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手艺

母亲不是手艺人，可母亲有一身的手艺，从小到大，我们的日子都是过在母亲的手艺里的。

母亲的手不大，手指短短粗粗的，像一根根老生姜，手背上青筋突起，皮下像藏着一条条蚯蚓，手心里有厚厚的老茧，像一层硬硬的锅巴皮，用过去的话说，这是一双劳动人民的手。的确，母亲是个劳动人民，她那双手，干过无数的粗活儿，脏活儿，累活儿，甚至受过伤。母亲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家境贫寒，又是长女，她没条件读书，8岁就开始放牛，她的童年是骑在牛背上度过的，放牛娃的生活，养成了母亲狂放不羁的野性和吃苦耐劳的品性，母亲16岁到父亲家做童养媳，用她的话来说，那是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每天天不亮就被祖母叫起来割草、喂猪，农忙时，锄地、插秧、割稻，样样农活都得对付，大概从那时起，母亲的手就被繁重的农活弄得粗糙不堪了，不过，也正是在生活这个大课堂里，母亲练就了十八般武艺。

日子像磨盘一样转动，母亲一年到头都闲不住，总是随着时令的变化，施展着各种手艺。印象中，童年的冬天，都是从母亲腌菜时开始的，每年初冬，母亲都会买一、二百斤大白菜回来腌，母亲将菜洗干净，晾干，放在一个大木盆里，撒上盐，开始搓揉，只见母亲脱掉棉袄，将袖子高高挽起，一幅上战场的样子，揉菜是个体力活，是要一把力气的，那时的母亲浑身是劲儿，她像搓衣服一样，用力搓揉着白生生的大白菜，直揉得渗出绿色的水汁来，然后装进吸水坛里，上面压一块大青石，大白菜腌个把星期掏出来吃，又脆又嫩，是爽口的下饭小菜。不过，我最喜欢吃的还是母亲腌的香茶，做香菜的工序要比腌大白菜复杂一些，料要好，刀工要好，晾晒要适时，盐、五香粉、辣椒粉、芝麻、香油等调味品一样不能少，江南一带都有腌香菜的传统工艺，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腌香菜，那时父亲从江北农村到江南的南陵县印刷厂学徒，母亲则两边跑，上半年在家乡种田，下半年农闲的时候就到县城住上一段时间，那会儿母亲比较清闲，就跟着父亲的师娘学会了做香菜，这手艺一直伴随着母亲，从青年步入老年，从乡村走进城市，母亲腌制香菜的技艺随着岁月的流淌，也越来越精湛。我上大学时，同寝室的人，都会带一些家乡的特产来，互相交换着品尝，我让大家品尝的就是母亲做的香菜，又辣又香，味道鲜美，尝了第一口就放不下筷子，一瓶香菜很快就吃完了。虽然如今满大街都是那些小作坊加工的香菜，味道也很鲜，但感觉是放了太多的味精，哪有母亲做的那种天然、原生的鲜味哩。除了腌白菜，做香菜，每年冬天母亲还要腌咸鱼、咸肉，灌香肠，煮饭时切几块咸鱼肉，或一两根香肠，放在饭锅里蒸，吃饭时揭开锅，顿时，扑鼻的香气，像雾一样氤氲升腾，还没吃，腮帮子就渗出了口水，特别是到了纷纷扬扬的雨雪天气，买不到菜，都是这些咸货当家，咸鱼咸肉特下饭，只一小块，就能吃一大碗饭，不像现在，满桌的山珍海味也吃不下几口，在那些个寒冷贫乏的冬天，母亲都是用这些咸货滋养着我们的味蕾。

