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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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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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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大小伙的三大爱

 

李军

 

小伙子一词的来历并非没有出处,《二刻拍案惊奇》卷十:“还有几个不出名提草鞋的小伙,共是十来个。”《水浒后传》第四回:“打探有个小伙儿跟两个伴当大有肥腻。”茹志鹃的《百合花》:“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

其实,这些资料只是说了“小伙子”一词的来历出处,至于“小伙子”一词的准确意思,还是没有解释出来。要我说,不用追究的那么深,知道意思也就行了。我这里所说的半大小伙子,也就是男孩儿15岁以上,18岁以下的那段日子。

至于那三大爱,就是看电影、戴军帽、骑自行车。很多时候,这三大爱并不是只有半大小伙子才喜欢,小姑娘也很喜欢。我就一并来讲,讲到哪算哪。

先说看电影。

那个年代,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故事片很少。相当一个时期,八个样板戏成了唯一。什么“脸怎么黄了”“防冷涂的蜡”,还有“工作证啊工作证,你什么时候能变成海员证?”“大吊车真厉害,成吨地钢铁,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哈哈哈哈”。此外,《龙江颂》里的台词“喝鸡汤、睡大觉”,《杜鹃山》里的“你向前看,你在向前看”等等,都是顺嘴而来。

七十年代中后期,“新闻简报”和“哭哭笑笑”的朝鲜电影;“飞机大炮”的越南电影;还有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地下游击队》等相继放映。国产电影《铁道卫士》、《侦察兵》等也让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怦然心动。

当年,看电影可不是一件小事,天天盼着呢!一有电影,不用通知就自觉地口口相传起来。然后,家家炒瓜子。锅铲子碰得大铁锅嚓嚓响,家家都是这样。半大小子们还有一件大事要干,那就是占位子。那个时候的乡下,别说电影院,就是像样的场坝子也不多。两根木棍一栽,一块黑边白底的银幕用四根绳一穿一拉,得了,喜悦和幸福就在空中飘荡起来了。

先放新闻简报,然后是哭哭笑笑或是飞机大炮。人们的口袋都是鼓鼓的,瓜子仁香透了人们的嘴巴。说起来也怪,那时候的人,也没有什么多喝水好的理念,更没有什么时候喝水健康,什么时候喝了也白克的讲究。就那么干着,一直到电影放完,口袋里的瓜子嗑完。回到家,抄起个大水瓢,咕嘟咕嘟一肚子井水,也没见有什么不当。现在的人,多时候是没事找事,找来找去,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怎么喝、不知道怎么睡、不知道怎么活了。最终,把自己搞乱了,什么都不相信了,这是最最可怕的!

还是说看电影吧。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慢慢有了变化。我是说,我们成了半大小子以后,已经从炒瓜子、占位子的阶段,上升到游击习气十足的阶段了。

首先,看电影打游击,哪有就往哪去。初级阶段的时候,打完游击,该占位子的时候,还是占位子。

一九七五年九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不上课。我和继东到八连,也就是杨建刚、杨建国他们家住的那个连队去看电影。放映的影片是《侦察兵》,最精彩的是王心刚扮演的侦察连长,带着白手套,手这么一伸,“大炮是怎么保养的?”天哪,我心飞扬,半大小伙子的心都在飞扬。

电影一演完,日头还很高,也就是下午六点来钟,紧接着就要在团部演。继东撒腿就往家跑,我估计有7、8公里路。继东一直就那么跑,像是有女鬼在后面追他。我跑不动,渐渐落后,眼睁睁地看着继东不见了踪影。那小子,身体真好,2·5岁的狍牛一样,怨不得高中一毕业,我、老二、阿财、小疙瘩、小吼吼这些个变成大小伙子的家伙,一个一个穿着二流子背心在炮舅舅的“威逼”下给砖场打土块,继东却到中学当了体育老师。

回到家,瓜子已经炒好,几大把装进上衣口袋,在几大把装进裤子口袋,扛起凳子就去占位子。要不是母亲拦着,我估计连盆子都被我俩弟兄给分了。

那天晚上,继东出尽了风头,他已经看过了呀,好家伙,上一个镜头还没有完,下面的故事他已经讲出来了。谁是坏蛋,谁是好人,谁死了,谁活着,他全知道,跟个算命先生似的。

再后来,半大小子的游击习气更重了。位子也不占了,这项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全由弟妹们承担了。也不和家人坐在一起看电影了,而是随处一站,怎么着都行。但仔细一观察,就不难发现,三、五成群的半大小伙子旁边,总有同样三五成群的小姑娘挤成一个疙瘩站着。半大小子们很来劲,故意推推搡搡,或是故意大声说着笑话,以引起小姑娘们的注意。小姑娘们也弯腰跺脚地吃吃笑,越笑越挤成团。

