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心安处”，惠州“是吾乡”

    苏东坡因其执着而务实的政治理念，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终身在党争的夹缝中饱受打击，屡遭排斥，先以“罪臣”之身被发配黄州，短暂回朝廷后，又自请外放，后仍以“罪臣”身份，被发配到南蛮瘴疠之地的惠州，最后还被贬谪到仅次于死刑的儋州。

    东坡谪居惠州近三年，虽官场失意，但在文艺创作上却成就颇丰，政治上也有不少作为，至今仍被后世称道。何以能如此？东坡先生在《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中写的“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就是回答。是的，“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说的真好。他谪居惠州期间的作为和诗文，就是最好的注解。

    东坡其实毕生拥有着两个身份，一是才华卓绝的文学家，二是务实有为的政治家。

    谪居惠州期间，苏轼的思想走向成熟，文学创作获得新的丰收。文艺家讲究的是耳有所闻、眼有所观、心有所感。但凡灵感迸发，心绪激荡，此时落笔成文，便有好诗篇。东坡南迁惠州，途径英德时，听顾秀才介绍了惠州，就欣然赋诗道：“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恰从神武来弘景，便向罗浮觅稚川”（《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此时的他，对惠州充满了好感和向往。到了惠州，他游罗浮山，登合江楼，泛舟西湖，沐汤泉浴，品荔枝龙眼，望白鹤峰，听松风亭，何其悠然！何其惬意！是惠州的山水泉石、花草树木、醇厚风俗和朴实民风，让他获得丰富创作素材，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他的艺术才华又得以超常发挥。940天的谪居时间，苏东坡创作了诗词587首（篇、幅）、各类杂文129篇、书信共233篇、书画20幅，几乎是天天有收成。别的不说，但就这些精美浩瀚的艺术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就少有人可以比肩；他作为中国历史文化之集大成者的历史地位和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也很少有人可以撼动。东坡之心，当然可“安”。

    东坡先生还是一位务实有为的政治家。少年时，他曾立志“奋厉有当世志”。进入官场后，无论是在志得意满之际，还是在屡经打击后的穷困潦倒之时，他都不忘做好事实事，造福当地百姓。他在杭州、密州、登州、徐州、定州等地做官，修建水利、赈济灾民、消灭虫害、收养弃婴、兴办医院、打击盗寇、整顿边防、推动教育、减税为民，功绩何其卓著！离任杭州后，当地百姓为他修建生祠，表达感激和怀念。东坡被贬至蛮夷之地的惠州后，既也不自怨自艾、放任自己，也不终日游山玩水，以虚度光阴，而是力所能及地为百姓做些实事、好事。他在谪居惠州的2年又7个月里，所做的实事、好事，粗计有：解囊集资、助修桥堤，推广秧马、改善农作，提议拦水、建成碓磨，施医散药、救死扶伤，倡议救灾、缓解民困，纠正税政、便利农民，请建军营、根除军扰，修建丛冢、掩埋骸骨，新居凿井、方便四邻，疏浚西湖、造福人民。这些实事的办成，全是东坡的提议、筹划和参与之功。

    东坡先生是个执着坚守的人，但办起事情来，却实事求是、思虑周全，有章有法、灵活得体，不死板，不拘泥。东坡为民办事，方法有二：一是由自己提议，请和自己友好的官员牵头办；二是靠自己的影响力，交由他人办或亲自办。这种超凡能力，在他筹划、主持修建东、西新桥和丰湖湖堤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展现。苏东坡知道，以他“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的身份来办此事，极不适合，但这些事却能造福百姓，且十分迫切，必须得办。因此，他先跟与他释怨和好的广南东路提刑程正辅商议，正辅同意后，才马上向太守詹范报告，获得詹范首肯后，又为官府做了一份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并建议：由栖禅寺僧人希固负责西新桥和湖堤的建设，罗浮山道士邓守安主持东新桥建设。请注意，僧人希固和道士邓守安都是出家修行之人，协调组织能力强，又都没有自己的物质需求和利益羁绊，这就消除了资金被贪污挪用的风险。施工过程中，他不顾年迈体衰，坚持天天到现场，了解进度，查看情况，商量纾难之法。由于受台风、水灾影响，当时的惠州官府没有更多财力支撑“两桥一堤”建设，工程修到一半，就面临“烂尾”。于是，苏东坡又想方设法筹集款项。他首先捐出自己最值钱的东西——皇帝赏赐的一条犀带；又向弟弟苏辙写信求助，让弟媳史氏把以前内宫赏赐给她的数千黄金献了出来。经各方努力，宋绍圣三年（1096年）六月，“两桥一堤”落成。在当地百姓自发组织的庆祝宴会上，东坡先生喜禁不住，即席赋诗：“……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面对百姓对他的感激，他却谦虚地说：“一桥何足云，欢传满东西。”

