坪头的回忆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三仓坪头了读了3年初中，这3年可以说吃尽了黄连一样的苦头。这是一段辛酸的回忆，几乎不堪回首，但这一段经历，已经铭刻在自己灵魂深处，永远无法忘怀，抹都抹不掉。

1980年，家乡还处在大集体的时候，我读的初中。那年，盘底初中撤并三仓，从盘底招了10名初一学生，我便是其中一名。当时农村小学没有六年级，念到五年级就小学毕业了，所以刚上初中时年龄总体偏小，大约13、14岁左右。我们一个个都是稚气未脱的懵懂少年，但却十分懂事，一点也不轻狂浮躁，因为农家出生的孩子醒事早，懂得生活的人艰辛。三仓附中就在坪头坝村，在三仓河的下游，离三仓公社（此后不久改称乡政府）所在地的楚家坝还有5里路，是当时周边几个公社办得最好的学校，很有影响，这恐怕就是合校的原因吧。

在坪头读书，免不了要寄宿。两周回家一次，从家里背来洋芋、酸菜、玉米面和柴火，自己做饭。从我的家乡盘底李山村到三仓坪头坝，中间隔着一座大山，要走30多里的山路。每次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还要翻山越岭，实在是苦不堪言。当时是一周上6天课，星期六下午才能请假回家，常常回到家里，就伸手不见五指了。星期天又要返回学校，一般走到楚家坝天就黑了。再往下的5里路，都是摸黑走道。有时遇雨，三仓河水暴涨，到了坪头坝，还要黑灯瞎火，摸着石头过河，比较危险。每次往返学校，不仅两头不见天，还累得腰酸背疼，回回背上和腰间总要隆起三个肉包来。那个疼痛，直往心里钻。过了十多天，刚刚痊愈一些，又该到下次回家的时间了。

坪头学校的学生宿舍和厨房，是两间大教室改成的。宿舍里靠墙打着两排通铺，两个学生一组，每组能够拥有一米见方的宽度，仅仅只能睡俩人，十分拥挤。门窗只有框架，没有内容。到了冬天，学校就动员学生用纸糊住窗户。但纸糊的东西就是不可靠，过不了几天，就开了花了，冷风呼呼直蹿，冻得人脸上像鞭子抽打一样。记得那时四季分明，早春、暮秋和整个冬天，都冻得要命。冬天基本都被大雪覆盖着，白茫茫一片。学生厨房里四面墙体上都密密匝匝筑满了小土灶，学生娃娃一人占一个，埋锅造饭。中午晚上一放学，数十个学生吵吵嚷嚷同时点火做饭，那个烟熏火燎的滋味，真正不好忍受。特别是雨雪之后初晴，简直要把人呛死。大家操作一会儿，就要跑出来，在外面休息一阵，才敢再进去。出来的人，全都满脸通红，泪流不止。一年熬下来，我们个个都成了名副其实的“火眼金睛”。

我清清楚楚记得，甚至一辈子都不会忘掉，那年我第一次出门在外，到坪头坝上学，就整整吃了一年的玉米面，连一顿麦子面都没尝过。那是大集体的最后一年，生产队里只分了我家6斤小麦，其中至少有2斤是麦糠。当时农业社里除了缴纳公粮，留下种子，也就颗粒不剩了。那年月，喝一碗麦子面拌汤，比登天还难。实在想吃的时候，基本要装病。装上两天，母亲估摸着可能是真的了，才抖抖面袋或扫扫面桶，拌碗拌汤叫娃喝喝，发发汗。我是知道的，村里人上顿下顿都是玉米面饭，更多时候还一顿接不上一顿，父辈们还要经常出去跑生活。要不就是向亲戚朋友借些粮食，或跑陕西下四川做工换回粮食，千里迢迢，一步一步背回家乡。在坪头坝这年，一放学，想都不用想，就能进入操作，反正不是玉米散面饭，就是玉米面条，别无选择。如果少有变化，就在洋芋的切法上，或条，或快，最大切丝。至于饭食里面的油腻，就更谈不上了。好一点的家庭，带点猪油，每顿切很小一块，弄到锅里哧啦响一声，家庭困难的学生，连这一声响都没有。

念初二的时候，父亲靠省吃俭用给我买了一件衣服，相当于现在的拉链衫，那时叫工作服或劳动服。一天，我把衣服洗了，凉在宿舍外面，不知叫哪个缺德死的同学偷走了。我光着膀子，不敢去上课，只好请假呆在宿舍里。好在第二天就是星期六，我赶紧步行三十多里山路，回到家里想办法，可父亲也无计可施。最后，多亏母亲出面，向邻居叔叔借了件穿旧了的白衬衣。那年夏天，秋天以至到了数九寒天，我都一直穿着那件衬衣，一次都未脱下身来。那时候我们洗衣服，春夏时节在火热的太阳底下洗，晒干了当场就穿上；秋冬之际在晚上洗，天亮时一般就干了，人不知鬼不觉，穿上才出门干事。万一没晾干，就赶紧生着火，烤烤。学校里人多不方便，也没生过火，衣服也就都不洗，将军不下马。寒冷的冬天到了，我们都还穿着解放鞋，里面根本就没有套袜子。年年总是把脚冻坏，流脓，淌血，连路都走不了，上早操和体育课，只有给老师告假。

