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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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诗潮激荡的年代，那时的朦胧诗、新生代诗风靡着大江南北，中国诗坛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就在那个为诗歌疯狂的年代，我结识了北京的一位诗人。
1990年的某一天，我从《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启事，北京一家画报社招聘编辑记者，我尝试着寄去了自己的简历。不久，我收到了他们的回信，大意说：因本刊只招聘有北京户口的，所以你的情况未能考虑，你的条件是可以的，若在京的话，我们定会认真考虑录用的。信的署名是：广明。虽然回信很简短，结果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我还是感到了一丝温暖，内心里对这个画报社和这个人充满了好感。
不久后还是在那张红火的《北京青年报》上，我又看到了一则启事，青年诗人广明的诗集《太阳的保姆》出版，联系地址正是那家画报社。想不到那位广明先生还是一位诗人，同为爱诗的我自然想读一读这位有着一信之交的编辑的诗。于是我给他汇了款，并附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也是个诗歌爱好者，也写过诗，可总感觉写得不好，常常写了就扔了。诗集很快寄来了，还有他的回信，信中说：为你对诗的热情所感动，很高兴认识你这位诗妹妹，望能寄些诗作给我看看，写了东西不要轻易扔了，有时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把握不一定准确，说不定你扔掉的诗还不错呢？他还说：很赞成你上次应聘之举，虽然当时限于条件未录用，但试试的精神是对的。人生充满着机遇，而机遇稍纵即逝，因此失之交臂是常有的事……也许我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哩？不信你试试……
没想到一个远在京城素昧平生的诗人会这么真诚地关心你、鼓励你，他的热情洋溢的信充满了诱惑力，使你不能不想与他结交，何况那时的诗人在我心中是那样的神圣。
我一字一句地读着他的诗，如饮甘泉。“我养育着一个太阳/我是太阳的保姆/红红的小嘴咿呀着/我的太阳在歌唱……”
他的诗清新、质朴、明快，让人仿佛在涓涓的溪流中缓缓漂游，获得温润深谥的滋养。这样一个纯朴的乡土诗人，我自然不想与他失之交臂，我给他写了读后感，并寄去了我的一些诗作，他在回信中说：你的诗，有基础，诗感不错，主要问题是写得太实了些，诗的创作除了题材和构思要新之外，重要的是形象的选择和语言的创造，建议你多读些优秀诗作。他还告诉我他正在编辑一本诗集，希望我投稿。
人生何处不相逢。想不到一次小小的尝试，竟结交了一位远方的诗人朋友，说明我们有缘。这以后我们鱼雁传书，彼此放飞着美丽的梦想。他的循循善诱和关怀鼓励，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我也做起了瑰丽的诗人梦。我写了一首又一首，每写好几首，都要寄给他，请他指教，他总是热情地鼓励我，让我多读多写。一个你信任又崇拜的人对你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一段日子我越发中了魔似地沉浸在诗梦里，吟咏着那些从脑海深处喷薄而出的诗句，打发着我的青春岁月，诗作也真的大有长进了。不久他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我的三首诗编入了《中国当代青年女诗人100家》，将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初出茅庐就入选了全国性的诗集，让我暗自欢呼，感谢上帝，在我亲近了缪斯的同时，还获得了一份珍贵的友情。
二、
就在我沉浸在喜悦与憧憬中的时候，他却突然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收到他的只言片语，我一连写了几封信都石沉大海，是他太忙？还是忘了我？我感到异常失落。在悲观失望中又过去了几个月，突然一天一个熟悉的牛皮信封又放到了我的办公桌上，啊！是他的来信，我惊喜地拆开信，读着读着却惊骇得两手颤抖了起来，他说：前不久，我在河南采访途中被人刺成重伤（系误伤），因失血太多，我在郑州附近的一个乡镇医院里昏睡了四天，醒过来时医生对我说，如果你再晚来五分钟，就永远安息啦！不过现在伤势已好转，不然你永远也收不到我的信了……
