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红》

滇红

一

那栋房子，如此古老与陈旧。苏联时期建筑风格的厂房边上杂草丛生，青灰色的砖墙有着岁月斑驳的肌理，圆弧门檐顶，依然放射着熠熠的时代光芒。这是在云南凤庆县滇红老茶厂，现已化身为历史博物馆，走上台阶，穿过那幽暗的过道，那厚重，布满岁月纹理的大门，在木窗射进的昏暗光线里，我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厂房内空空荡荡，古老的制茶设备已被撤走到其它地方。只有当年作为物流运输设备的铁轨还在路面延伸着，绣迹斑斑，无言地伸向远方。它用无声的语言，把我们一点一点带进往日，拽回到遥远的往昔中，让我们一起穿越滇红在上世纪的时光。

翻阅档案资料，见到冯绍裘的照片和现代技术复原的一些影象，他是个硬朗的汉子，面相里有几分倨傲，清瘦冷峻，他从事茶叶研究，靠茶叶去完成一种夙愿，给当时黯然世态下的凤庆留下了诸多亮色，我们因此念之、怀之。即便是冯早已离开凤庆茶厂，茶厂内外，也还能嗅出他在时的气息。他曾经工作过的凤庆茶厂场内，矗立着他的铜铸雕像，这些弥足珍贵的影像印证了凤庆茶叶的悠远历史与发展道路。

1938年9月中旬的一天，重庆，中茶公司。

山城拂晓，大雾蒙蒙。

雾气缭绕于楼顶四周，像一个人纷乱不定的思绪。吴觉农不时从办公桌旁起身，忧心忡忡，三番五次地走到窗口探望，直至见到郑鹤春、冯绍裘先后走进了办公室，才安心坐下。

吴觉农找即将被派往云南调查茶叶产销情况的郑鹤春、冯绍裘谈话。吴觉农脸色凝重，话语深沉。吴觉农说：“茶叶是中华的国饮，茶叶经济十分重要，，尤其是现在战事紧张的时候，为了挽救中华民族，政府需要充实经济资源，亟待谋取大后方的发展。茶叶成了国防物品，它可以换取军需，赢得战机。后方特别是云南茶叶的发展可以弥补战区各省的茶叶损失，维护华茶的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地位。今天把你俩找来，就是要把这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国难当头，处境危急啊！”说完，他诚恳地看着二人。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的回答。

郑、冯二人陷入沉思中。冯把桌上的茶杯端起，吹拂下茶末，又放下了杯子。窗外，隐约传来报童的叫卖声音：“号外，号外，华北沦陷！华北沦陷！”

人间危机四伏，民不聊生。

郑鹤春取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戴上，抬眼看到了吴觉农眼里的焦灼，他慢慢地说道：“先生别急，我们服从安排！”

吴觉农听后挥舞着双手，情绪有些激昂地说道：“中国茶业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决不至于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吧”。那时的他们都持有一份豢豢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激情四溢，这句话，被后人放入中国茶叶博物馆茶史厅的陈列中，与吴觉农先生的一尊头像朝夕相伴，闪动着已逝灵魂的光泽。

冯绍裘对吴觉农说：“昨夜无眠，如芒在背。辗转反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思虑再三，决定成行。”

吴觉农拱手作揖道：“山路迢迢，局势不安，任重道远，二位保重！”并上前拥抱二人一一作别。吴觉农是高个子，平时喜欢体育运动，身手矫健，瘦小的冯绍裘立马感受到了吴身上传递过来的力量，心头一热。

四周是死寂沉沉的暗夜，但他们内心一片澄明。他们被一种神奇的魔力拽着奔赴未知的远方。于冯绍裘而言，尽管世态艰难，投身于中华民族的茶业之中，自己还能为国家做点事情，也就是有一份热，发一分光而已，一个茶人所能够做的，也就仅仅如此了。

那是他们刚结束颠沛流离生活的又一次远行。也意味着从那时起，他们将到远离家乡的千里之地，去开辟新的茶叶产地。这天地间的多少人，因为一片神奇的叶子而进入一段新的生命旅程。大家携手前行着，其间衍生的友情也是天地间一本茫茫无字的大书。

