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二中

一九七九年，我己十四岁，初中毕业幸运考入高中，因考试分数不很高，只能读务川二中了。当时务川只有两所高中，县城一所叫一中，浞水一所叫二中。因为我读初中时，在班上成绩不算差，但也不算很好，中等成绩偏上一点。考起高中也算不错了。我校只有一个同学考入一中外，其余十多同学都在二中就读。作为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读书，还算很热闹，不怕外乡学生欺负。

我们那时高中是两年制，也就是在二中读了两年的书。虽说时间很短，但那时觉得时间很长，很难混。觉得时间很长有两个原因，一是家庭条件差，读书给家庭带来了经济负担，二是学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二中在浞水镇，建在一个大山脚下，一条河流环绕而过，算得上一个山青水秀的育人之地。

学校教学环境十分简陋，布局不很规范。共有七栋楼房，三栋教学楼，其中一栋是一楼一底的砖房，另外两栋是木房，木房中一栋是一楼一底，另一栋只有一楼。其余都是宿舍楼和食堂。教学楼中也有教师办公室，也有教师宿舍，学生宿舍上面也有教师宿舍，教师宿舍上面也有学生宿舍。

学校操场在两栋木教学楼中间，泥巴地，木篮球架，平时做操都有一股灰尘，篮球比赛要用石灰画线。在操场一角旁边，有一座山堡，后来，组织学生挖出一条环山跑道。在跑道旁边有一个池塘，一边靠近男生寝室，池塘没有围拦，倒是长些杂草，学生经常路过池塘边也不觉得不安全。学校操场下边就是厕所，也是木房，上厕所都要小心翼翼的。

学校没有几棵象样的树，可能都是建校时自生的，有杨槐、柏树、柿子之类的，东一棵西一棵，看不出人工培植。校园内无一点花台花带，更让谈不上走廊、亭子了。

那时还是六天工作制，读书也是一周读书六天，星期日休息。我们凡是星期日的中午两点左右就要从家里发出，要走四个多钟头，才能赶到学校。读了六天的书，星期六放学后，三点钟从学校发出，还是要走四个多钟头，才能赶拢家。

在学校里，睡的是木材制作的上下床，十分粗糙，没有铺板，只能自已用竹块铺着，然后在上面放点谷草后再铺席子，再铺棉被，也有直睡席子的。两人共用一间床，一个寝室有十来间床，可容二十个人。

每天打起床钟了，早晨起来，人们拿着自已的洗脸帕、刷口杯走到河边洗脸刷牙。从寝室到河边有两百米，一路上来来往往、匆匆忙忙的，还算比较热闹。洗刷后，立马到教室读书，就算是早读。然后按课表上课。后来，兴起了晨跑，打了起床钟，老师来到寝室前院坝里吹哨催促，同学们急匆匆地起床，穿好衣服，只顾往跑道上跑去。

早课下后，大家争先恐后地跑到食堂打饭，打饭是将票凑在一起，八人一盆饭，一盆菜，打出后，八个人围一起又由一个人分菜饭。吃了分得的饭，不管够与不够，就算一顿。

人们吃完了，就走到河边冲洗自已的碗筷。下午上了三节课后，又依然跑到食堂，打饭分饭，吃完饭后走到河边冲洗碗筷。

那时，学生每月还有粮食补助，到了高二学生都是按月供应粮食。所以读高一学年，每学期只交一部分粮食，其余就是购买。为了简单方便，学校只收玉米，不收大米。玉米按8分一斤收购，然后补8分钱得张二张饭票，到高二学期，就只交1角2分钱得一张饭票。一星期花1元6角8分钱就够生活费。但是，在那时农村家庭没有出办，拿那点钱都很困难。

食堂多数时间吃的都是学生交来纯包谷饭，很少吃两造饭，到最后一个月又吃的是纯米饭。吃莱也是一段一段的，吃洋芋时就要一会，吃南瓜时就只顾南瓜，吃白菜时就专门吃白菜，吃酸菜也尽光吃酸菜。

学校食堂卫生条件极差，大师傅，每顿将洋芋装在竹篮里抬到河边用木棒捣两下，就抬回来切成两边即可；吃南瓜，皮也不刨就切成小块；洗白菜，就一篼一篼地洗，不掰开一片一片地洗；酸菜，就从窖池里捞起来切细便罢。煮菜，就是把油烧焦，再放点辣椒，然后注入一锅水，把水煮开后，把切好的菜放下去，煮熟后，舀成一盆一盆的。

上面有学生在河里洗漱、洗衣服、洗澡，下面便挑水做饭，雨天，水是泥巴汤汤，照常用来做饭。记得有一次煮酸菜，发现锅里有一只老鼠，大师傅立马将老鼠舀起来倒了，照样打给学生吃，那是学生的身体素质健壮，吃了也没坏事。现在回忆起来，都有些恶心。

每学期，学校凡是搞劳动，都要发加餐票，多了半斤饭，要吃饱好些。到了将学期结束时，学校要会餐一次，改善一下生活。那就要炒肉，炒豆腐之类，有三四个菜，有过年一般的感觉。

在春季学期，气候温和，日子比较好。到了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真是难以忍受。一天又没有火取暖，河风很刺骨，一双手冻起了冻疮，握笔写字都吃力。记得有一回，后排同学提来一个火笼，实在受了，只要乞求人家拿来烘一下，刚提来，分分钟，手还没有烤回转来，人家又要回来了。凡是冰冷的几天，同学们几乎不洗脸，因为没有热水，河水冰冷得让人受不了。有时食堂也烧点热水，但是人多，常常供应不上，年纪小的同学几乎享受不到。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痛楚。