这个时候,看电影就成了副业了。

那个年代,放电影可是个了不得的职业。刘队长、小莫子、老秀才、郑天和都是当年的放映员,我到现在还记得。

那个时候看电影和现在看电影有个本质的不同,现在看电影,大多是为了消磨时光。前脚出了电影院,连电影名字都说不出来了。那个时候看电影,真是丰富生活,受着一种经典教育,电影名字到现在都忘不了。

下面说说戴军帽。

新疆的冬季,男孩都戴帽子。婴幼儿时期,帽子五花八门,没什么讲究。母亲的讲究,就是孩子的讲究。进了学校以后,帽子就不能随便戴了。男孩冬天戴黄颜色的栽绒棉帽子。天冷了,帽耳朵放下来,护住耳朵。天热了,挽上去,很方便。当然,也有一批二嘎子似的人物,挽上去的帽耳朵从来不系,就那么扇乎着,一走一甩打。小女孩一般不戴帽子,一块方巾,叠成三角,头上一围,连嘴巴都护住了。

我这里说得是半大小伙子头上的帽子。那个时候,有顶军帽,不压于现在你头上戴了个纯金的项圈,还是镶了金刚钻的。

戴顶小单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小眼睛滴溜溜转着看小姑娘,还不被人发现。我、小疙瘩、小吼吼、猫、老二、阿才、继东,无一例外,都戴过小单帽。上初二那一年,我第一次见老阿才,他就带着一顶灰颜色的小单帽。那是一个下午,放学了,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玩,老阿才和肖永康在打架。老阿才个子大,但力气上属于白克,被小个子的永康压在地上。我站在旁边看,他的灰帽子就滚落在旁边。

灰帽子不是正宗,被称作“郭建光帽”,也就是新四军帽。但新四军帽上有两颗小黑扣,阿才戴的灰帽子上没有,所以不正宗。“的确良”的黄军帽,才是正宗。那个时候,能戴上正宗黄军帽的,初中同学里只有张西流,就是小韦莎的哥哥张利民。张利民的老父亲是五连的医生,和边防站当兵的很熟悉,所以,他能戴上正宗的“的确良”军帽。这要说起来,老阿才和张利民是铁哥们,但老阿才就没捞着戴黄“的确良”军帽,而只能戴灰颜色的郭建光帽。我这样说,并不是非要挑拨离间,而是说,戴顶真军帽不容易,千里挑一。

我也一直戴顶小单帽,也把一双不大的单眼皮小眼睛藏在帽檐子下。我的小单帽也不正宗,但颜色一直保持正宗,那就是黄色。我也戴过老阿才那样的灰色帽子,只戴过两个来月。我的灰帽子,是何元贵,也就是何老二骗着和我交换的。何老二的嘴,谁都赶不上,但谁都喜欢他那张嘴,包括老师。啥事情到了他那,都有一句“我不老少,伙计”。这家伙,贼狡猾。还是初二的时候,他看见我们家一个木盒子里放着十几块肥皂。那个时期,肥皂特别稀缺。我母亲爱干净,离不了肥皂,那些个肥皂,是我母亲探家时从老家背回来的。何老二说,给他两块肥皂,就给我一对鸽子。我可能是个败家子,毫不犹豫偷了母亲的两块肥皂送给了他。鸽子呢?何老二都60岁了,还没有给我鸽子。后来,他用同样的方法,使我用一顶颜色正宗的黄帽子,无怨无悔地换了他的灰帽子。多少年了,再也没见过何老二。1985年的冬天,何老二赶着马爬犁在商店门口碰见了我。把我和金付,也就是小吼吼叫到副业连他家喝了一次酒。酒杯子是装过药的空瓶子,有7、8公分高,一人一个。小吼吼喝醉了,何老二还吃了一大碗米饭,没事人似的。以后,再也没见过他。要是能见到他该多好,还可以让他还我鸽子。

后来,奇迹出现了。

197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露天电影院放映受批判的电影《决裂》。就是江大年,凭手上的老茧子就能上大学的那部片子。我和继东一帮半大小伙子站在一起。继东突然发现房建军的哥哥房建亮戴了一顶正宗的黄军帽。奇怪呀,我们当时的感觉,就像看见老母鸡下了一窝狗娃子。这家伙,怎么戴上了如此正宗的黄军帽?不论怎么分析,都找不出答案。虽然没有答案,但并不影响干事。继东一把抢过去,不知是帽子太小,帽檐压得太低,或是房建亮的保护措施确实到位,反正继东没有抢上帽子,但也不是一无所获。继东身体强壮,一把把帽顶子给抢过来了。在看房建亮,头上戴着个帽檐和帽圈,满含眼泪的双眼充满了怨恨,像个在泥坑里摔了跤的小姑娘,看着心疼人。

最后说说骑车子。

当时,最好的自行车有两个牌子。一个是永久,另一个是飞鸽。还得是加重的,轻便车子没人要。为什么?要驮人驮物呀!下班了,驮上老婆,平常可以驮面粉,一麻袋麦子放在后架子上,一点问题都没有。自行车属于紧俏货,凭票供应。永久、飞鸽更是靠命。

