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作为当年瓮安引进的17名硕士研究生,我从江苏常州大学的教学科研岗位来到了意向单位:中共瓮安县委党史研究室。2015年3月,单位选派我作为小康创建工作驻村工作人员,来到了瓮安最偏远的乡镇:珠藏镇,荣院村扶贫驻村。
驻村没有几个月,就让我包保了5户一般贫困户、6户低保贫困户共11户贫困户。户数多点我倒无所谓,但是这11户贫困户都是在村里最偏远的大村民组:小院子。还好的是村干部骆科强,他会骑车也住在小院子,所以我经常和另外一个不会骑车也住在小院子的村干部姜朝阳一起去小院子。
为了搞好脱贫攻坚走访工作,所以我经常和骆哥、姜叔一起去小院子。我下午跟他们去,住在骆哥家,然后他们第二天去村里上班了,我就继续在组里走访我的11户贫困户,因为这11户贫困户住得比较分散,走访一圈下来就是好几天。
5户一般贫困户虽然也困难,但好歹家里都有劳动力,都有一定收入。所以,我更多地关注的是6户低保贫困户,但给我留下更多印象的是余邦华户,因为他家住得最远,在小院子大村民组的关坪小组,再往前走不远就是与遵义湄潭交界的流水溪了。
更让我心疼的是男主人余邦华还驼背,却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女主人付华芬身体常年久病,身患帕金森等多种慢性病,基本不能劳动。好在家里有个懂事的孙女余思彤在不上学的时候,多少能帮衬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余思彤当时读一年级,是班里的班长,成绩一般都是第一名。这让我浮想联翩,想起自己的求学经历,我也是家庭特别困难,历来也是班长,成绩都是第一名。“男班长”遇到了“女班长”,男女班长的经历和求学态度又是何其的相似,让人感到莫名的亲切感。开始以为是寡娃儿,不好问得;后来才了解到她的爸爸不争气,经常打麻将,打工挣点钱都不够他玩牌;把老婆气跑了,后来改嫁了就更不管余思彤了。好可怜的孩子!虽然有父母,都不管她,全靠爷爷奶奶带着。
了解到情况后,我经常去学校看望余思彤,也联系了她的班主任,给班主任留下我的联系电话,让班主任多关心她的学习和生活,有事随时联系我。每次去学校,给她带点吃的,送点小钱给她买学习用品什么的,她很懂事,每次都不乱花钱,都把钱交给了爷爷奶奶。逢年过节,我有空的时候,带上药品、买些礼物都去家里探望二老和余思彤,孤家寡人的我经常和他们一家人度过。后来年纪大了,更懂事了,除了搞好学习,她想多读些课外书拓展视野,于是我就经常给她买些教辅的、励志的、历史的等她感兴趣的书籍。由于经常去学校看望她,她的同学还羡慕地笑着对她说:你爸爸又来看你了。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俩都相视无语,也不做过多解释。
一晃眼,两年就过去了。2017年9月,瓮安县脱贫攻坚工作进入新阶段,“千人下沉”工作展开,因为工作需要,我因为非党调整到脱贫攻坚工作队,作为首批下沉的五人之一在工作队队长范祖贵带领下开展工作。因为工作调整,以村民组为单位进行包保,领导可能考虑到我没有驾照没有车、也不会骑车,给我安排了一个比较近的村民组:苦鱼井组,虽然人家户比较多有72户,但我步行一般只要二十分钟,最远的一户人家丁应刚家也只要走四十分钟就差不多了。丁应刚家是贫困户,每次下队我都必须去的,他儿子结婚都是我去遵义湄潭帮忙接亲的。虽然现在我的工作范围和服务对象变了,但我和余思彤家的联系一点也没减少,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感情越来越浓了。
我经常给他们家争取救济粮,有空的时候就搭班车给他们送到家里去,因为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余邦华是驼背的,很不方便。每次从瓮安去驻村,都打电话问问女主人付华芬缺药不?需要带药不?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长期驻村,每周都要往返县城和珠藏,她的医药卡都是放在我这里的。随着进入小学的高年级,“女班长”余思彤更懂事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她曾经通过爷爷奶奶转告我,想认我做干爹。我考虑到自己还未婚就没答应。
后来,通过做她爸爸的说服教育工作,她爸爸改变了很多,至少会回家来过年,也开始多少存钱了,也找了一个比较懂事、顾家、挺心疼她的“新妈妈”。“女班长”余思彤有了全新的生活,得到了更多家人的关怀,找到了家的温馨。作为“男班长”的我,心里默默祝福她,也会持续地关心她的学习和生活,希望她也能像我一样得到更多的好老师和贵人,得到他们的帮助,慢慢长大,逐渐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