这是一支混杂的队伍，队员除了冯绍裘这样的茶叶专家外，还有茶叶专员、技术人员、家属等，他们的步履，绝无今日旅游者茶山行的惬意，他们一路风餐露宿，他们的心与茶山紧贴着，将人世间的喧哗隔绝在外，进入了凤庆滇红茶的研发世界。

1938年11月，秋末冬初。

一行人风尘仆仆走在顺宁县（即现在的凤庆县）凤山上。由昆明乘汽车三天到下关，再从下关步行山路至此已10余天，大家都有些乏了，现出了疲惫之色。风雨、烈日、强盗、军阀，再加上山路崎岖，虽然带着草帽，江南一带的白净面空已被亚热带的阳光晒得粗糙发黑，一个个汗流浃背，嘴唇焦裂，疲惫不堪的人迈着极小的步伐，缓慢地攀登着凤山通向山顶的斜坡。那些绵延不断的山岭像高高的屏障，遮掩住了远方。爬到半山岭，视野渐渐宽广起来，一片黄绿出现在他们的眼腈里，那是绿油油的茶叶，漫山遍野的茶树，茶树成林，高达丈余，芽状叶肥，白毫浓密，成熟的叶片大似枇杷叶……他们兴奋地摘了身旁的茶叶嚼了嚼，一股苦凉裹挟着草木的青香味沁入舌间，热浪滚滚的身体一下子凉了下来。

冯绍裘凝望着当地向导的手指指着的远方，在那儿，一个狭长的山洼里，一条河水静静地流淌着，河边散落着人家，流溢出人间烟火气，四周山色中，一鞭残照里，这就是“凤庆”，他的心不平静地怦怦跳着，嘴里喃喃着这两个字，仿佛得到神启般，心里打了个激灵，觉得这里的清秀和幽玄，民风淳朴，乡民好客，有着外面动乱世界没有污染的尘粒，是个不凡之地，也有着中原茶业少有的气象。一座小城会因一个人、一种茶而蜚声世界，这也断然是他当时没有想到的。

一向不生产红茶的云南，能否生产出好的红茶呢？说实话，冯绍裘内心也揣揣。云南各茶区当时只生产青毛茶，属绿茶一类，高温杀青后，揉捏、晒干而成，然后由茶商到产区设站收购，驮运到茶叶集散市场，设厂压制成各种“紧形茶”以便运销，其中“饼茶”侨销，“紧茶”（心形）边销，“沱茶”内销，从来没有生产过红茶。但发现制作红茶新的产地，研制出红茶，就能为国家创造外汇，换来用于抗战的武器。冯绍裘认识到，这不仅仅是发现一个新产地，研制一个新茶品的事情。为了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他必须去干这件事。民国时期的专家，身上多少带有一点旧式文人的俠气。此时此刻，就在这里，冯绍裘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置声名于脑后，怀着满腔热忱，决心试一试，创制名茶为中华民族争荣。那颗爱国之心在跳动着，且发出熠熠之光。他们血汗之下的茶叶之路，已延伸到国家的血脉之中，从这一刻起，这名茶叶专家的生活有了超越时间的崇高意义。

第二天，顾不上休息，冯绍裘即与时任顺宁实业局局长周茂堂一道奔赴凤山，请凤山茶园试采“一芽二叶”鲜叶5千克，分别制成经红茶、绿茶各500克。两个茶样，一红一绿，宛若一金一银，其汤色、香味均为国内罕见。滇红茶满盘金色白毫，汤色明亮，叶底红艳发光（桔红），香味浓郁，为国内其它省小叶种的红茶中所未见。。

初冬时节尚能生产出这样高级的红、绿茶，使冯绍裘、郑鹤春一行人欣喜若狂。他们如释重负，互相表达喜悦之情。大伙儿都在那里围着看，盼着能尝一尝，尝过的人都赞叹：“破天荒的了，凤庆的大喜事”。 品茶的众人如痴如醉。

