这是一种不太可能雷同和效仿的处境优势，既没有自下而上的哀戚与悲诉，也没有自上而下的高标与呼唤，就是一种平直道来又直指关节的言说与道白。可以冒叫一声，这些显然具备了不虚不隐特质的诗歌作品，是完全可以作为真实案例或者参考资料出现在有些比较重大的场合“桌面”上的，而且也会在事实上起到某种调谐环境氛围、推动具体事项得到快速“办理”或处理的效果。诗写到这份上，也就值了。
人能弘道。大大咧咧的苏东坡，当年有许多佛家朋友，说些脏话段子开开玩笑是经常的，对方却也都是不急不恼，大有人人都佛系，只是你随便、我随缘的好脾气。王怀凌写的诗也有这番气度，尽管表面看起来他似乎更入世一些，其实很佛系，是真的汇通儒道的那种在世间、爱世间、“保卫”世间的佛系，不是弄点串珠茶叶袈裟什么的“装”出来的。写诗的王怀凌，大约也是如此吧。
——读杨建虎诗集《致黄河》
大概是在1998年，我的笔记本里收藏着一份关于杨建虎诗歌的剪报，是关于延安的组诗。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固原，天是那么的蓝、水是那么的清，诗歌是那样的纯。
2022年9月，杨建虎的新诗集《致黄河》入选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重点文艺作品扶持项目，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开本、字体、行距、装帧、手感都非常漂亮、舒服，一点也不花哨、不矫情、不卖弄，书如其诗，果不其然。杨建虎在《致黄河》的诗篇中，着力表现黄河岸边人们的平凡生活和精神世界，显示出更为开阔的视野和精神向度。他未尝没有心藏猛虎，就像有的学者曾将古今中外多位知名学者和文人关于黄河的诗词歌赋汇编成册那样，成就一种高远正大的文学气象。可是一旦落笔，则一定是那些寻常巷陌、寻常人家、寻常事物，似乎有点儿话到口边留半分，似乎有点儿此地无声胜有声。从诗集《致黄河》中可以看出，杨建虎继承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把文以载道、言之有物、笔底含情作为第一追求，有一种历史意识的沉重感和生命体验的真挚性。正因如此，才能够有一种出入自如、接地圆融的诗歌实践。兴观群怨、言近旨远，诗歌样式的形态变化包括韵律要求等，是和时代的发展与人们的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杨建虎在《致黄河》中唱响了悠远而深沉的歌谣，就像他在《黄河外滩》一诗中写道：“一条大河，承载的历史宏大而深远/在黄河外滩，我独自穿越一座时光博物馆/想起少年时于河边饮马的岁月，也听闻/战争和英雄的故事飘上云端/那时，塬上积雪。追赶羊群的人/也在追赶荒原和落日”，这些诗句，追溯历史，表现人与自然、人与时代的关联，拓展出深远而广阔的境界。像路遥先生那样，始终怀揣着一个普通人应有的真诚、善良、朴实和勤劳。在土地上挥汗如雨，在劳动中发现爱和美，而诗歌正是这些劳动者最好的解乏剂和助眠药。大河奔涌，经久不息，惊涛拍岸，对于久在河边的孩子而言，无疑是如同母亲口中“风儿遮窗棂”一样美妙的“哄睡曲”。
杨建虎的诗歌，是生活的折光，是诗人眼中的世界、心里的歌声。这是诗人唱给母亲河的歌，久久回旋。从诗集《闪电中的花园》到《致黄河》，是不是一种“成熟”之旅？如果诗歌成熟的标准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那么，杨建虎的这本新诗集显然会让很多人懂得，会心微笑、开怀大笑。形式上的讲究和追逐，往往使得诗更倾向于歌的实际功能，反过来剥啄了诗所应有的那种不拘一格、收放自如。杨建虎的多首诗作，没有明显的韵脚，但是有内在的韵律。与《闪电中的花园》中多多少少还有些朦胧或雕琢的一丝丝痕迹相比，《致黄河》完全出乎自然、发乎本心，无形式之磕绊，却有性灵的抒写。
真水无香，这种抒写本身是平易而节制的。在西北，哪里都有春天，哪里都有羊群、落雪与阳光，以及卖玉米棒子的少年，可是来自西海固的杨建虎，现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城市银川，在致黄河的歌谣与吟唱中，却给出了一种非同凡响的宁静与安详。是的，在这里原来真有一种如同心脏跳动、血脉流淌，而无须引经据典、哲学思辨的安详。因为这安详，属于一辈又一辈黄河岸边的儿女，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劳动者，他们决战贫困，将荒地旱原变成塞上江南的奋斗精神，他们在黄河岸边的广阔田野里耕耘着心中的梦想。这些在杨建虎的诗中得到了细致而真切的表现。杨建虎的“黄河谣”是一曲对大地与生命的赞歌，只是诗人可能不愿意或不习惯使用的“大词”，却反而使得这种不那么时髦的写实性诗歌更显得深情而隽永。
