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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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
不知道四十八年的记忆，够不够回忆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山就那样环成圆，远看就像波浪起伏的玉项圈。小河似乎和山一样，也没有源头，也没有结尾。如果有，那头就是尾，尾就是头，山就这样环绕，水也这么环绕，太圆满了。
放眼一望，山上树木杂陈，郁郁葱葱。满山摇动或停留的，就是绿色的云。小河里的水，没有哗啦哗啦的流淌声，如凝结着的玻璃，一动不动，但触摸上去，是水无疑。
山水的中间，是草原，没有坦荡如砥，只有高低起伏，如水的细浪。山风怎么吹，细浪就这怎么来，去和来全由着山风做主。那一棵一棵没膝的青草，就是用织毯子的方法织出来的。
我的童年和少年，就在这山与水之间成长。
那个地方叫达因苏。
1970年的8月，一辆解放牌的老式卡车，把我8岁的童年拉到了这个四面环山的地方。
一排一排的土坯房顺坡而盖，前高后低，整齐如一。
我的新家在第一排，一家四口，就住在第一排的一间土坯房里。
这排房的西头，有一口水井，一竖一横两根木头捆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对称的十字，在牵起一根半腕粗细的麻绳和一个铁钩，就把人类的必须舀了起来。
父亲坚实的肩头，挑起了第一担山沟里的日子。
井口用一圈铁板箍成了一个圆，井里的水像一面镜子，在几丝阳光的擦拭下，泛着金色的光。
父亲挑水，我也跟着。父亲挑着担子，像跳舞，扭着好看的节奏走了，我却没有跟着。我趴在井边照镜子。漆黑的小眼睛，骨碌骨碌转着找井底之蛙。一片榆树叶飘下来，打破了井底的平静。水纹扩散来，如铁环。
我起身，就要去推铁环。抬眼一看，母亲来了，掉着被太阳打扮过的脸。
母亲没说话，拉起我的手，回到那一间土坯房。
母亲说：“给毛爷爷跪下！”
土坯房还显得凌乱，但毛主席的像已经端端正正地张贴在了东墙上。毛主席的白色石膏像，也摆在了东墙小桌的正中间。
我早已习惯，便噗通一下跪了下去。
母亲问我：“犯什么错了？”
我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自己触犯了那条规矩。
母亲在我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快，给毛爷爷说，你犯什么错了！”
我的眼泪掉下来，委屈壮了我的胆。我扭过头,，质问母亲：“你说，我咋错了？”
母亲的巴掌又扇了过来，“你还犟嘴！那井边边是娃娃玩的地方吗？你要是掉进去了咋办？说，以后去不去玩了，给毛主席保证！”
母亲揪着我的耳朵不放。
现在，母亲去世已经12年了，她的英容笑貌时刻都在我的身旁；她对我的爱早已渗入我的骨髓，在我的血管里汩汩流淌。我也56岁了，但我做梦都想能让母亲的巴掌再打在我的身上。
我的家乡有一条河，我的家离这条河只有一里路，最多有一里。正因为有了这种条件，我和我的伙伴们，便是在这条河里长大的。
那是一个初夏，是我12岁那一年的初夏。
那一天，太阳特别火爆，像一个倾斜了的炉子，直把滚烫的火渣儿，往我和我的伙伴们身上倒。这种天气我们并不厌烦，相反还特别喜欢。因为，我的家门前有一条清亮亮的河呀！我们和平常一样，脱得一丝不挂，然后站在河岸的最高处，一头扎下去，憋半天气，才从十几米处露出水淋林的头来。那神态，活像一只顽皮的水獭。
我敢说，这种童年的乐趣，只有男孩子独有，而且是特勇敢的男孩子才拥有。在河里游累了，牙床也冻得开始相互打斗，我们便躺在山坡下的洋芋地里，用黑黑的土盖上起满鸡皮疙瘩的身体，任凭太阳把我们像油煎鱼似的暴晒。然后，再一头扎进清透了的河里。那个时候，我和我的伙伴们，一个个都是黑亮黑亮的，像一条条强壮的鲶鱼。晒着晒着，我突然发现，河对岸小山坡上的草丛中，有一片红光在烁烁闪动。
“哪是什么？”我翻起身，兴奋地指给小疙瘩看。
“就是，哪是什么呀？真好看！”小吼吼也发现了那个红点
“游过去，咱们把它找到！”继东有一个最最擅长，那就是赤裸裸地在河滩草地上骑自行车。
“是我先发现的，找到后应该先归我。”
“那不行，咱们比赛，看谁先游过去找到它，就归谁。”
“行！”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我们齐齐地站在河岸上，只等着一声令下。
就在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老师来了！”我们回头一看，果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正在不远处猫着腰，在草丛的掩护下，像狮子那样朝我们隐秘地靠过来。
我们来不及思想，本能地抱起衣服，如一群受惊的羚羊，朝着河的下游腾跃而去。
那一天晚上，我们半夜都没有睡着。我们考虑的，不是明天该如何应对老师的责问，而是那发出灿烂红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第二天，老师果然把我们看得很紧，根本没有时间到河里去游泳。我们哪个急哟，就似蚂蚁下蛋找不着窝。我们几个约定，这个秘密谁都不能告诉，谁也不能单独游过河去找那个东西。等瞅准了机会，大家伙一起去。我们赌咒发誓、拉勾上吊了好几番，这才放心地散去。