他的来信如一道霹雳震颤着我的心房，想不到，他竟遭遇了危及生命的大难，他还在信中第一次向我道出了他的人生经历，他说：我从四川东北部的大山深处走出来，我是一个地道的山民的儿子，我种过田，教过书，接受过再教育，我对诗歌非常热爱，是家乡那些野性的山歌、老人缺牙的故事、民间动人的传说在我心中播下了诗的种子，让我做起了诗人梦。这些年从农村到城市，如今又只身闯入京都，我是靠意志的力量在一步步朝前走，一路拼搏过来，浑身已是血迹斑斑。特别是这次大灾难使我的精神和肉体都遭受到极度的损伤，也使我对生命与死亡及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和领悟……
他的苦难与不幸让我扼腕叹息，他勇于与命运抗争的执着和顽强，却加深了我对他的崇敬与钦佩，在我尚且稚嫩的心中，他就像参天大树一样高大，我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见到他。
三、
梦想终于成真，在1991年那个金色的秋天里，我去北京参加一个短训班的学习，第一次来到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也终于见到了心目中的偶像。那天我们约好在他们报社门口见面，我刚下公共汽车，就看见马路对面一人快步走过来，虽然我们从没见过面，但我一眼就认出肯定是他，他也很快认出了我。两只手终于握在了一起，握得很紧，可打量起眼前的他，我竟有一丝失望，他的形象与我的想像相去甚远，他没有我想像的高大，更没有一点诗人的风流与潇洒。他个子很矮，肤色黝黑，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像酒瓶底一样厚，他的衣着也有点不合时宜，上身着一件深色西服，下面却是一条夏天穿的白色裤子，让人感到他好似生活在两个季节里。我腼腆地说：“真没想到你会这么----”。我本想说这么矮，可感到初次见面这么说不妥，于是立刻打住了。不想他马上接着说：“很矮，是不是？”我抿嘴不答，他又接着说：“别看我很矮，但我还有点气质，对不对？”他的一番话将我逗乐了，接下来我们的谈话就变得轻松随便了。下班后我来到他的住处，让我惊讶不已，他的宿舍小得可怜，大约只有六、七个平米，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几乎放不下什么多余的东西。
“你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生活吗？”我惊讶地说。
“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不知道在北京要弄间房有多难，这间屋还是我们从前的办公室呢。”他似乎很满足。
我给他带了一幅铁画来，可一看他这么简陋拥挤的住房条件，我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这幅漂亮的铁画往哪儿挂啊！难道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写出了那些美好的诗么？
那晚我们交谈了很久，自然谈到了诗，他将他的一本创作手稿拿给我看，上面写满了他的诗作，那笔力遒劲的字我十分熟悉，那一行行整齐排列着的长短句，像钢琴上一排排黑白分明的键盘，标注着流畅的乐章。他用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朗诵着他的诗，低沉的声音里饱含深情，我被他深深地感染着。最后他动情地说：诗人只有在诗的世界里才是真正独立的，心灵才是真正自由的。这些年我如牛负重，像陀螺一样身不由已地旋转着，只能在诗的王国里寻找生命中的乐趣，获得精神的寄托。
在北京期间，我们见了三、四次面，他除了谈诗也谈到了生活，谈到了他远方的家乡，当然也谈到了我们的友情……
一个月的学习很快结束了，我带着几分留念与他告别，他恋恋不舍地说：“就这样走了吗？我多么希望你能留在我身边啊！”他的话让我心中升起淡淡的惆怅，在那条布满梧桐树的林荫道上我独自徘徊了很久很久，任北方的风沙卷起我翻飞的衣裙，我思绪飞扬，……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当然想留在北京，这是我的理想，可当我看到他的艰难和窘迫后，便失去了留下来的勇气，我只能回到我的位置上去，我们也只能是天隔一方的朋友……
