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 窑

              雷战杰/陕西

我的故乡在渭北贫瘠的半山区地带。在我小时候的所见里，故乡人都住在土窑洞里，无论家道贫穷还是稍宽余。

故乡人都把土窑洞叫“土窑”。我家的土窑和全村各户一样，处在沟崖边上。祖辈借着坡势生生的在斜坡上直切下去，挖成了大小不等的五孔土窑。一座简陋的木门朝着正南方向，门顶上前后不到两米的几缕青瓦，固定青瓦的草帘杂乱的从瓦片中硬挤出来，像被困迫已久的树根奋力挣脱。两侧底矮的土墙和门形成一个扇形，像母亲两只手臂随时为年幼的我阻挡来自外面的侵袭。院内一口水窖、一口大水缸，辘轳的把手常年轻轻的晃动。土窑分别是爷爷、奶奶和他的四个儿子的全部。我记事起，便觉得窑面就是土窑的脸庞、围墙就是它的臂膀、窑顶就是它的头顶。那时的它已不再年轻。

当院墙外的树枝开始发芽，它的脸庞、臂膀和头顶都会长出些许草儿，甚至有树根冒出来。整个院子便忙碌起来。身强力壮的男丁们在爷爷的指挥下分布在它的各处，细细的清除、平整。女人们拉着幼小的我们在院子中央细细端详。奶奶像往常一样迈着三寸小脚，用一片小布包裹着能拿得出手的吃食走出院子。不一会儿就有邻居或抱或牵、甚至连抱带牵着头发乱哄哄的孩子，还有后边跟着的一拥而进，他们的手里都拿着一个或半个煮熟的红薯或黄的透亮的玉米面馍作为回赠。一整天爷爷、伯伯和父亲没有停歇，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迷迷糊糊睡去。第二天我们便从各自的窑洞中蹦出来，七八个孩童聚在一起，好奇地打量着干净的它。邻居们饭后也陆续进了院子，赞叹声不绝于耳。这时候孩子们聚在一起，有的上衣没过了膝盖，有的脚趾露出鞋子前的破洞，裤腿也长短不齐，但大家的面色都大同小异--黑中泛黄。大家各自啃着手里的吃食，不时又看看别人手里的。我对于幼年饥饿的记忆是深刻的，直到背馍上初中时，每次都会看到布袋最下面有一两个白面馍，那时我觉得上学是天底下最好的事情。院子里，奶奶和儿媳们一边纳着鞋底，一边随时起身拉扯着一不注意就会扭打在一起的孩子们。这时土窑像个慈祥、宽容的老人，任由我们在它的怀里折腾。

盛夏到来，我能时刻感受到它带来的快乐和神秘。土窑里的土炕宽大，炕一侧的小洞里塞着一两个用泥捏成的哨子，我不时拿出来吹两声，只有“呜呜”声，谈不上什么音调。早上睁开眼，泥哨要么就在我的耳朵旁，要么攥在手心里。夏季是不用被母亲打屁股叫起床的，不知藏在哪个角落的蛐蛐、蟋蟀代替了母亲的催促。院子里太热，“藏猫猫”便是我和堂兄们最爱玩的游戏。因为土窑里出奇的凉，我们不会像父母那样在田间被晒得黝黑。五岁那年，我第一次藏进了爷爷奶奶的土窑，我在它的大厅里竟然无所适从，里面竟然还有窑洞，而且里面的小窑洞里还藏着更小的窑洞，那里虽杂乱，但放置的物品分类却很细致。稍微长大后才知道那里就是一个宝盒，不仅是爷爷奶奶的住处，也是灶房，同时还储藏着一年的粮食。这里像谜一样困扰了我很多年，以至于上初中后，我曾一度固执地认为，八路军的地道战是受了北方土窑的启发。六月时分，蝉竭力的嘶鸣、大人们的笑语和我们不时地尖叫，在土窑的头顶聚集。麦穗在这里被一遍一遍摊碾。男人们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木杈木锨，偶尔也会停下来捏着几颗饱满的麦粒，像抚摸自己的孩子。女人们摊几张煎饼作为对丰收的庆祝。我们时而出现在麦垛后，时而出现在碾场的牛背上。但也有几年，全村的男人女人们脸上没有了笑容，那是有两年连续干旱，有一年麦子收割的前两天下了场大雨。处于旱塬的土地全凭老天的赏赐，连续的干旱、洪涝甚至一场不合时宜的大雨，足以让人们一年的辛苦劳作收效甚微。这时我们自然也吃不到了煎饼。两个堂兄没眼色的大声嘶叫被大伯打了屁股。这时的它也无能为力，干旱时贴着它全身飘舞的浮尘与人们一样焦灼；洪涝时任由一股股浊水倾泄它的全身，我能感受到它的无奈和抗争。

