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高穴坡

高穴坡，距砚山镇政府4公里，是砚山镇一个古老村落。现行政划分为砚山村一个村民组。有人家100多户，村民400多人。是砚山镇最大的院落之一。

高穴坡对面半山有岩洞，古时经常有豺狼虎豹从岩洞出入。古时人们因此而取名高穴坡。高穴坡对面还有座石岩很像一只公鸡，人们取名石叫鸡。传说，这石叫鸡原来发出叫声。一叫，对面远处的天山坝的未出嫁的姑娘就怀孕生孩。后被天山坝的人找到了原因，就来将这石叫鸡的嘴敲碎了。从此，就不叫了。

从栗元山下岩口就可以观看到高穴坡的全貌。远看它恰似一个巨大的金线吊葫芦。整个院落屋舍俨然，错落有致。院落后面是一道山梁，周围是层层的梯田，前面有一条公路环绕通过。

高穴坡居住的主要是刘姓人家，占整个院落人家的90%以上。其余有田姓、徐姓、覃姓、彭姓、金姓、舒姓、郭姓、杜姓等。这些姓氏都是因抱养、纳婿等而落户。与刘姓人家都有亲戚瓜葛。

追溯古人迁居高穴坡的历史，已无确凿的证据。但可根据当地的一些“苗坟”推断，这里有人居住大约500年以上的历史了。高穴坡刘姓起祖刘大成与黄氏祖婆生有三子，其中黄氏祖婆带二子迁往重庆的马鞍山、干溪一带，刘大成带一子迁来高穴坡定居。从刘姓的延续的辈数看，已有15辈人了，大约每辈按30年计算，刘姓在高穴坡已有450多年的历史。由此推断，在元、明朝时期，高穴坡就有人居住，从此，高穴坡人在这片土地上生生息息，薪火相传，延续发展。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高穴坡人世世代代不断改变着自己人居环境，生活条件。开垦荒山，改造良田，建造房屋，建设家园。在劳动和生活中，高穴坡人勤劳俭朴，发奋兴家，团结友爱，文明交往。在与大自然和外界干扰的抗争中，高穴坡人机智勇敢，不甘示弱，为维护家园的安详和人丁的兴旺而不懈努力。

高穴坡人为了氏族的发展与繁荣，重视教育子孙，苦读诗书，增长才智。曾开办有私塾，集中族里的孩童，聘请先生教学。在教学方面，高穴坡还流传一些具有神秘色彩的动人故事呢。

元明时期，高穴坡刘氏一家出了一个神童，奇怪的是此户人家的牛却产了一个麒麟。这神童，到了七岁那年就入学，私塾先生教到哪里，他就背到那里，不但能诵其文，而且能释其义。到十一岁那年，当地再也找不到先生教他了。于是刘氏家族并筹集经费将神童送往思南府上学，学习成绩十分出色。后来便考中探花。思南府并敲锣打鼓，鞭爆喧天护送这神童回来拜族朝祖。刚走到村子旁边，听见人说家中的麒麟已经死了，神童听了，顿时神志恍惚，不省人事。不久神童也就死了。更为奇怪的是该户人家的屋基也下沉了一尺多。现在的屋基还在，凡是知道此故事的人，走到那屋基前，都要叹一口气。

清朝时期，高穴坡有一私塾，有位先生是姓刘，名佐文，嘴天生就缺。他家比较富有，供他读了不少古书，成为秀才，人们就叫他文公缺嘴。有一天，他见到学生来来去去，即兴作了一幅上联：“河里鱼，游来游去。”便要求学生对下联。一名机灵顽皮的学生摇了摇头，答道：“屋中鸡，跳进跳出。”全班学生有的笑，有的说对先生不礼貌。可是，先生笑也不是，骂也不是。

从上可以推断，高穴坡办学较早。据说元明时期高穴坡举人有几，秀才较多。

清末民初，局势动荡，土霸相争。高穴坡人也雄心勃勃，意欲称霸。最出名的就是当年的刘海山。

刘海山，十多岁就开始做针头棉线买卖于川黔边境的干溪、杨水桥等地。后参与袍哥组织，活动于重庆后山一带。刘海山在重庆彭水接黄氏为妻，黄氏有20多支枪，归附于他。三年后，刘海山开始组织砚山人拖队伍。从此，成了当地的土霸王。刘海山曾在马鞍山一带施行抢劫。与驻扎在江口的杨安交战。组织砚山人攻打过干溪的排头场。1922年，与南川水口石人彭跃武战于石马岭。大约1927年，刘海山为保护务川县长柏辉章与浞水的陈榆清、何廷玉等在坳耳场激战。曾与大桥头的土霸勾结，多次骚扰砚山区区长李少春的施政。从以上的动作行为难以看出，刘海山的正义与非正义。那是处于时代的局限。受“成则为王败则寇”的牵制，那时候的刘海山就两个字，想称“大哥”。想让高穴坡人因有他的存在，不让外头人欺负。

