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跟我提起过,在他儿时这里曾有一头特立独行的猪。这头猪凶得很,没人兜得住它。父亲却对它有特殊情感。
它是一头本该被劁掉的公猪。正是因为它与众不同的活动能力,指导员们那它没办法,只能放下它,朝其他懒得动的公猪去。
即使是这些猪为了长肉,这些人为了谋生,兀兀穷年没有一点福利,他们也从不抱怨。
父亲说,那头特立独行的猪学会了汽笛叫,每当劳工们听到它的叫声,就赶紧离了工作岗位。兴许是年纪大了,分不出这头猪的叫声与真汽笛的差别,错误地提早下班了一个半小时。
害,上级认为这头扰乱公务的公猪,是应该被处罚的。于是联合镇上的人前来“缉拿”它。
幸运地,这头猪飞快地跑出了人们的包围圈。人类对抗猪的故事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多年后,父亲又看到了那头猪,可这次,它的獠牙不再允许父亲靠近。过后,父亲一直心心念念它,可是它却无影无踪了。
父亲跟我说的这些,我从一本书上看到过,不辍的,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我只当父亲看过以后拿我讨乐子而已,并没有认真。
父亲后来跟我说,这个故事是从一本报刊上看到的,让我不要信以为真。他真以为我被蒙在鼓里。可是,这个故事又令我振聋发聩。
事实上,这个故事只取了原文一小节片段,却已经很精彩了,它也很是令我头疼。
为什么猪和人那么像?这不是一头猪,这是一个人。
不辍的,这是一个没有失去自信心的人。在没有失去自信之前,每个人都可以是优秀的辩论者。
我却业已失去了自信。
故事很长,且听我娓娓道来:
小时候,我们家很穷。
家里有四口人,房屋是漏水的,父亲是拿着低保的。可以说,那段时间太黑暗了。
四口人全凭每月的低保生活,即使是在乡镇上,也是租房子在,每月光房租就会用去一半以上的钱财。父亲母亲习以为然,仿佛早已司空见惯。
我也顺了他们,从没有抱怨过。
仲夏夜,租住的房子里有着“滴答滴答”的落水声,随着雨势的加大,有时甚至要在屋顶加层塑料布来,才可以防雨。
这使它夏夜里很凉快。
事实上,有时在那屋子里,躺在亲戚送的床上,看着十年已有的电视机,还是很安逸的。
然而,令人心烦的事也总是在仲夏夜发生。
凌晨,本来该早早入睡的我,一直被奇怪的响声吓得睡不着。
有时,我会叫醒父亲。他只会不耐烦地让我早点睡下,其他不闻不问。
我只能彻夜彻夜地睡不着觉,因为屋顶有层布的原因,这种声音就来自于老鼠对那层布的撕咬。
好在,后来胆子大了,对这些事情,也就司空见惯了。
印象深刻的,小时候,和父亲在街上走。
土话讲,今天叫做“赶场”。
本来随父亲出来是少有的,心情很不辍。
直至在半路上遇到了随地大小便的人;在地上一丝不挂,平躺着安之若素的人;讨价还价,不断上演着“精益技巧”的人。我才心如死灰一般,对世事无趣。
最好的事情是,遇上一些骑马的彝族汉子,高扬着双手,飞快驰骋时,纵使我只能在地上看着他“飞”,心也早已像是跟着他“飞”走了。
他们的马,总在市集上,那是没有允不允许的说法。事实上,那段时间,是这个小镇最辉煌的时候。
每当汉子们策马奔腾,扬起飞沙走石时,一定会有不少少女在一旁偷看着,她们也许早早把芳华许给了他们。
不过,在好的事情也是有弊端的。
有时候遇到一些不讲理的彝族老汉,就会随意辱骂他人。实话说,我的父母最恨这些彝族人。
在我父母还是无业游民时,他们就多次欺凌过我们,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后来父母开了个小杂货店,他们也多次来打扰父母的生意。好多次他们的故意找茬,都令小时候的我心惊肉跳。
令我最不满的事情,就是父母总会遗忘我的生日。
六岁时,我的生日被他们搞忘了。我本以为他们无动于衷只是想给我个惊喜。结果到了第二天他们才想起我的生日过了。
他们没有道歉,只是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给懵懂的我带来的极不好的体验。我也只是一笑而过,毕竟父母也不容易。
七岁时,他们同样忘了我的重要日子。这回我直接挺起高昂的胸膛,指着他们问道:“今天不过生日吗?”他们回:“过谁的生日”。我的气焰一发不可收拾,直接火冒三丈问道:“还有谁的生日。”他们才恍然大悟道:“哦,事情太多,搞忘了。明年给你过”。我听后大哭起来,认为我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他们却不管不顾,只撂下了一句话:“谁给我们过过生日?”我顿时哭不出来了。对啊,他们从来没有过过生日。我怎么能这样自私?
害,就是这样,记得以前我挺自信的,如今我的棱角早已被岁月磨平,没有了城里娃的自信,于是我就和那头猪一样了。
或许说王尔德的巨人守护的不是花园,而是他自己的孤独,我也一样,守住了心灵的孤僻,才能有灵魂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