四、
日子像风一样的飘过，生命如飞花逐水般地流淌，在家乡的小城里，我结了婚、生了子，完成了一个女人应该完成的一切，而诗已被挤出了生活的边缘。他也偶有信来，总说他特忙：每天除了要完成编务之外，还要拉广告，报社里每个人都有任务，一点写诗的情绪都没有了。
市场经济的大潮如滚滚洪流一次次地向我们袭来，将我们撞击得迷失了方向，诗歌这朵娇艳的花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很快萎谢了，我们的诗梦也在翻腾的商潮中化成了碎片。生活的压力、利益的诱惑，让许许多多诗人抛下诗海纷纷扑向了商海，从此中国诗坛变得沉寂，诗歌也离我越来越远了，我与他的联系也变得断断续续。1997年我出差北京，原以为又可见面了，可打他电话始终没有人接听，我不知他是否还在原来的单位，生活得怎么样，还写不写诗了，我失望而归，心想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又一个新年来到之际，我尝试着给他寄了张贺卡，不想他很快给我回了信，我们又联系上了，我欣喜万分，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他说：我的情况大致如前，没有多大起色，我永远是一个贫困的富有者在负重前行，我的生命里也许永远不会有‘清福’这个字眼。
2003年我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终于又见到了他，他开着一辆半旧的红色轿车来到我的住处，他比以前稍稍胖了些，脸上挂着疲惫，衣着还是不合时宜，虽然多年没见，但我们依然感到亲切，只不过这次我们已很少谈诗，更多的谈彼此的境况，他告诉我这些年他在北京辗转了几家报社，还在一家公司兼职，压力很大，既要组稿写稿，又有广告任务，还有业务要做，太忙，太累。我劝导说：“何苦这么玩命呢？生活只要能过就行了。”他说：“我就是累的命啊！来北京十多年了，终于有了房，有了车，可我付出的也太多。”“还写诗吗？”“诗早就不写了，现在还有几个人写诗啊！”
生活终于改变了他，我发现他已不是当初那个生活在诗歌王国里的歌者，那个质朴的乡土诗人已经消失了，他变得现实，变得现代，变得为生存而活，为金钱而奔波，他让我感到了一丝陌生，还有一丝悲哀，我深知这是生活的改变，是生存的必然，是时代的变迁，我自己何尝不是呢？这些年我不是也被生活改变得面目全非了吗？那些美丽的诗梦不也早已化成物质的追求了么？可尽管如此，我内心里还是有些隐约作痛，明明知道一切都时过境迁，可内心里多么希望他还是当初那位苦难深重又赤诚执着的诗人啊！我在心里呼喊着：你是不能变也不该变的呀，你应该永远是我那诗情奔放顽强不羁的诗哥哥啊！可生活是把杀猪刀，将我们那一点灵气和梦想都悉数绞杀了，剩下的只是一副庸碌的皮囊，这能怪谁呢？生活是残酷的，诗人也是人，要吃饭，要生存，要有滋有味体面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都置死地而后生了。
去年初秋，我又去北京出差，希望再次与他相见，我一次一次地打他的手机，可回答我的总是：你拨打的电话是空号。我充满了失落，茫茫人海，诺大的北京城，我到哪儿去寻找他呀？我又一次遗憾地归来，这次他可能永远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虽说如今是信息时代，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联系上，可别人一旦换了号码你还是会无从找寻，原来手机也是个靠不住的东西。又一个朋友丢了，而这可是个对我人生产生过极大影响的心灵朋友啊！我非常惋惜，这么多年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他留给我的除了那本诗集之外就只有那些已经泛黄的信件，那些给过我激情、梦想和渴望的信件，每当重读它们，我就会想起那为诗而狂的激情岁月，就会怀念当年结下的那份真挚的情谊，如今它已沉淀在我的心底成了永远磨灭不掉的美好记忆。
“春天来了，来，让我握住你的手——握成春天的花蕾！”这是多年前他在一封信中的祝愿。如今又一个春天来了，可是你在哪儿呢？
（原载2009年4月26日新安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