寄读生上晚自习，点的是煤油灯。找一个墨水或墨汁瓶，在盖上钻个麦桔杆粗的小孔，再用铁皮，一般多用牙膏皮卷个空心的小筒，里面用棉花捻个芯，插在墨水瓶里，点着就能照明。煤油灯光亮灰暗，光色泛黄，照不了巴掌大点地方，必须一人一个。人多了，亮堂是亮堂一些，但煤油烟熏得人受不了。往往一个晚自习下来，鼻子里能挖出俩小煤球。想多一些自习时间，我们几个盘底小老乡，经常逗留在教室里不回宿舍。因为宿舍里人多，吵闹，而且10点就要吹灯睡觉。这样，我们吸的煤油烟就比别人更多些。学校当然不允许学生“开夜车”，但班主任李永老师偏心我们，时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底里默许鼓舞我们好好用功，争取考取中专，跳出农们。只是到了初三的时候，我们变本加厉，有时候拖到夜里12点，李老师害怕我们把身体搞垮，才出面干涉。多少次赶着不走，他就摔碎我们的煤油灯，逼睡觉。只是这煤油灯经摔，玻璃瓶碎了，筒和芯摔不坏，随便找一个瓶，把芯筒插上，又能用了。

就这样，在坪头上了三年学，吃了不少苦，但在学习上，却下了很大功夫，一点也没马虎。为了节省时间，我们经常多做一些饭食，剩下，下顿接着吃，反正都是玉米面做成的。有一回，我和小老乡合伙做饭，当晚剩了半锅，准备下一顿俩人继续食用。第二天中午放学以后先做了一阵子作业，反正满有把握，打算一吃就去上下午的课。可是快上课时到厨房去吃，揭开锅一看，里面空空如也，一无所有。原来，厨房没门，坪头坝人的狗夜里进去帮我们用了。想再做已经没时间，只好饿着肚子坚持。就为提高成绩，我们经常拼命去学。上课时间，自然是专心致志，如饥似渴。课后，作业之外，到处搜集资料，反复练习。我们把难题收集起来，去请教老师。把要背诵的课文、公式、定理抄在笔记本上，早上和晚饭后到河堤上、田间地头里去读。坪头坝村后有个偌大的苹果园，春天到了，苹果花开，芬芳美丽。早晚我们经常钻到苹果林中读书，书声琅琅，落英缤纷，美不胜收。

关于坪头的回忆，还有很多。冬天上课，老师学生全冻得手脚生疼。一下课，同学们就像蜂儿一样涌出教室，在太阳底下跺脚，那场景十分壮观。那时学校一般不收学生的杂费，冬天取暖全靠教委拨款。学校为了节省费用，带着学生到30里以外的草河公社去背木炭，到5里外的大山里去砍柴。学习劳动互相调节着，学生还挺喜欢的。学校当时还有几亩校田，在坪头村不远的山坡上。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种玉米，种洋芋，种蔬菜，学会了施肥，间土，锄地，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把酒话桑麻，开窗面场圃”这样的诗句，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那时的坪头学校，条件差是差些，但老师爱教，学生爱学，校风优良，教学相长，教学质量，十分了得。那时候的学生，生活艰苦，思想纯洁，团结向上，还助人为乐。跟现在的一些学生相比，简直是天差之别。

当时的坪头坝学校，还有一帮生龙活虎的好老师。语文老师有李永，杜永强，数学老师有尹顺军，杜早林，物理老师有樊照明，茹佐宏，化学老师有宋清祥，刘常青，还有语数化音美体全能的贾永章。能够遇上这样一些好老师，真是人生的幸事。这些老师年轻有为，思想活跃，观念新颖，给偏远的平头学校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同时，他们学有所专，扎根农村，投身教育，热爱学生，能够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我爱学语文，尤其爱听李勇老师带的语文课。他的课，讲得情辞并茂，文采飞扬。听李老师讲课，真是一种享受。三年初中读完，李老师给我们奠定了扎实的语法基础和作文功底，可以说，我在终生享用。

在坪头上学期间，这一拨老师对我们远道而来的10个盘底学生，更是关爱有加，除了学习，生活上更是如此。班主任李老师每年都要把5元钱的助学金评给盘底的学生，还给我评过一次5.5元的特等奖。樊照明老师，茹佐宏老师，刘常青老师，虽然有些没给我们带班上课，但看到我们生活那么艰难，用自己的粮票自己的钱打来面粉让我们吃。贾永章老师曾经爬山涉水，步行30余里，到盘底学生家里进行家访，鼓舞家庭困难的学生家长，克服困难，坚持到底。宋清祥老师的老婆，看到我们寄读生生活清苦，经常从老师的菜园里摘些瓜菜给我们，叫我们至今难以忘怀。

坪头三年，有苦有甜。苦来自那个荒唐时代，甜却来自那些热心的老师。这段回忆，我将继续永远备份，永远保存。

                  陇南报周末特刊2009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