星期六终于到了。那个年月，星期六下午老师要组织学习，我们自然就不上课了。我们几个象出笼的鸟儿，扑腾起翅膀，连个旋都没打就飞到了河边。我们边飞边脱衣服，等到了河边，我们已经是一丝不挂了。我们“扑通扑通”滚石头似的跳下了河，然后奋力象河的对岸游去。我们几乎是同时上了岸，顾不得休息就散开了寻找。没有费多大的劲，我们就找到了那个这几天让我们魂牵梦绕的发红光的东西——原来是一块红玻璃，很小的一块。阳光一照，自然灿烂。我们丧气极了，捡起一块石头就把那块红玻璃砸成了几块。我们抓起它，连土一块扬了出去。做完这一切，我们连游回对岸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家还是要回的。等我们穿好衣服，情不自禁地向对岸山坡望去的时候，我们惊呆了，河的对岸，长着青青绿草的山坡上，竟然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红光，象夜空中的星星活在我们跟前，真是好看。我们知道，还是那块红玻璃，还是被我们砸碎了的红玻璃。同样还是那块红玻璃，为什么远远地看就那么美丽呢？同样是那块普普通通的废玻璃，远远地看为什么就那么与众不同呢？当时，我们没想这么多，也没有想那么深。几十年过后，我们一次次地回忆起这件事，才一次次地慢慢嚼出味来——那是因为有距离呀！其实，很多的人，很多的事，何必非要走得那么近，看得那么清呢？如果用显微镜看一眼我们的皮肤，会是个什么结果？婚姻也罢、朋友也罢，职位也罢，收入也罢，大概都是如此。
古人说得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
达因苏的山最甜的时候从八月初开始。
山上的牛奶头、面李子、瓢子都陆续成熟了。
这些，都是我们少年时必采的野果。
8月也是我们最疯狂的时候，因为我们在7月中旬就放假了呀！
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没有那么多的作业，假期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做家务和玩耍中度过的。冬天，可以滑爬犁、打牛牛、溜冰、打沙包、跳房子等等；夏天更刺激，可以上树掏鸟、下河游泳，还可以从小吼吼爸爸那儿骗出马来驰骋一阵。当然，最让我们心甜的还是上山去拔瓢子。
所谓的瓢子，就是野草莓。找到后，成片地长，最大的也就指头蛋那么大，纯甜，大棚里的草莓个大、漂亮，但味道什么都不是。
我们小，父母也不允许我们往远处的山上爬。一排房子，几十个孩子，选个最听话的大孩子领着，就这么揣着不高的期望爬山去了。现在想来，年青的时候，尤其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为什么总觉得幸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常怀着期望，而这期望一点都不高，踮踮脚就能实现。
河对面的山坡上就有野草莓，还是叫瓢子吧。山坡就在老阿才家的西面。老阿才是我少年时的又一个伙伴，非常淳朴，本事也不小。那个年龄就会套野鸽子、还有羽毛艳丽的呱呱鸡，更会打鱼。他的父母很善良，我们经常在他们家吃荷包蛋，还给老阿姨提要求，煮八十八个荷包蛋。老阿姨不笑不说话，我们很爱她。
山坡上是一片麦子地，被一条土路一分为二。路边的小麦都已经收割完毕，田野显得空旷了许多。只有左一片、右一片的地里，还有人群在晃动，那是人们在捡拾遗漏下的麦穗，好拿回去喂鸡。收割完的地，还没有来得及翻犁，两指长的麦茬，寸头似的长在黑幽幽的土地上。近处人家养的鸽子和藏不住身的野鹌鹑，时不时地腾起飞上几米，然后再落下去低头觅食，那是田鼠、小蛇之类的东西惊扰了它们。田边的许多野花，都已经结上了沉甸甸的种子。有的都已泛了黄，像快要临盆的妇女，疲惫地站在田头地边。一排排整齐的防风林带，也跟大秋后的农民一样，带着几分懒散。
我们越过麦地，向长着青草的地方出发。
很快，我们分散开来，不一会就找到了我们甜甜的期望，先把嘴边吃红，然后开始精心地采摘，打成小把子，小心地放在柳条儿编的筐子里。小女孩还弄块小手帕，把筐里的瓢子盖上，怕日头晒干了水分。
我们没有那么大耐性，吃酸了嘴巴，然后胡乱扯上几把，就嗷嗷叫着要回家。女孩子们不愿意回，她们想多采几把。我们吆喝几声，抬脚就走。女孩们害怕，也就跟我们走了。
到了那口水井旁，女孩们看我们拔得少，还分给我们几把。那时候，我们的心里没有感激，只有欢喜。
欢喜是我们友情的纽带，这种友情长久。其实，友情就是彼此在一块感觉到愉快，愉快最重要。没有愉快，友情也就消失了。
最后一次拔瓢子，是在1979年的8月。
拔完瓢子回家，晚上，我和小疙瘩一起在露天电影院看电影。
电影的名字叫《流浪者》，唱过五花八门的拉孜之歌的人，都会记得。
一个女同学从我和小疙瘩的跟前走过去，还看了我一眼。
小疙瘩说：这真是你媳妇。
这个女同学是谁？我不说！
那一年我快18岁，现在我5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