    在逆境中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办成对黎民百姓有益的事情，东坡先生当然高兴，因为这也是他少年志向的部分实现。尽管谪惠期间，东坡的心头也有忧惧、烦恼、苦闷、哀愁，但这对于已悟透人生的他来说，生民比天大，个人的不幸跟百姓的需求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儒家重人事，佛家重人心。能做成对社会对百姓有利的事情，这样的人生价值，才能得到当下和历史的承认。东坡的心，自然能“安”！

    何况，惠州秀美幽邃的山水风物，早已让他流连忘返、乐以忘忧。惠州的官吏、百姓的热情淳朴，也能让他相近相亲、相恰相融。初到惠州，看到码头上官民迎接问好的场面，东坡就激动得热泪盈眶，马上口占一诗，曰：“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之后，太守詹范安排他住进合江楼；程乡县令侯晋叔、归善县主簿谭汲拜访，誉东坡为当代的谪仙李白，邀请他游江北大云寺；次年元宵节，太守詹范带了酒食和醒狮队到嘉祐寺来探访他，后来，又亲自便陪东坡父子游览白水山、汤泉；继任太守周文之、方子容，也都坚持不断地从物质上接济度东坡；苍梧太守李亨伯曾亲自来惠州探望苏东坡；广州太守王仲敏跟苏东坡常有书信往来，并一直在经济上帮助他；表兄兼姐夫的程正辅对东坡的帮助和关照则更大，其他的如博罗县令林抃、龙川县令翟东玉、衢州进士梁君琯等邻近惠州的官员，也跟东坡交往密切，相处友善。如果说官员们探望、关照苏东坡，多是出于对他曾是朝廷高官的身份的认可和对他人品、学识的仰慕、敬重，特别是苏东坡“不以一身之祸福，易其忧国忧民之心”的高洁与执着，令不少正直官员敬佩不已。那么，惠州果农、渔樵、村民、贩夫、菜农以及邻居翟夫子、林行婆等普通百姓对东坡的接纳、关照，则是对东坡先生亲和为人与做人境界的高度肯定和无声褒扬。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坡被贬至惠州后，以前与他相交甚厚的不少僧人、道士，如卓契顺、法舟、法荣、吴复古、吴惟忠、法芝（昙秀）、惠诚、参寥子（道潜）等，都不远万里，先后从苏州、杭州和成都等地赶来探望。东坡曾说：“吴越多名僧，与余善者常十九。”这些僧道，在苏东坡的一生中，特别是对他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探视，不仅给东坡带来温暖慰藉，还跟东坡切磋佛理道义，帮东坡排遣了不少烦恼。苏东坡本身又还一个旷达、超然的“乐天派”。在惠州，他沿袭黄州之法，借地躬耕，获得了物质的收成和精神的享受。不遭官吏冷眼，能得百姓温馨，常有友朋探视，人际环境好；加上他平时行动、言谈自由，能随心所欲的游赏、创作，从这个角度上讲，被贬至惠州的“罪臣”苏东坡，其实也是幸运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诗文本人情，坡公真凡人，在惠州能得如此这般的自在悠闲，东坡之心，当然能“安”！

     苏东坡初到惠州，是不情愿终老于此地的。他要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少年时的理想抱负，就必须返回中原回到朝廷去。但是，当他从弟弟苏澈处得知北归无望时，他就彻底断了北归之心，绝了回朝之望，下决心在惠州修筑自己的终老之所。于是就“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迁居》）。新居建成，东坡十分满意。他在《答毛泽民书》中说：“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娱老人。”在被朝廷再贬至儋州的前十八天，即绍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他还志得意满地赋诗道：“南岭过云开紫翠，北江飞雨送凄凉。酒醒梦回春尽日，闭门隐几坐烧香。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树暗草深人静处，卷簾依枕卧看山。”东坡先生在诗中流露出的，满是淡泊恬静和与世无争。苏东坡此时的心，肯定是“安”的。

    自“乌台诗案”后，苏东坡遭受了三次贬谪。宦海沉浮，世道炎凉，苦闷无助，都没能击垮他。因为他早就看开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惠州的山水风物如此之美，惠州的官吏百姓如此之善，惠州的民俗风气如此之醇，这对于守正不阿、心地坦荡的苏东坡来说，已经足之够矣。还企求什么呢？“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就什么都不奢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