他们把茶叶邮寄到香港茶市，被誉为我国红、绿茶之上品。

吴觉农先生赞扬道：“新滇红的出现，使国茶无形地提前了二十年”。

中国中茶公司发来了贺电：我们改变了茶的世界！

他们谈笑风生，一改以前的沮丧。欢声笑语从茶厂里溢出来，天地间笼罩着一种罕见的温馨甜意。

冯绍裘为其取名为“云红”，与安徽“祁红”，江西“宁红”，湖北“宜红”等有异曲同工之妙，还将天空的早晚红云喻意其中。但是，中国云南省茶叶公司繆云台先生提议用“滇红”，一是云南简称“滇”；二是指巍巍西山龙门瞰下秀丽的滇池一水，自此，云南红茶统一改名“滇红”，沿用至今。

在抗日战争爆发最为艰苦的岁月里，华茶的生产和销售不但没有随着战争而凋零，反而达到了新的高度。冯绍裘先生的业绩，留在凤庆滇红茶叶史上的，实在比他在祁红茶叶史上的还要大。他的出现，改变了中国茶界的认知，茶界因此有了一次历史的巨变，让滇红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冯绍裘的名字不久就蜚声茶界。

“滇红茶与印度、锡兰的大叶种茶并驾齐驱，使国际茶叶市场大受震动。”石破天惊般，滇红横口出世。此刻，人间处处是温疫、战争、死亡、饥谨，这温暖的色泽，裹在战争冷酷、惨烈、死灰的气息中，让人谛听到生命之流的汩汩涌动，给家破人亡的国人们带来丝丝期翼。

信仰是生命的支柱，但走向信仰之路充满难以想像的坎坷。冯绍裘的爱国主义并非是停留在口号上的爱国主义，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了每一片茶叶身上，深入到茶山上、车间里、每一个茶农、每一台机器、每一个工人的心里。

建厂之难，在现在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国内所有机器制造厂没有制造过滇红茶所要的制茶机器。冯绍裘只能自行画图设计。由于战时油料缺乏，冯绍裘在设计里增加了人力脚踏功能，使机器成了动力与脚踏的两用工具。“三筒式手揉机”、“脚踏与动力两用揉茶机”、“脚踏与动力两用烘茶机”应运而生，开创了我国机制红茶的先河。

冯绍裘的影响力，在民国初同龄人里已达到别的茶人难以企及的程度。1933年，33岁的冯绍裘第一次担任修水实验茶场技术员，负责宁红茶的初、精制实验工作。第一批产品即受到了中国茶界四大名家之一的胡浩川先生赞扬。1934年，冯绍裘又仿照锡兰立普顿茶样，制成一种橙黄白毫碎茶，汤色红艳，滋味鲜浓。完全可与立普顿茶样相媲美，成了茶市的抢手货。

如果说冯绍裘是匹茶界的千里马，那安徽祁门茶叶改良场场长胡浩川先生可被誉为发现他的伯乐。冯绍裘初露头角，胡浩川聘请他到祁门进行祁红茶的初制试验，让冯绍裘有了展现才华的平台。而一个人生命中的最大幸运，莫过于在他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喜欢喝滇红茶的人都会记住冯绍裘这个名字，当我们捧起茶杯，那散发出的缕缕馨香里，恍惚间冯的形像又嵌入脑海，久久不逸。

那是一张1940年11月顺宁实验茶厂全体员生合影。在那张泛黄的照片里，我看到了站在C位的冯绍裘，与他同排的唐庆阳，童依云，祁曾培分别调佛海（勐海）茶厂，复兴（昆明）茶厂，康藏（下关）茶厂任厂长，顺宁实验茶厂被誉为“云南茶界的黄埔军校”。那一群人的表情毫无娇揉作态，都清濯，看得到他们身上升腾的精气神。那天早晨，尽管时光荏苒，岁月已过了近90年的光阴，翻拍复原的照片不甚清晰，但尚未将他们脸上的光芒罩掉。那是后来的茶人自叹弗如的。若能看到那时他们脸上的神彩，后来的茶人们不知道会生出些什么慨叹了。

让人印像深刻的，是站在二排右手边的三个女人。左边清一色的男人队伍里，突然现出三位女人的身影，总会让人多看上两眼。右数过来的第二个女人齐耳短发，面目清朗，双手抱在胸前，一看就非常自信的神态，她就是冯绍裘的夫人——刘振群。

