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叔

狮子叔是我对他的称呼。他姓冯，狮子是他的曾用名，至少在高中以前一直都是这个名字。但至今全村的老人们对晚辈说起他时还一直习惯称他“狮子”。

我对狮子叔的父亲还略有印象，但我总觉得他是个怪人。他个子高但不驼背，满脸褶子的瓜子脸，怪就怪在他后脑勺留个小辫子，而且常年不在家住。被全村人称为“老秀才”，至于谁最先开始这么叫已经没人说得清楚。在我最早的记忆里，他在一片空旷庄稼地里搭个窝棚，看起来随时会被风刮走，被雨淋塌，种几窝西瓜。他好像根本就不属于这个村庄的人，最后他死在了那个窝棚里。狮子叔的母亲是个瞎子，我叫她瞎子婆，她的瞎是天生的，经常一个人踮着脚尖来我家串门。小时候以为她稍微能看见东西的。

狮子叔在兄弟姊妹六人中排行第三。因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狮子叔的大哥20多岁时便带着二弟和年仅十二岁的四弟去了铜川煤矿。直到有一天，一辆全村人都不曾见过的大卡车载着一车煤架着在一副棺材开进村里，原来狮子叔的二哥在矿难中被砸死了。在那个正常家庭都终日将吃饱饭、穿件能遮体的衣服作为最大目标而奔波的年代，缺少了一个青壮劳力对他们家来说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我上小学时，狮子叔已上高中。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对他的印象最深。他好似从来就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熟饭。有一天，他畏缩地走进我家窑洞，母亲正在做饭，知道他肯定还饿着肚子，便招呼他坐在炕沿上等一等。当父亲一碗滚烫的面条放在他手里时，他无视了碗周围漂浮的雾气，狼吞虎咽起来。我经常见他大口啃着没有擦净的生红薯，他拖着一双开口的黑色千层底的粗布鞋，稍驼着背低头前行，但脚步比同龄人要快许多。冬季他脚上开口的棉鞋，拖拉着棉絮踏在厚厚的积雪上吱吱声中透着杂音，像小动物呼哧呼哧的喘息。狮子叔的心里是否流过泪我不知道，但稍懂事的我曾对母亲说，冬天看着狮子叔的鞋我都觉得浑身发疼。已记不清有多少次，我站在沟沿上看着狮子叔背着冷馍，穿着那双鞋沿着陡峭的小路吃力地翻过村西边那条沟，去往几十里远的学校。

每当看到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说到孙少平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丙等饭菜，泪水就会浸湿我的眼眶。我上初中时，时光刚迈入90年代，我和大多数同学的主食就是冷馍、辣椒面和咸萝卜。狮子叔上高中时正处在80年代中期，他的学校饭菜是否分等级我不太清楚，但他的脸色常年蜡黄。

有时我很烦他，尤其是每年寒暑假的早上，当我还躺在被窝时，总会被他的声音吵醒。天还没大亮，总能看见他坐在窑顶的空地上，大声读着我听不懂的东西，后来才知道是英语或者语文课文。这时候母亲总会对我说，看看你狮子叔，娃娃勤惹人爱，娃娃懒拿棍子往外撵。

上高中时要建档案，班主任嫌狮子叔的名字太土，就让他把姓名改成了冯天明。狮子叔曾对我说，他上高中复读的劲儿全来自他的这个名字。

狮子叔复读了整整六年，终于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哈工大。80年代末大学录取比例极低，考上这样的学校，无疑是凤毛麟角。全村人可能都没想到，村里最穷的家庭出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那时候全村人还不知道哈工大是怎样的一所大学。后来才知道，狮子叔从高考第一年开始，成绩就远远超过了录取线，可他想考军校，也只能考军校，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让他别无选择。那一段时间，瞎子婆脸上挂着笑容，摸着墙根儿在各家邻居院子的门墩石上，享受着别人的夸赞。可“老秀才”始终没有从窝棚里回来，好似这一切与他无关。

狮子叔成了全村人至今谈论的话题。每当自家的孩子学业懈怠时，大人们总会拧着孩子的耳朵说，看看你狮子叔（爷）。两三年后，我们那个仅有百十来户的小山村，每年都会有两三个孩子被大学录取。我也是其中之一。狮子叔想必并没有想到，他为全村人打开了一扇窗，一扇贫穷的缝隙里能闪耀出绚丽光芒的窗。他在我的心里一直是一座丰碑，一座精神的丰碑。

狮子叔毕业时已近30岁，后来辗转于西安、河北部队工作。加之我工作在外地，见面的机会自然少了。2016年秋天，我听说他要回家探亲，就急忙赶回家。见到他时，已是正师级军衔的他正和瞎子婆在门口剥玉米。他还是那么寡言，但很精神。说起我对他过去的记忆，他只是听却并没说什么。2018年瞎子婆去世，我因在江苏学习没有回家。过后听父亲说，狮子叔是带着已在国防科大上学的儿子一块回来的。丧事完毕，他在我家坐了好久，并没有说几句话，但哭得很伤心。临行前，他在从小长大的已被废弃的窑洞前坐了好长时间。

每当在记忆里找到他的身影，我都会有一种莫名的痛楚，但更多的是对他的崇敬，他几乎占据了我对故乡印象里精神层面的所有。

如今，故乡残破的窑洞已成红墙绿瓦，杂乱疯长的草木早已被修剪整齐；村西的深沟也被夷为平地。望着物非人非的故乡，真切感受到有一种东西已永恒植根于这里的沟壑山水。我想，无论身处天南海北的故乡人，那里一定有关于狮子叔的记忆或传说被深深镌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