刘海山曾经建造的四立三间十三架正房、十一架厢房，后被其他人折掉一部分，现在还有残缺存在，可是面目全非，看不出当年的盛况。听说当年刘海山修建房子要求十分严格，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一次性完工。不得因画错、凿错而更换木料。在修造过程中，有专门的掌墨师和看墨师，什么地方画错了，立马纠正。已经到了第二天立房子的时间了。看墨师发现一个瓜桐被凿错了。怎么办呢？木匠师傅们没被主人发现，半夜三更偷偷到山上砍一个树子立马换上。第二天清早，主人将木匠师傅的背夹工具收好。立房子时，只准用木槌，将柱子与栋梁袭紧，不能用一个闩子。一座四立三间十三架正房、十一架厢房就在没有闩子的情况下立好了。至今那残留的房子还没有一点偏斜。像这样不用闩子的房子高穴坡有好几座呢。可想当年木匠师傅的墨法是多么的精细。

高穴坡人在那个交通闭塞的年代，长期与外界保持友好联系、往来。男人们经常出重庆、彭水，到沿河、江口，往遵义、绥阳等。将外面的文化、经济、稀奇的东西带回本地。让没有出门的人们得以见识。最典型的是高穴坡人参加袍哥会。听老人说他们参加袍哥会是“结拜弟兄，效法桃园。”说什么“逢州吃州，逢县吃县。”就是走在哪儿都有哥们仁义相邀，请吃请喝。

高穴坡人与附近的村落也保持友好关系。与罗村坡、大桥头、何家阡、椿树坝、天山坝、浞水河坝等大的村寨十分友好。以拜把弟兄、通婚联亲等方式往来。高穴坡人通情达理，但也很偏激。听说民国时期，高穴坡与大桥头发生了什么纠葛，在砚山场打架起来。从此，砚山场以水井巷子为界，高穴坡人赶下场口，大桥头人赶上场口。大家互不往来。一旦越界，就要挨打。高穴坡人这种齐心协力、一致对外的精神至今不减。让外村人也敬畏三分。

清朝时期，高穴坡人最大的愿望，就是用银子安(购买)庄子（田土）。将高穴坡周围的田土变为自家的。逐步向外扩张。有了田土就会有足够的粮食，那时候的粮食就是最大财富。然后，可以将粮食换成银两，购买财物。有了多余的银两，将房屋院落造成石阶沿、石赏磴、石院坝等。将房子漆成红色，把窗子雕成花窗。显得十分堂皇。把香火、碗架、洗脸架、茶几、床之类的家具雕刻花纹，给人有古色古香的韵味。有了银两，高穴坡人将祖宗坟墓修砌深基坟。有的甚至在在生时就将自己的深基坟造好，待死后入葬。高穴坡周围的深基坟随处可见，乾隆、道光年间居多。深基坟上雕刻的花纹活灵活现，可想当时工匠的技艺之精湛。直到民国时期，高穴坡人还是以安庄子为主，来扩大自己的家业。

解放后，高穴坡也随着土地改革，将所有土地没收归公。土地多的被评为地主、富农，将房屋改出去让给穷苦的人家。土地少的，评为贫农、下中农，得到分财产、房屋。全村寨取名为前进生产队，实行集体生产劳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高穴坡人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随着行政体制改革， 1955年5月，高穴坡设为乡，取名为高穴乡。属砚山区管辖。高穴坡人刘庭清任乡长，彭溪桥人全习开任副乡长。办公地点在刘庭清家。（当时都是本地人任乡长，办公地点就在家中。）管辖范围有观音、关岩、塘坝、石朝、车南等地方。第二年6月，又因撤变大乡，高穴乡被撤除。从此后，高穴乡只能成为历史，载入《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组织史资料》史册。

60年代，高穴坡人请镇南的文司迎的人到高穴坡教高台舞狮。高穴坡人学成后，每逢春节都要组织闹花灯。从大年初一开始，到元宵十五结束。花灯叠纸（提前送的信）送到烟灯、毛田、徐家坝、分水、冷家坝、天山等地。大集体时，春节是人们难得的休息时间。那个年代，人们生活虽然清苦，但是人们也觉得快乐。同时，也是利用玩花灯的唱跳将平时的郁闷全部释放出来。80年代，高穴坡又闹起过花灯戏。原来高台舞狮的组合有的不在世了，有的老了。新加入了一些角色。只玩了大头和尚戏孙猴的一出戏。高台舞狮就再也没有展现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高穴坡同全国一样，实行土地承包，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高穴坡人和全国人民一样如沐春风，开始了新的生产、生活。全院落的人们大胆的抓生产，抓经济，搞建设。教育也实行体制改革，恢复了升学考试。高穴坡人也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培养。渐渐地，高穴坡的孩子读初中、读高中的多起来了。有的升上中专、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外地工作。成为了高穴坡的荣耀。高穴坡人刘建中，大学毕业后在省地矿局工作，现被评为总工程师，省管专家，贵州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

1980年至1990年间，高穴坡人不畏辛劳抓经济建设，利用本地土质粘凝的优势生产砖瓦。在公路沿线，可看到高穴坡人在烈日下人打砖、车瓦、烧窖火的情景。那个场面十分热烈，十分壮观。后来，随打工的浪潮冲击，高穴坡人渐渐告别那个辛苦的劳动活，纷纷外出打工挣钱。

经过二三十年的打工路，高穴坡人有的在外学到技术，担任技术指导；有的在外兴办工厂，招收工人；有的在外经营买卖，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把挣来的钱在高穴坡修起了新居。一座座高楼使家乡变得更加亮丽。每逢春节，在外打工的高穴坡人，纷纷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欢度新春佳节。这时，高穴坡院落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