冯绍裘每日的形踪，刘振群稔熟于心。

多年来，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刘振群一手操持着。她是媳妇、母亲、保姆、会计、秘书、助理、员工……让冯绍裘能心无旁婺地钻研那片叶子。她身上有着湘妹子的特点，温柔和刚硬兼得，吃得了苦，下得了厨房，也上得了厅堂。

他的生活里都是枝枝叶叶，但有些生活的碎片，都是他们彼时内心最为重要的一隅。苍凉人生背后的苦味，以及那苦味背后的甜，那些闲事、琐事，一丝一毫，真真切切地流动着，值得久久咀嚼。

师生恋，似乎是那一代才子佳人的大多选择。也注定他们的一生于家国兴亡相联系。看照片，冯绍裘年轻时的长相，断然与“帅”字挂不上边，也称不上什么翩翩公子，吸引了端庄大方的刘振群仰慕的目光，定然是他身上溢出的那份才华，渊博的茶叶知识。他们的相遇相识，来自于湖南安化茶叶讲习所。

刘振群生于1911年5月，湖南安化人。由于家境贫困，小学毕业后，13岁即在安化茶厂从事拣茶工作，帮父母支撑起贫困的家。1926年，渴望学习的她，再次走进学校，就读与长沙模范女子职业学校学习会计知识。1929年，她18岁那年，嫁给了当时在湖南安化茶叶讲习所任教的冯绍裘，并一生相依相伴走南闯北。并跟随她先后到江西修水、安徽祁门、湖北武汉和恩施，四川重庆，云南昆明和顺宁、湖南安化和长沙等地，足迹遍及中国茶区。

1938年9月，冯绍裘临危受命，赴滇考察茶叶产销情况，此时，刘振群27岁，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怀着对国家民族和家人的大爱，强忍着母子分离的痛苦，将长子、长女托付给母亲扶养，毅然带着不满周岁的二女儿，千里迢迢，一路颠簸流离，费尽千辛万苦，随丈夫一道来到边陲云南的凤庆县，她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享誉海内外的“滇红”茶的诞生。

来到凤庆，他们一家吃了不少的苦头。从江南一带来到西南边疆，习俗和饮食都大有不同。江南喜甜糯之食，凤庆人嗜酸辣，口味上可谓南辕北撤。还有就是教育水平和医疗条件与内地也有相当大的差距，人们思想观念滞后。1941年，刘振群在顺宁生娩二儿子之时，由于当时医疗条件不济，找不到接生的妇产科医生，冯绍裘只能临阵磨枪，亲自接生，惊鬼泣神的生命之书，在史料中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但能想到一个平时专注于茶叶研究的专家面临接生时的那份宭迫和战战兢兢。他们给二儿子取的小名是“顺伢子”。一是凤庆旧称顺宁，二是希望一切顺心如意。

说起来，冯绍裘一生与茶叶纠缠，在家乡安化他研制出了“湖红”，到江西研制了“宁红”，到安徽祁门研制了“祁红”，到云南研制“滇红”，解放后在湖北宜昌又研制了“宜红”，在中国红茶发展道路上，都有冯绍裘的脚印。说来有趣，冯家7个子女，名字都与茶叶相关，孩子的出生地，跟他研制茶叶的地方相关连。安伢子代表着安化湖红，宁伢子代表宁红，顺伢子代表顺宁滇红，长伢子在长沙茶叶公司出生，在武汉落脚时出生的小女儿就叫了汉伢子……

1941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延及东南亚国家和云南边境，云南原经缅甸外运的茶叶出路受阻，茶叶销路不畅。为此，云南有的茶厂停产疏散，顺宁茶厂茶叶生产也被迫缩减，1942年全年仅安排茶叶精加工10·9吨，且以内销茶为主，茶叶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于是，刘振群随丈夫冯绍裘于1942年春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顺宁茶厂，返回老家湖南从事茶叶工作，这一去，他们就再也没有返回凤庆过。