我上高一那年,也就是1977年的夏天,我父亲领到了一张自行车票。盼呀盼,车子被父亲推到家了,是辆红旗车,还没有前叉子,我觉得很丢人。后来,金付,也就是小吼吼告诉我红旗车也是名牌,我这才在半信半疑中有了些许面子。金付在我和小疙瘩三兄弟中年龄最大,说最大,也没有大出半年。他脾性温和,什么时候都温和;待人真诚,是个一辈子都可以信赖的人。你不忘记他,他从来不会忘记你;你就是忘记了他,他也会以发几句牢骚的方式记着你。看到他和老阿才,我什么时候都觉得温馨。

那时候,骑自行车有很多的讲究。比方说,用红道白底的胶带把自行车缠个遍,一来好看,更重要的是防止碰柒。车钥匙上穿个用绞丝编织的小金鱼诸如此类的饰物,既好看,还显眼,钥匙丢了好找。小姑娘们就更讲究了,织上两个毛线球球,挂在车把上,既萌又雅。当然,车把上也须织上两个毛线套,手抓上去不凉。还有,在后车灯上剪裁或织成一个花瓣形的东西套上去,很好看。夏天,大点的女孩还会戴上一副白色的线手套,就更显得与众不同了。那个年代,没有墨镜,就是有,也没人敢戴,戴上就是特务,不分男女。这虽然只是心理上的认知,但那时的人们是非观念特别强。现在,社会上能出现许多奇奇怪怪的事,并且大家还能容忍,我认为就是人们的是非观念淡薄了。起码,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上车也有讲究。男孩,长腿也罢、短腿也罢,就那么一甩,就上去了。像我这样个子小、力气也小的小子,还得溜上一截子才能迈腿上车。小姑娘上车绝不迈腿,而是腿一弯就从前面上去了。后来,为了穿裙子方便,才有了女式车,那大多是城里人的事。

搭便车的人也分男女。半大小子两腿一叉一跳就上了车后座。如要坐前面,骑车人松开一只手,单手掌把,留出一个空挡,另一个人趁着空挡,一跳就坐在了前边。小姑娘一般不坐前面,坐在后面也是磨磨唧唧地上车,脸朝着一个方向,或东或西、或南或北。

车座包的高度也不同。半大小子喜欢把车座包拔高,屁股朝天地猛蹬。小姑娘喜欢把车座放到最低,看上去骑姿很呆萌。其实,是为了方便。试想一下,如果有这么一个小姑娘,和苟老二一样,把车座子拔到最高,疯牛似的不分高低平洼地狂奔一气,那不成了女老二了吗?

半大小伙子里,骑车最帅的就是苟老二。他个子高,车子停在那,腿不用下来,骑在坐包上和人聊天,聊够了,两条猎狗似的长腿一蹬就走了。车子疯跑一阵,老二倒蹬两圈,弄得链条流水似的哗啦哗啦响,这时候更潇洒。得意起来,老二会双手不掌把,任凭两条猎狗似的长腿,让车子魔鬼似的前行。在得意一下,他会在下坡的时候,把双腿放在车把上,让车子一溜烟地顺坡而去。这个时候,我们只有羡慕惊呼,大叫着他老爸爸的大名表示赞赏。苟老二为人直爽幽默,嫉恶如仇。看不惯的人不交往;看不惯的事不去做。我们都喜欢他。

一九八八年的夏天,在克拉玛依工作的杨建国回来了。半下午,我、苟老二、继东三个人去他家玩。他家住在八连,有7、8公里路。老二从沙伟那借了一辆车子,我坐在后边。从商店那条路一直到河边,先是一个慢坡,然后是个急下坡。老二不管是慢坡还是急坡,只管使劲地蹬,一直蹬到小河的中央才停下来。我鞋也湿了,裤管子也湿了半截。然后,在泡土路上一阵狂奔,那就像是刚从泥坑子里淹出来的一样。就这,我们照样去建国家做客喝酒,谁也不觉得奇怪。半大小子嘛,不弄点事出来,以后回忆啥呀?耍二球,也要耍到八十八,一天都不能少!

好了,不多说了,总结一下。过去,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摔打出来的,健康、快乐。流着大长鼻子,“空空空”地剧烈咳嗽,照样打嘎嘎,赢三角。而现在的孩子,是养出来的,二、三十岁了,你还得养。没办法,谁都看出问题来了,可谁都不去纠正,还照着样子全做,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再见,下次继续说,碰见小李军,算你倒霉。

 

剧烈咳嗽,照样打嘎嘎,赢三角。而现在的孩子,是养出来的,二、三十岁了,你还得养。没办法,谁都看出问题来了,可谁都不去纠正,还照着样子全做,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再见,下次继续说,碰见小李军,算你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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