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有个奇特现象,那就是凡有杰出成就、能留名史册的文学艺术家,大都爱酒。最有名的,当属狷狂愤世的“竹林七贤”、隐逸避世的陶渊明和“斗酒”之后“诗百篇”的李白。而酒,对于中国文学艺术之集大成者和全能天才的苏轼来说,既平凡又独特。说它平凡,是因为历代文人都爱酒,东坡先生也不例外。说它独特,是因为在苏东坡现存的三百余首词作中,“酒”字就出现了近百次。更不用说,在东坡现存的4000多篇诗文中,含了“酒”字的,就接近2000篇(首)。并且每篇诗文中,东坡先生都赋予“酒”以独特的气质和隽永的韵味。
东坡先生爱酒,酒量却不大,“少饮辄醉”,但又“不可一日无此君”,甚至“一旦无酒则病”(《饮酒说》)。东坡爱酒简直到了“痴”的程度,他曾有诗云:“使我有名全是酒,从他作病且忘忧”(《次韵王定国得晋卿酒相留夜饮》)。少年时,他就“惟余竹叶在,留此千古情”(《竹叶酒》);后来为官杭州,他“饮湖上”;在密州,他“欢饮达旦”;被贬黄州,他“一樽还酹江月”;因子病故而告休假扬州时,更是连写二十首《和陶饮酒》。直到遇赦北返,在常州临终前,还写下《跋桂酒颂》以赠好友。东坡一生,一直都与诗酒相伴,不论是志得意满之时,还是穷困潦倒之际,都“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和陶饮酒》)。对酒,他有个绝妙的比喻:“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洞庭春色》)。在东坡看来,饮酒之乐,酒酣之妙,非在佳酿之口感,而在于“方是时,其豪气逸韵,岂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意思是,畅饮之后,可以忘怀忧烦,心大如宇宙,可以包容整个世界。用现代诗人绿原的话说,在东坡笔下,诗与酒的完美融合,真是达到了“诗是水中酒,酒是文中诗”的程度。
东坡先生好酒,却从不酗酒,更不烂酒。他所喜好的不是酒的本身,而是饮酒之后的奇妙感受——可借此抒发他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体悟和深沉感慨。“乌台诗案”使东坡遭受牢狱之灾,出狱后,他厌倦了尔虞我诈的官场倾轧,向往诗酒相伴的平凡生活,就借酒表达为:“几进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他借酒表达视名利如浮云的人生态度:“身后名轻,但觉一杯重”(《浊酵有妙理赋》)“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东坡乐府.渔父》)。他还将杀敌报国的豪情壮志寄托于酒:“酒酣胸胆尚开张”,“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他更将对宇宙人生的思考、探索寓之于酒:“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可以这样说,是酒激发了东坡先生的艺术才华,是酒点燃了东坡先生文学创作的火花。他所有带“酒”字的诗词文赋,无一不飘溢着美酒的醇美芳香,无一不闪现着他如醉如痴的傲岸身影。
东坡先生爱酒,却又不像李白、陶渊明那样吃独食——对景独酌,而是爱跟友人、亲人或他人共饮。东坡先生为人随和,交游广泛,门生故旧遍天下。与其共饮之人,既有公卿贵胄、文士墨客,也有市井小民、乡村野老,乃至黎族土著。东坡先生对他们都是真诚以待,把酒成欢。他早年在京城为官,曾组织过史上有名的“西园雅集”。任徐州太守,在组织官吏军民抗击洪水获胜后,修建黄楼以做纪念,次年重阳节,便组织了有官吏军民及文人参加的“黄楼乐会”。乐会上,弟弟苏辙和学生秦观席间同作《黄楼赋》记其盛况,东坡也乘兴写下《九日黄楼作》,诗云:“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一杯相属君勿辞,此景何殊泛清霅。”苏轼最留意,感悟也最多最深的,是平常生活中的亲人相逢、友朋聚会、与人共饮,以及从中流露出的真性情、美滋味,如“东邻酒初熟,西舍彘亦肥。且为一日欢,慰此穷年岁。”(《寄子由·别岁》);又如“与君几合散,得酒忘醇醨。君谈似落屑,我饮如弈棋。”(《次韵钱穆父会饮》);再如“使君置酒罢,箫鼓转松陵。狂生来索酒,一举辄数升”(《上元夜》)。虽然都是些日常小事,却能使东坡觉得中有真趣,于是信笔写下,或慷慨或悲凉,或豪放或深幽,让历代读者品读玩味不尽。试想,如果离开了“酒”,东坡先生的诗文,哪有那么深挚、醇厚、浓郁的真情与意趣?
东坡先生饮过的酒,品名繁多,难以计数。他在诗文中有记载的“酒”,就有竹叶酒、黄柑酒、黄蜂酒、屠苏酒、冰堂酒、茅柴酒、羔儿酒等十七八种。他虽漂泊辗转,却能入乡随俗,观摩学习,甚至别出心裁,自酿美酒。在定州,他用松脂酿出了“松醪酒”;在惠州,他向邻居黄行坡学习,自酿了“真一酒”。酒,是苏轼终生不曾离弃的精神知己和灵魂伴侣。是酒,给予了苏轼生活的乐趣、力量和激情,让他疲累的心灵得到体贴、抚慰和安宁,是酒,让他获得了生命的感悟和创作的灵感。尤其是那些东坡先生在酒酣耳热之际、即兴挥毫出来的诗词,无不记录下他在此情此境中的快乐与忧惧、烦恼与省悟,以及关于宇宙、人生的慨叹。正因为有了酒,东坡先生的人生才具有丰富壮阔、耐人寻味、历久弥深的宏大境界,才留下那么多流芳百世的壮美诗章。
或许从某个角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讲,假如东坡一生不饮酒,那么他的人生与诗文,就不会如此这般地摇曳生姿、灿烂夺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