 冯绍裘来凤庆，被后人演绎出诸多故事。有小说，也有影视剧的铺陈，说明滇红在凤庆诞生的传奇性，但冯在1942年送家眷返回老家湖南衡阳，接任他来担当滇红大任的，是吴国英。一直以来，我们被冯身上的光环照耀着，说到滇红，冯绍裘必然是避不开的一个存在，他像火种般点燃了茶人们的热情。但我们却常常忽略掉他身后的一群人，怎样临危不惧，置生死而不顾，携滇红挽肩挥鞭，蓦然奔向时代的纷乱动荡。当时腾冲、龙陵先后沦陷，兵破孤城，尸陈街头之惨状频频出现。与腾冲相邻的凤庆亦风声唳鹤，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茶叶生产步履艰难、惨淡经营。老百姓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更勿庸种茶喝茶，吴国英带领职工在东山营盘山养猪种菜，上箐烧炭，其间迸发出的爱、恨、情、愁，绵延不绝。以命为信，令人唏嘘。他们的身上，都含有某些冯氏形影。若谈滇红精神谱系的延续，是要看到彼此的联系的。所谓时世造英雄，大抵是这个样子的吧。

史料里对冯绍裘在滇红的日子，有不少的记载。而他人的形迹则甚为寥寥，已难以有更多的考辨了。

吴国英生于1903年，江苏省盐城县堰口镇人。1923年毕业于盐城师范学校。按正常的人生轨划，他应该是一名教员，然后娶妻、生子，在家乡安稳地度过人的一生。但个人的命运注定了只能在时代里裹挟而行。1931年，他考取金陵大学，毕业后在安徽祁门茶厂任推广员，1938年到汉口中国茶叶公司湖北恩施茶厂技术训练班任辅导员。获悉处境危急，他和冯一起被公司委派，越山渡水来到凤庆。1942年，冯绍裘离开凤庆，吴国英受命于滇红茶厂任厂长，直到1971年退休。滇红茶的生存与发展，一直交织其中。吴一旦和冯相遇，便会有知音之感，他俩年岁相差无几，在为国抱负干番事业这一点上，有着精神上的承延和血脉上的沸腾。

1942年，离开滇红茶厂那一天，车子驶出茶厂，坐在车上，看着欢送他的人的身影渐渐在视线里消失，冯绍裘的双眼不禁迷蒙湿润了起来。他留恋茶厂那种虽然条件艰苦，但充满活力的氛围，真舍不得离开它。爱家人，爱茶叶，爱苍生，是他们那一带茶人的内心信仰。他们相逢在战乱年代，相遇，又分离，但在茶叶这条路上，他们永远在一起。

尘世如此喧嚣，而滇红依然这么安静，这么低调地红着。

时间到了1981年，已进入耋耄之年的冯绍裘提笔写下了《滇红史略》，时间已经过了四十多年，冯绍裘对每个细节记忆犹新。对那段难忘岁月的一个回望，他笔下的文字，都是一名茶叶专家的专业描述，几乎看不到当时的世态诡谲、风起云涌，以及滥情，但你细细品味，却有着一串串的故事，将当时的历史还原了。每每阅其文字，都有身临其境之感，后人关于滇红诞生的前今后世，大都引用其间的文字，因为世上再无哪一个人，比冯绍裘先生更有滇红茶的话语权。

上世纪80年代正是云南红茶的鼎盛期。《云南省茶叶公司志》载：1979年，凤庆茶厂的两批红碎茶调往广东口岸，被评为国内质量第一，即被美国LIPTON公司以2650美元／吨的高价买走。1980年，原箱出口的凤分022101—01唛茶，也以3160元美元／吨价格售出，在当时国际市场均属高端茶的价格水平。

回忆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盛况，原凤庆茶厂党委书记罗洪泽十分自豪：“当时凤庆县的年财政收入两千多万元，凤庆县茶厂就贡献了一千多万元。”

“如果冯绍裘没有来到凤庆，没有在凤庆研制出滇红，那凤庆的茶叶史将会怎么样？”喝着滇红茶，人们都会感到特殊的东西在内心涌动，扬香蓄韵在人们的杯盏间，茶汤里流露出某种不寻常的情感。

翻阅那些旧有的资料，我有时想，他把茶的火种，延续了下来。将自己的制茶心得，罩在后人身上，把光热留给别人。即使过了许多时光，我们依然能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