秋季伴随着一家人的笑容悄然而至。它的头顶顿时热闹起来，头顶上栽着的玉米快熟了，我们穿梭其中，运气好时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串串的野葡萄，时而还有背上三色的松鼠碰到我们的脚面。记得最清的是它的头顶西侧靠近沟畔的地方竟然长有一棵桃树，它几乎有一半的树冠悬空在深沟一边。大人们已做过警告，所以我们几个小的是绝然不敢靠近的，只能由大一点的堂兄用带着倒钩的树杈摘一些分给我们吃。虽然大人百般叮咛，但还是有一个堂兄在采摘时没有抗争过树枝的挣扎，几来几往，一不小心掉进了深沟里。大人们一个个沿着窑洞门前的几近直立的陡坡冲向沟底，不一会儿竟然是堂兄走在前面，大人们跟着后面回来的。后来听母亲说，当大人们还没跑到他掉落的地方，远远看见堂兄竟然自己站起来，像没事人一样朝着人们傻笑；大人让他甩胳膊甩腿，竟然活动自如，结果只是发现他脸上扎了几个野酸枣刺。这个时节，我们个个都鼓着肚子、脸色白里透着红。爷爷奶奶经常让我们几个孩子站成一排，撩起上衣，摸摸我们充满了野果的肚子，他们脸上的那种欣悦的表情是最难忘的。大人们好像也有干不完的活，使不完的劲，最大限度地把每一粒粮食筛捡回来，供一个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度过漫长的冬天。

冬天实在太难熬了，浓冽的西北风冲向渭北平原的各个角落，眼尽处一片暗灰色，处处瑟瑟发抖。没有了昆虫的鸣叫和小动物的欢快，更没有了树荫的遮挡，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抗寒上。穿着开腔露怀的棉袄，几个堂兄的棉袄上都吊着黑灰色的棉絮；穿棉衣必须始终两手抱臂弯腰，否则胸口则难以遮挡；我们两个稍大一点的堂兄经常性地护住了胸，腰的半截就得任由寒风拍打。棉鞋没有新的，都是由大到小逐年传递下来的；棉鞋由于逐年轮流的缘故，根本无美观可言；它是最不能防水的，否则脚底很快就感受到冰渣子的存在。七八个小孩儿抱团取暖是不用大人组织的，早饭过后，都会自觉的挤成一排半躺在土墙下接受太阳吝啬的洗礼，这时土窑的臂膀像母亲的怀抱一般温暖。比寒冷更难熬的是深冬的饥饿。靠天吃饭的贫瘠地带，加之人口又多，进入腊月能勉强吃饱已经是大人们精打细算的结果。我初中三年的食物都是老三样--馍、辣子、咸萝卜，以至于落下了困扰我至今的胃病。初三那年，母亲包了顿饺子，让两个妹妹步行十多里路送到学校，我拨开一层一层的包裹一口气吃完。那天下午我没能上课，害得老师给我揉了半天的肚子。面对这样的光景，寻找食物几乎成了一大家人唯一的忙活。父辈们出去找些零活，不论工钱管饭就行，有时能带回来些粮食就更欢喜不过了。女人们四处搜罗，细细安排。堂兄们经常带着我在沟沿和沟底转悠，有一次凑巧找到了松鼠的窝，扒开后竟然有一小堆玉米。大人们夸我们能干，我们成了邻居们教育自己孩子的榜样。在那充斥着寒冷和饥饿的日子里，我能感受到呼呼的北风里夹杂着土窑的悲凉和倔强。

进入九十年代，已到外地上学的我回家，那时爷爷已去世，伯伯、堂兄们如炸开的黄豆各自散落别处。唯有奶奶不愿离开这里，常年坐在门口的石墩上，一遍一遍搓着手里的麻绳。土窑和奶奶面庞的颜色、佝偻的身躯融为一体。数年后，奶奶去世时，全村几乎人人出动，人们把“宽厚、仁慈”的美誉送给了她。可惜奶奶永远的走了，这里只剩下了土窑静静地守在原地。

如今我站在土窑面前，如同久别的游子，看着它散乱的头顶，扭曲的面庞，没入黄土的双臂。它在酷暑寒冬、雪雨冰霜中受到无尽的侵蚀和摧残；它在日月轮回、星辰更迭中经受着冷落和孤寂。它来自故乡无言的黄土地又将终于这里，一切悄无声息。

每次回家，我都会带着儿子来到土窑面前，让他知晓故乡人在这里的过往。前两天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谈起文学时，建议我在坚持阅读之余，应该独处思考以便提升思维高度。儿子的话音未落，我立马就想到了故乡的土窑洞。它无声地记录了故乡人世世代代的悲喜岁月，好似一本哲学巨著陪伴和点化着从这里散落各处的故乡人。故乡的土窑前一定是我独处思考的最佳去处，没有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