正月里闹元宵，我们总能吃上母亲亲自磨的元宵，我们家的一个石磨子，母亲用了数十年，常见母亲坐在小板凳上，一手握着磨盘上的木柄，一圈一圈地旋转着，另一只手一勺一勺地舀着泡在水里的糯米，放进磨子的“嘴”里，母亲的手臂转一圈，磨子就“吱呀”一声，像个听话的奶牛，一会儿，糯米就变成了牛奶一样稠密的浆汁，母亲磨的元宵面又细又粘，吃在嘴里像绸缎一般韧滑，不像外面买的，掺了太多的大米，吃起来又粗又硬。母亲还包得一手好粽子，每年的端午节，母亲会早早买回几捆粽叶，泡在水盆里，端午前一天开始包粽子，一包一大盆。我不爱吃粽子，却喜欢看母亲包粽子，只见她用三片粽叶，卷个圆锥型的小桶，抓几把糯米放进去，用手将米塞紧，然后用粽叶尾部盖住口，如果是小脚粽，则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再插一片粽叶在上面盖住口，最后用一根事先剪好的纳鞋底线，一头用牙齿紧紧咬住，一头绕在手上，用力将粽子紧紧捆住，不管是三角粽，还是小脚粽，母亲都包得紧致有型，棱角分明，像工艺品，特别是小脚粽，真像旧时女人的小脚，端午节一早，我还没起床，就闻到了浓浓的粽香味，啊！母亲的粽子已经煮熟了。

母亲的手受过一次伤，那是她进城后，在机械厂当电镀工的时候，一次上夜班，母亲帮一家单位加工削猪刀，抛光时，刀不知怎么一下子飞掉了，找了半天也找不着，一位同事突然指着她的手说：俞师傅，刀在这儿哩。母亲一低头，看到长长的小刀子斜插在她的手背上，她竟没有知觉，母亲一咬牙将刀子拔了出来，血飙了老远，同事们吓坏了，将她送到医院，一下子缝了4针。那时的母亲真勇敢，哼都不哼一声，我隐约记得那晚母亲是被人送回来的，我已经睡下了，从此母亲的手背上留下了一条像蜈蚣一样的疤痕。就是这双粗砺的、受了伤的手，不仅能干粗活，也能做细活，母亲的针线活一直不赖，小时候，我们的衣服，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至今记得母亲用两块大手帕，给我做了件小汗衫，穿在身上特别凉快。后来家里买了缝纫机，母亲学会了自裁自做，每到过年母亲都会给我买块花布，做件漂亮的棉袄罩衫。母亲那双拿过锄头的手，也能拿细小的绣花针，家里的枕套、缝纫机套，还有我穿的白衬衫上的花，都出自母亲的一双巧手，她绣的花，针脚密实，色彩搭配协调，很有立体感，像一幅幅花鸟画。母亲喜欢做鞋子，每年冬天，我们都有新棉鞋穿，平时也总见母亲偷着空纳鞋底，母亲是个戏迷，特别喜欢听家乡的“倒七戏”，经常是边哼着小戏，边一下一下地抽着长长的鞋底线，母亲纳的鞋底密匝又厚实，新棉鞋穿在脚上合脚又暖和，走起路来“嘣、嘣”响，母亲不识字，从不看书，可她有本旧杂志，里面夹着厚厚的鞋样儿。

记忆中，我唯一比母亲做的好的是打毛线，起初，打毛线也是跟母亲学的，小时候穿的毛衣，也都是母亲打的，只是母亲打的是比较简单的平针，我后来买了一本《上海棒针编结花样500种》，学会了各种高难度的花样儿，可母亲看不懂书，只得请教我，可我总是缺乏耐心，讲了几遍，她还不明白，就觉得她又笨又烦，说话就比较冲了，搞得母亲很生气，她最恨别人冲她了。后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了，我不织毛衣了，直接买羊毛衫穿了，可母亲还坚持打毛线，她甚至打了一件比毛呢还要厚实的毛线大衣，有十多斤重，我打心眼里佩服母亲，她比我这个所谓的大学生牛多了。

