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心里头，“生民”重千钧

    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作为文人，他以毕生的创作，登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此后鲜有人能出其右。作为政治家，他又倒霉透顶，生逢其时却不得其志，“致君尧舜”的理想最终没能实现；但他又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办成了不少实事、好事，至今为后人感念不已。究其原因，是因为“生民”，也就是老百姓，在他的理想和思想里，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核心位置。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当上了皇帝，又通过“杯酒释兵权”消除了武将篡权篡位的隐患，开国不久，就立“本朝下不杀士”的规矩，为文化的发展和文人的成长营造了相对不错的环境。宋代文人很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苏东坡就强调为文需“明道”、“致用”、“有补于世”，并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东坡少时就有济世之志，崇尚儒家仁政思想，主张文人要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入仕后，他力主强国富民，主张循序渐进地改革弊政。他说：“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刑赏忠厚之至论》）。他深入百姓，认真思考，勇于进言，历任过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颍州、登州、定州等地官吏，中间曾被贬黄州五年，晚年又被贬到更为蛮荒偏远的惠州、儋州。但他“超然物外，不为物役”，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农耕时代，农民天然是社会最底层的最大弱势群体。苏东坡从小经历过“少年辛苦事犁排”的生活，对贫苦老百姓具有充满同情。多年的儒家的教育，又使他十分关注民生，关注农民的生活和生存状况。他虽出身于地主之家，入仕后却仍以平民自居：“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 （《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在他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王者以民为天”（《尚书.五子之歌》）的仁政思想，和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一脉相承。

     因为“爱民”，所以他对当时民与官、贫与富之间的巨大悬殊深有感触，写下了不少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悲歌为黎元”的诗篇。嘉祐年间，他从老家到京城途经许州，就根据沿路所见写：“池台信宏丽，贵与民同赏。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颖川七不登，野气长苍莽。谁知万里客，湖上独长想”（《许州西湖》）。出任风翔签判后，针对官府修建皇陵劳民伤财，又写了“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两诗都深刻反映出朝廷摊派苛重徭役，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做杭州通判，他看见老百姓为糊口而奔走贩盐却身陷牢狱，深表同情：“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做密州知府，他写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的诗句，反映北方农民在连年蝗灾旱灾下的悲苦生活。

     苏东坡的一生，屡遭贬谪，长期过着“农夫人不乐，我独与之游”（《集归去来诗歌之六》）的生活，却也因此有机会深入社会最底层的贫苦百姓。尤其是他遭“乌台诗案”出狱，被贬黄州后，为解除“日以困乏”的生活，不得不辟地躬耕“东坡”荒地，“垦辟之劳，筋力殆尽”（《东坡八首》序），亲自参加艰苦的农耕劳动，更使他深刻体验到贫苦农民的饥寒和辛劳，和贫苦农民建立起更亲密的感情联系。这些经历，让他一生坚守的“悯农”主题更加鲜明：“惟有悯农心尚在，起占云汉心茫然。”（《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

     因为“爱民”，终身以百姓为最重，苏东坡才不讲时宜，仗义执言，对变法派推行的新法和保守派的恢复的旧法，都持反对态度。苏东坡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还是一位务实为民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青年时，他就立下“奋厉有当世志”的志向。中进士后，便深入思考研究社会问题，针对宋朝表面上“百年太平”，实际上危机四伏的现状，他相继写出《策论》和进策》各25篇，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在神宗支持下全面实行变法，其中也包括苏轼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按理，苏轼是应该拥护的，但他认为，新法“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上皇帝书》），不利于国家。还认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主张“渐变”。况且苏东坡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熟悉农村情况，了解农民疾苦，因而，他跟保守派站一样，反对新法。这样，他就难容于朝廷，于是要求外任于地方。在湖州任上，发生“乌台诗案”被诬入狱。出狱后，被贬黄州。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旧党执政，苏轼被召回朝廷，权重一时。但他对司马光等人一概废除新法的做法很是不满，提出对新法要“参其所长”，结果又为旧党所不容，只得再次要求出朝外任。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新党再起，对保守的“元祐党人”疯狂报复。苏东坡又首当其冲，再遭打击，在定州任上被落职，先是贬为知英州，后又被追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苏东坡在明知自己已不容于朝的情况下，还是逆流而上，上书皇帝，劝他“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他生性耿直，真诚坦白，在给皇帝阐明政见的表章中，都敢写如果不纳臣子忠言，宁做“医卜执技之流，薄书奔走之吏”这样固执决绝的文字。东坡本是书生出身，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为保持自己下为国民、上忠君主的初心，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却坚持己见，不改不悔。

     因为“爱民”，所以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循势利导，积极作为。在凤翔，他改革“衙前役”，人称“苏贤良”；在杭州，他组织官民治六井，浚西湖，筑苏堤，办病院；在密州，他组织抗旱除蝗，收养弃儿；在徐州，他抗洪抢险，开采石炭(煤)；在扬州，他力罢劳民伤财的“万花会”，减免“积欠”。苏东坡在谪居惠州的2年又7个月时间里，他所做的实事、好事有：解囊集资、助修桥堤；推广秧马、改善农作；提议拦水、建成碓磨；施医散药、救死扶伤；倡议救灾、缓解民困；纠正税赋、便利农民；请建军营、根除军扰；修建丛冢、掩埋骸骨；新居凿井、方便四邻；疏浚西湖、造福人民。特别是他做官定州，和被贬惠州、儋州期间，推行教育，改善民风，这是从根本上改变当地落后、愚昧状态的良善之举。文化、文明的种子一经苏东坡播撒下去，在当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那些地方的民风就逐渐得到改变，文明就从此逐渐得以兴盛。“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其实何止是惠州,定州、琼海，以及其他凡是东坡做官任职过的地方，何尝不是“天下人”自此不敢小看了。

        难怪后世有人道：“东坡经过处，处处有西湖”。也难怪杭州人在苏东坡离开后，修建生祠表达对他的感激和怀念；离开定州，百姓举万民伞请求朝廷准允他继续留任；惠州人在他离开后，把他的白鹤峰故居改为“东坡祠”，瞻仰、祭祀至今。因为在东坡心里头，确实是“生民”重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