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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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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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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下一缕孤烟

太行山下一缕孤烟

作者:刘文祥

二姐走了,在举目无亲的的异乡,化作了一缕孤烟,化作了黄河浪涛里溅起的一滴水花,化作了太行山下一声经久不息的哀鸣。望着耀眼的天空中渐渐飘散了的青烟,我仿佛看到姐姐那不舍的目光,看到姐姐那衰弱、无力抗争的身躯里饱受的痛苦、凄凉,我的眼泪再一次流了出来。

最后一次见到二姐,是两个月前。那一天,我接到姐姐的电话,但电话里传来的却不是姐姐的声音。一个带着很重的外地口音,在我耳边大声叫道,你是小毛吗?你姐病成这个样子,咋不来看下。什么?我姐病了?我不知道呀!这时,我已听出是谁了。我认得她,她是我小学同学的继母,也是我姐的好朋友。她们是一同从江西迁到河南去的。我的心咯嘣了一下,姐的病一定很严重,不然,不会叫别人打这个电话。我紧张地询问了情况后,便掛了电话,急忙与姐弟们联系,并要小弟统一买好车票。第二天,我和大姐、小妹、小弟四人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几经转车,晚上九点多钟,抵达河南三门峡市。一出车站,便有凉意袭来,时值四月天,北方的气温比南方低,尤其在晚上。我们顾不得饥饿和迎面而来的夹带着雨灰的冷风,我双手抱着身子,急匆匆地坐上的士赶往姐姐家。

见到姐姐的那一刻,我整个人懵了。橘黄色的灯光下,她是那么陌生,那样苍白、弱小和一脸的呆滞,简直就像一只毫无生机的塑料娃。如果不是姐姐一个个地轻唤我们的名字,听着姐姐那熟悉、真切的声音,我怎么也不相信,躺在我眼前的就是我的姐姐。而除此之外,她的脸型,她的五官……我已全然认不出来了呀!姐姐说,她现在的体重只有50多斤!那一瞬间,我的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哽咽难受。我急忙走出来,到另一个房间,看望姐夫。姐夫前几年也因脑梗而行动不便。此刻,他见我进来,躺在床上伸出已变了形的手,望着我,竟像小孩般地嚎啕大哭。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从眼角汹涌而出。是呀,如果姐姐再倒下,这个家该怎么办!我握着他弯曲的手指,回头看了看跟在我身后满脸疲惫的37岁尚未成家的外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二姐患有内风湿关节炎,已好些年了,只知道一直在服药,但身体其它并无大碍。每次有电话联系,问到她的身体时,她也总是说,还好,还好。而我也粗心地认为,内风湿关节炎,是一种很普通的病,不会有什么事,注意调理保养就行,并没有太在意,也没有去过多地关心和问候。

姐姐一直以来靠经营早点摊子为生,这些年身体病了也依然坚持着。姐姐的早点生意做得很火。也许是人缘好,也许是姐姐做的早点里掺了点江西的口味,每天上午十点多钟还有人专门赶来吃姐姐做的面食。旁边工地上的民工也大多都在姐姐这儿吃。所以,头几年,姐姐因忙不过来还约了小妹去帮忙,后来妹夫也去了,却不知为何,他们只做了一年就回来了。

最终,姐姐还是因为身体吃不消不得不把经营了好些年的早点摊子关了。关掉早点摊子,家里的收入就只有姐夫一个人的工资了。一个人要养四个人,而且那时,两个小孩还在读大学,用钱就像流水一样,孩子将来还要结婚、嫁人。一想到这,姐姐又坐不住了,她又去了一家超市做事,虽然收入低,但至少可以补贴些家用,也比自已一个人每天起早摸黑摆摊子要轻松许多。

姐姐一共回来过三次。一次是小弟结婚,一次是她家婆去世。最近一次回来是五年前,也是因其家公病故才回来的。那是一个冬天,姐姐穿一件暗红色羽绒衣,围着一条花色围巾,头带帽子,把自已裹得严严实实的,好像怕被人看见似的。她说,南方太冷了,刺骨的冷。边说边把手放在嘴前吹着热气,一张褐色的脸粗糙且显得有些微肿。我急忙从床底下取出取暧器,插上电源给姐姐取暧。从外表上看,姐姐已完完全全是北方人了,包括说话的语气都像。我问她,脸怎么有肿?而且细看,脸的轮廓有点变形。她说是吃那该死的药引起的副作用。能不吃吗?她说,不吃痛得难受。我说,要不回江西来吧,在一起也有个照应。我总觉得姐姐长期服这些有激素的西药来维持不是个事,它根本是治标不治本。如果回来了,大家可以看情况出出注意。比如,用中医调理是不是要好些,或是吃些土方子等。(其实,这些话我曾在电话里反复说过。)当时,只听见姐姐说,回不来哟!为什么?是因为经济原因吗?我们兄弟三可以养你的。二姐没吱声,当时,我看到姐姐的眼里有泪花闪动,但很快就被姐姐一个顺手的动作抹去了。

我知道二姐不愿回来的原因,不是经济问题。姐夫在电厂的工资足可以养活她。那时,姐夫还没退休,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女儿已为人妻,为人母,儿子大学本科毕业,也完全可以自食其力。若不是姐姐得了这个病,日子应该还过得去。姐姐不回来的原因,曾经在电话里闲聊时有意无意说起过。她说,我回去,按农村习俗,将来死了埋都没地方埋,我是嫁出去了的人呢。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姐姐没有说,那就是姐姐很爱面子。姐姐离开江西快有三十年了,她是不愿就现在的样子出现在亲朋好友面前。那次回来,除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她哪里都没去。她说,去了,人家看我这样子,吓人,丟人!