——读樊文举长篇历史小说《大石城》
《大石城》写出了一种壮怀激烈。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家庭里所特有的那种慨当以慷和大义凛然，有起码的是非对错，也有内在的惺惺相惜，那种蓬蓬勃勃的苍天大地、皇天后土、阳光雨露所给予的生命质地的干净、明快和爽利、净朗。汉族、回族、蒙古族等多民族兄弟姐妹在西海固这片沃土上上演的悲欢离合、喜乐与共、生生不息，也浓缩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那一番动人历程。在一个似乎越来越平庸而呆板的阅读视野里，这种不自觉的宏大叙事和热辣辣的家国情怀，看上去多少有些另类的庄严，却也因此更显其珍贵，更具有西海固文学和宁夏文学特有的那种厚重与苍茫。是的，以《大石城》为例，更可见西海固文学和宁夏文章中始终不变的首要主题就是对大地和“母亲”的歌唱，红旗漫卷、信仰有光，向心向远、正道直行，是值得反复阅览的。
《大石城》有一种公文般的简洁、解说词般的明快。是的，字里行间首先能够看出作者相当厚实的公务文书起草撰写的功底，尽管作者本人可能还试图“掩饰”这一点。然而大量的民间传说、歌谣、故事等文学素材的运用，大量的口语化表达的采用，直接的如传统评书、四大名著或五六十年代章回体的《红岩》《青春之歌》一般的章节安排，从标题到内容，都在表明作者要用群众语言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同时，火石寨作为西吉、固原和宁夏乃至于中国西北地区著名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民族团结兼备的风景名胜，本身就自带流量，需要一种更具张力和精准画像的文学解说，《大石城》中不时闪现的风景描绘单独“拎”出来，完全可以成为独立自足的可以“武装”导游的景点解说词。
不管公文或公文类文字，还是景区景点解说词，最根本的特征是两个字“服务”，对上对下、于国于民，都要着眼于一个“用”字。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天的小说文学性的标准，早就应该超乎所谓“纯纯”的朦胧和晦涩，以让人看不懂为能事，而是要以平易近人和明白如画为首要追求。好小说要让读者不累，要把读者当朋友、亲人和知己，立意构思、文字表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成品之后则要如泣如诉、如话家常，看看任继愈、张岱年等国学大师们的讲座、文章，哪一个不是用平常话说真道理呢？《大石城》也具有这样的文字追求。
《大石城》有一种书写大历史的自觉。从州县吏到九五之尊，从羊倌到“老道”，从义士的兄弟情深到“叛徒”家人的惊天壮烈，形形色色的人物，各式各样的情感，情理之中的、意料之外的，都有牵连瓜葛、各自好看，在丝丝蔓蔓中露出各自身份所属的那种俏皮与可爱。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未必如博尔赫斯所悲观描述得那样“就像水消失在水中”。而是各自以不同的面相和表现，在个体和社会、文明、国家演进的历程中留下了或深或浅值得铭记与描摹的厚重一笔。“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以大历史观写小说，会有平静凝视和平权相看的舒服之感。高原莽莽、长河奔流、人声鼎沸、深情款款，正是无数个胼手砥足、肩扛手提、汗滴入土的人们，创造了这壮美的山川、富饶的土地、肥美的牛羊、动人的歌谣、繁荣的城乡，《大石城》在看似平静的叙事中让众多的平凡人走出山坳、走向梁峁、抵达殿堂，以日神的宽广胸怀和酒神的诗意盎然展现出浩瀚阔达的生民群像。某种程度上，每个西海固人、宁夏人乃至于西北人、中国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毫无疑问，像任何一部试图展现一种恢弘的历史小说一样，《大石城》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短板，但是，这种相对朴拙而留白的表达却具有小说或文学“专业户”所不具备的那种扑面而来的质朴之气。内收“内敛”与外在外化本身是可以兼而有之的，无所谓孰优孰劣，正如同大历史与小人物也可以相视而笑、古时候和新时代都能够如夏花般灿烂一样。
那么，捧起书来，慢慢走，欣赏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