母亲没进过正规的学堂，年轻时只上过几天夜校，认得几个字，她一向自嘲为大老粗，可她的语言却生动如花，一出口不是句谚语就是句歇后语。她一生几乎没拿过笔，我只看过母亲写自己的名字，她也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到老了连名字都不会写了。母亲写字像画画一般，一横一竖写得歪歪扭扭，母亲的名字笔画多，比较难写，她姓俞，她总告诉别人是“人则”俞，可中间的“嗣”字写起来颇费劲，要磨蹭半天，但她的“珍”字却写得很漂亮，特别是收尾的三撇，一撇比一撇长，有层次感。没有文化的母亲，却养了个喜欢写字的女儿，记得我出第一本书时，父亲调侃母亲说，想不到大老粗的女儿还能写书，听了父亲的调侃，母亲也不生气，嘴咧得合不上，我知道，母亲心里欢喜着，她为我骄傲。遗憾的是，我出第二本书时，母亲已不在人世了。母亲病了大半生，那么多年她都是拖着一身病，为我们操持的，家务活儿，几乎她一人包了，我们淘汰的衣服，母亲穿，我们吃剩下的汤汤水水，母亲舍不得倒，撑破肚皮也要喝下去，还唱着戏里的词儿逗我们：“东瓜也是汤，南瓜也是汤，将我个老先生当个储水缸。”我们被母亲逗得前仰后合。

母亲生过五个孩子，只存活了我们姊妹三个，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没少给母亲添麻烦，母亲到哪儿都将我带在身边，有时连上班都带着我，做为老汗女儿，我也总是享受母亲更多的温暖。至今记得我过麻疹时，起了一身的疹子，奇痒无比，又发烧，还不能见风，母亲用一件黑衣服蒙住我的头，背着我，连夜赶往医院……类似的记忆就像电影胶片，至今还常在脑海里回放。“文革”后的那段日子，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祖母去世，父亲去了五·七干校，姐姐下放农村，母亲带着十一岁的哥哥和七岁的我在家艰辛度日，她要上班，要做家务，要管我们吃喝，淘气的我们还经常打打闹闹，给她添麻烦。那时的母亲，被生活绑架着，干什么都急匆匆的，上班、下班、买菜、烧饭，一阵风似的刮来刮去。而我每天最期盼的时刻是傍晚时分，站在母亲下班的路上，望眼欲穿地盼她回家，从太阳西落等到暮色苍茫，每当看到母亲划着两手走来了，我就像一只惊喜的云雀，张开翅膀飞进她的怀抱；可如果迟迟看不见她的身影，我就落寞得像只孤雁，在沉沉的暮色中无助地徘徊，那时的母亲是我的全部世界，是我的太阳，更是我的大地。后来我工作了，母亲病退在家，她也常常等我回家，那时调到一个新单位，工作特别忙，经常晚上搞活动，回来都半夜了，总看到母亲站在半路上迎我，见到我就埋怨：“怎么到现在才回来？急死我啦！”我却不耐烦地说：“有什么好急的？又不是小孩了。”却不知母亲在风口里已站了多时，她那份焦虑和担忧，我竟不知去体会。

母亲在操劳和病痛中，一天天苍老，直到老得病得不能呼吸，其实，我最心痛的时候，并不在母亲的葬礼上，那天，我并没多少眼泪，我看着她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睡着了一般宁静安详，我哭得最凄切的是三天后，去复山，哥哥捧出母亲的骨灰盒的那一刻，我崩溃了，泪水流成了河，因为母亲变成了灰。

母亲是一个人的仓库，既有物质的，更有精神的，那些不经意的，常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其实早已流进了我们的血管，与血液融合到一起，成了爱的浆汁。一天中午，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小憩，迷迷糊糊中，竟被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惊醒，“我就要…看不见…你们了…我、舍不得…你们啊…”，那断断续续颤抖着的声音，贴着我的耳朵，如此清晰，像雷声撞击着我的胸口，我一下子弹坐了起来，抚摸着“嘭、嘭”乱跳的心，半天缓不过神来，难道母亲真的来到我的身边？可她老人家离世已经六年多了呀！这么多年来，她说的最后这句话，仿佛躲在生命的某个角落，不时跳出我的脑海，惊得我泪流满面。

              （原载2021年第四期《作家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