在家里,姐姐排行老二,尽管她是我们这个家庭里降生的第二个女孩,尽管我们的父亲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但与大姐相比,她受到的轻视要少得多。特别是长大后,父亲反而对她疼爱有加,只要她提出买什么,父亲一般都会满足她的要求。只是,父亲常常会自言自语道,她是个男孩多好呀!我能想像得出,父亲心中的无奈。如果她是男孩,父亲内退的指标一定是给她而不是我。

姐姐年轻时长得好看,而且性格开朗活泼,家里因为她,增添了不少欢乐。这也是父亲喜欢她的原因。

姐姐喜欢唱歌,她出出进进,嘴里总是哼着小曲,尤其在洗碗,或傍晚剁猪草时,姐姐的歌声,如翠鸟弹水,在金色的黄昏下,在铺着鹅卵石的巷子里久久回荡。记得小时候,每天早晨起床时,无论母亲在大厅里叫多少遍,姐姐总是要唱几首歌才肯起床。除了大姐早早地被母亲叫起来做着家务,我们几个都是被姐姐的歌声吵醒的。然后,跟着姐姐一起唱,唱沙家浜,唱红灯记,唱洪湖赤卫队,很多当时流行的样板戏里的歌就是小时候跟着姐姐学会的,到现在都没有忘。在乡下,只要姐姐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有她的歌声。说来也怪,姐姐虽然没读什么书,小学没毕业,更不懂乐谱知识,但一首曲子在她手里,她看几遍,竟然能哼出个八九不离十的调调来。所以,姐姐理所当然地成了生产队里的文艺骨干。

那个年代,乡下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平日里,也就是放映几场电影,还要跑到四、五里之外的村庄去看。轮到本村放映,一年最多也就一、二次。只有到春节期间,由各村组织的文艺队,在乡与乡之间巡回演出,才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那些日子,我们天天可以看姐姐在台上表演了。记忆中,姐姐演的角色都是不让须眉的女英雄,像阿庆嫂、铁梅、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姐姐都演过,而且演得活灵活现,英气逼人。因此,四邻八乡的很多人都认识姐姐。当然,也少不了有男青年追姐姐的,其中有一个男青年追得比较紧,我还自告奋勇地去这个男青年家当过一次侦察员,但最后还是被姐姐拒绝了。

然,自从姐姐结婚后,我就再也没听到过姐姐唱歌了。也许姐姐的婚姻里注定没有歌声!

婚姻讲缘份,人生有定数。假如姐姐当年在乡下成家,或是没有远走他乡,她的生命会不会有另一番景象呢?

父亲是电厂职工。那些年,父亲单位上为了拓宽河床曾多次组织家属到厂里挑沙石。多少钱一方,我已记不清了,但一个月下来,可以赚好几百块钱。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母亲、大姐、二姐都去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二姐认识了姐夫,而且很快便坠入了爱河。姐夫也是电厂职工,他父亲和我父亲关系还不错,当俩位老人听说他们的事后,俩人都哈哈地笑着说,没意见,没意见。对这桩婚姻,家里人都很赞成,毕竟是一个农村姑娘找了一个吃商品粮的,还是国家正式职工,而且长相也不错。唯独我有不同看法。我以为,这种结合,不光是他们自身有差距,担心姐姐将来会受欺负,重要的是将来出生的小孩会有诸多麻烦。按当时的说法,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小孩属于“黑人”,“黑人”是无法上户口的,而没有户口,在那个年代,上学都困难,更不要说长大后参军就业等。几年后,姐姐也正是为了能给两个小孩解决户口问题,才随姐夫举家迁至河南的。

河南,是姐夫的老家。虽然,姐夫打小就随父母来到南方,但那毕竟是他的家乡,毕竟有熟悉的语言。而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姐姐来说,却是那么陌生、遥远。我不知道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时,姐姐要下多大决心,而迁到那里后,姐姐又受了多少苦。那种背井离乡,举目无亲的孤独感,那种生活习惯、生活环境的不适应,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们谁也无法体会。但为了孩子,姐姐还是走出了这一步,从此与家人天隔一方。

而我们这些做弟妹的,这些年又给过姐姐多少心理上的慰藉呢?每每想到此,我的心如刀割一般,尤其在她病痛的时候,在她躺在病床上一个个无助的日子里,哪怕多一个电话,多一句暧语……没有,我们没有,我们都在各自地忙碌着,我们都在以忙碌为借口,而忘了在千里之外,还有一个至亲的姐姐正在忍受病痛的折磨和对亲人的思念之苦!

生活很多时候都是在捉弄人。据说,姐姐迁走没几年,姐夫原厂里的政策就有所松动,孩子不仅可以落户,还可以读本系统的技校。与姐姐的孩子上下年纪的,大多去读了这个技校,毕业后都安排在电厂工作。而更令人无奈的是,姐姐到河南后,小孩的户口并没有像当初所承诺的那般容易,最后还是花去了姐姐的全部积蓄,才给小孩落了户。再到后来,上户口就没有那么难了。

茫茫人海,能相遇,原本就是缘,能为手足,更是前世修来的福!可我们并没有好好珍惜今生的相见。我们聚少离多,我们千里相隔,姐姐留给我的记忆大多是少时的画面。如今,姐姐走了,走得那么匆忙,走得那样不甘,群山垂泪,江河呜咽,世界之大,我再也找不回我的姐姐了,我只能祈求来世,让我们来世相见,让我们来世再续姐弟情缘!

愿姐姐在天堂无病无痛,再无烦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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