那时读书，只算混个文凭，因录取比例低，想继续升学，希望十分渺茫。一天在学校，坐在教室里听一下老师讲课，晚自习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就算了事。没有刻苦努力的劲头。

刚刚恢复高考，学校抓教学质量才开始起步，许多教学管理与方法还是原来的老套。学校除了课堂教学外，还注重勤工俭学。学校有农田农土，一个叫野猫沟的一弯土都是学校的，给每班分配作劳动基地。每学期在报名时，学生要交一样劳动工具，一学期，还要组织学生几次全天生产劳动。作为农村来的高中生，几乎都会生产劳动，耕种收割，不用指导。反而，老师成了袖手旁观者。一年劳动生产，也会给学校带来一笔收入。在秋季学期开学，还安排学生扯草药交学校，这都是生物老师的主意。

为了节省资金，学校安排学生挖跑道，那个环形跑道，前有几届学生就开始挖起，到了我们这一批还未挖好，用了“愚公移山”的精神，锻炼一批又一批学生。后来，我们遇到新修厕所，地基也靠我们学生劳力完成，房屋基础部分是否由学校负责，是否由学生承担。那时，作为学生不知也不懂也不问。觉得参加义务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厕所修好后，我们还是受用了一学期，还算没有白干。

那时学校做操，都是有学生在上面口喊，那是一个初中学生，声音比较响亮，喊得很有节拍，全校学生也还做的比较认真，也比较整齐。

每天放学过后，吃了下午饭，住校的学生喜欢在跑道上玩耍，打发时间。打了晚自习钟后，才走进教室上晚自习。印象最深的是，夕阳西下的在跑道上，刘永忠老师拉手风琴了，旁边有个女生伴唱，一边散步一边唱歌。那时觉得是一道极致的风景了。

在二中两年里，高一在一个班，高二因分文理科，又分到另一个班。学校老师和同学对我都没有多大印象。书虽然没有读出个名堂，但二中以及老师们在我的心里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高一时，不分文理科。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历史、体育都开有课程，没有开地理课。我们的校长叫邹万福，和蔼可亲的样子，批评学生都是以理服人。班主任是张智华老师，他身材高大，说话干脆，不啰嗦。他教我们的物理，由于自己基础差，反正没有听出个由头。张老师喜欢打篮，我印象深的就是他站在中线上直接投向篮板，但常时没有投进篮圈。教语文课的是崔永鹏老师，他瘦高瘦高的样子，看去文质彬彬的，朗诵很富有情感，讲课从字词到句到篇，分析得很透彻，很仔细。让学生易于吸收。教数学课是粱裕智老师，他经常穿得整整着着的，上课很风趣幽默，形象生动。他爱咳嗽，据说是文化大革命迫害导致的毛病。教化学的是一个姓邹的老师，记不起名字了，教学十分严谨，从不马虎。教政治的是王益贵老师，教学兢兢兢业业的，十分认真。上体育课是吴信忠老师，年轻帅气，很有朝气，打篮球喜欢玩几个花动作，展示给观众看。教历史是郑温侠老师，是国民党特务，从重庆逃到浞水，改名叫刘正刚，后来在二中任教。教学十分认真，自作历史战图，对学生经常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问他有关重庆事件时，他避而不答，问他杀了多少共产党员，他说不知道。他常常从内心发出感慨说：“毛主席不得了！”由于政府宽大处理，后又调务川县政协工作。

到了高二，开始分文理科。我觉得理科难学，就读文科。读文科只有十几个学生，就与另一班合成一个班，上语文、数学、政治与读理科一起，上物理、化学时，我们就一间小教室上历史、地理。英语上了不到一月，就没有上了，觉得学生学起来吃力费劲，短时间内也学不到好多东西就算了。上语文、数学、体育老师没有变，上政治换为付体刚老师，从其他学校刚调来，教学上轻车熟路，自然大方。上地理是焦长庚老师，焦长庚老师是被打成右派后来恢复的老师，恢复后有一种扬眉吐气的神情，教学条分缕析，生动活泼。上历史换成一位刚分配来的新老师，姓覃，叫不出名字了，教学认真负责，工作兢兢业业。

接近高考，不管考起考不考，同学们还是怀有一线希望，满怀信心复习。那段时间，学校后面柴林里到处蹲有学生，在里面比较清净，翻来覆去地背诵有关考试的题文。

结果高考很不理想，全校理科考上一个同学，他是班主任张智华的儿子张务汉，其余都没有考上。我们文科高考，全县只考上一个，都是个社青女生。据查，我那年高考全县第九名，结果对大学还是一场黄梁美梦。

高中毕业第二年，有好些同学通过补习，几乎都考上了大学。我因家庭贫寒，就不再提及补习的事情了，眼巴巴看着其他同学远走高飞。

后来，偶尔遇到过一些同学，有的通过提示还能记起姓名，有的纯粹记不起来了，但也有装着不认识的，搞得十分尴尬。

一晃，高中毕业己近四十年了，现在多数都是接近退休的年龄了，含饴弄孙，不亦乐乎。时不时，有的同学打电话重温二中的那段读书情景，我确实感到意外与惊喜。电话中亲热的程度比当时同窗共读时要浓厚得多。电话挂了之后，我不禁有许多回想与感慨。

唉，脑海里难以抹去二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