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秋天,我调到相对偏远落后的武都五库附中当老师,而且一当就是6年,把我人生的大约十分之一的光阴留在了这里,为此,五库是我的第二故乡。
五库是陇南武都西南的一个边远乡镇,有一万多人口,分别散居在五库河两岸狭长的河道里,山谷里,这里,东西都被高高的大山阻挡着,交通极为不便。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能够曲曲折折流到文县碧口的白水江里去,可一条顺着五库河延伸下来的乡土路,却是条死角路,只能坑坑洼洼勉勉强强通到佛殿坝,来到五库后就得原路返回去,别无他途。往西想要去文县临江,就得步行攀登高高的白云山,往东要想到达盘底洛塘,那就更要翻越三座大山才行。
说老实话,前些年到这儿来工作,真是一件苦差事。从我家盘底到五库,来回都靠11号,而且必须不折不扣得翻过三座大山。盘底到三仓一座,三仓中途一座,三仓到五库一座。92年以后,我跟两个盘底同乡同事,经常一起翻山越岭,一年四季要无数次挑战这三座大山。我们总结的是:把盘底河走小,把三仓河走了,把五库河走老。就是说,我们要从盘底的最低处走到最高处,从三仓的东山走到西山,从五库的山顶走到河谷。在那条数十里长的山路上,有崎岖,有颠簸,有风雨交加,有汗流浃背。六年里,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我风里来过,雨里往过,跟新婚老婆走过,带着刚出生的孩子走过。极少的时间,还能坐一回车,从五库绕道月照再到洛塘,盘底,几乎要转一个270度的弯,才能回到家里,明显就是绕弯子,还不如走山路来得直截了当。
在五库生活,吃饭算是最令人头疼的大问题。虽然已经是九十年代了,可大山屏蔽着的五库,仍然停留在小农经济状态,自给自足,商品意识淡泊,人人都是自扫门前雪。就连乡政府所在地的佛殿坝,也没有一家旅店饭馆什么的。远方来了客,只能找熟人,再无计可施。要是没有亲朋好友,举目无亲的话,吃住就无法解决,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情,因为总不能讨饭吃啊。好在那时供销社里已经有了方便面,解了许多人的燃眉之急。当时,乡政府所在地除了学校、供销社、粮管所几个单位的工作人员,除了佛殿坝的村民之外,再无闲杂人等,连做个小生意、小买卖的人也没有。也许,这就叫做滞后吧。
就这几个单位,来来去去的人,吃饭也成问题。乡政府虽然有个大灶,一般只解决人家内部的问题,对外不正式开放。为此,学校老师都是自办的小灶,在办公室门前,弄些破砖烂瓦,砌个小灶,用柴火烧饭。我们这些寄宿的人民教师,在讲台上神气活现,下了学为了忙一口饭吃,却要经受烟熏火燎,一点形象也没有。那时,五库的公办老师大都住在一座破旧倾斜的木楼上,这座木阁楼,据说还是国民党时期一个丁姓县长,大办教育时修建的。如今听说这座木楼已经拆除,重建了崭新的教学楼。听说,近年来五库的教育和各项事业都有了飞速发展,早已今非昔比了,有机会,一定要去好好体会一把。
就在旧木楼二楼的木栅栏上,老师们隔一户建一个小灶台,站在楼底下看,像马蜂窝似的,既窝囊,又难看,那也是其它行业的同志看了笑话老师们清贫寒酸的口实。但,这是我们寄宿老师的人间烟火,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命脉。开了小灶,就要考虑柴米油盐的问题。而在当时的五库,要解决这个问题,依然十分困难。五库人不习惯卖疏菜,萝卜白菜什么的,宁可腐朽烂掉,也不卖,关系好了,朋友相交,白送倒还可以。柴火也无处可卖,我们就带着学生,到佛殿坝的山里面去砍,这事儿娃娃们挺乐意,可以自由散淡一天,我们却有些担惊受怕,要是多少出点事情,可就无法面对学生家长了。
好在那时当老师的,还有点吃皇粮的优越感。按标准,每月我们可以到当地粮管所里打来30斤面粉,4两食用油,因而我们自办的小灶,主要以面食为主,十分单调。午饭也好晚饭也罢,要么白菜面片,要么洋芋面条,别无选择。懒散一些的,弄不到蔬菜的,上顿下顿就喝甜拌汤。要想换个吃法,最大就是烙个馍,炒一盘洋芋丝或洋芋片。我们伙食的所有的变化,全都决定于洋芋或片或丝儿上。如果能吃顿米饭,或者熬个米粥,都算奢侈了。要想沾点荤腥,就十分不易,特别是外地老师。当然这是大多数情况,个别时候,春天可以吃上土鸡蛋,冬里能够买到鲜肉,或者野味什么的。五库人奇怪,肉蛋可以卖,蔬菜是绝对不卖的,怕丢人现眼。因而我们往往水草不匀,吃的时候海吃海喝,没有的时候近乎闹饥荒。就是俗话说的“穷人肚里无杂粮,接上一样吃一样”那意思。由于缺吃,我们都把精力都集中在喝酒上,常常无端喝得酩酊大醉,也闹了许多笑话。有个感慨,如今我活到四十多岁了,才活明白才懂事理,才把烟酒戒掉,也算绕了个大弯子。说起喝甜拌汤,也有个感慨。前一段我在电视上看到豫剧大师马金凤的访谈,她说她为了保护嗓子,喝了一辈子甜面汤。想想,其实那阵我们在五库享受到的待遇,还是大师级的啊。
当时,我们实在嘴馋了,想打牙祭的时候,要么抓大头凑钱买鸡蛋买罐头合伙吃,要么诱惑着吊死一只夜间进入校园游荡的野狗,剥了皮炖狗肉。回想起来,狗肉可香啦,锅里一旦煮沸,满校园都闻着喷香。好些睡得迷迷糊糊的老师,都会闻香而起,来吃一嘴,就连个别女老师,也经不住诱惑,三更半夜还要起床图个热闹。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这些外地老师,就会跟着要好的本地老师到他们家里去,蹭顿好吃的。那年月,最好吃的,最高级别的招待,就是杀一只土鸡,或烧或炖。在五库呆了6年,我们常常到要好的老师、朋友甚至学生家里去,打搅人家,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这份情谊,我至今铭记于心,无法忘怀。
除了吃,住宿也很简单。这木楼上的宿舍,都是大教室隔开的,墙壁是一层薄薄的木板,稀泥抹个光墙,再用旧报纸糊糊。顶棚和窗户也大同小异,都是纸糊的。顶棚上基本就是老鼠的练兵场,白天黑夜叮叮咚咚山响。记着那好象是4间教室改成的8间房,隔墙顶端空着,因而是连通的,隔音效果是零。谁家说话,等于广播。老成一些的同志住着没有什么,年轻同志有个小动作啥的,一点都不保密,自己还未察觉,就人人知晓了。如果是隔壁,就连悄悄话都不敢说,你还想什么激情飞扬,想都别想。改革开放都十多年了,五库还这条件,致使许多同志呆不住,刚调来就千方百计想调走。
好在五库人重视教育,看重老师,暖了许多老师的心。90年代,正是农业费税最重的时候,群众因为费税上缴、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时常跟乡政府闹别扭。五库人对乡上的干部有看法,对老师却另眼相待。许多家长认识到当老师的,工作繁重,生活艰苦,而且是为大家做好事,就经常主动给老师送些蔬菜什么的,表示自己的爱憎。那时,五库农村经常放露天电影,临近乡政府的村子里放的时候,机关单位的同志因为晚上无聊,也要去凑凑场子。到了村里,对比就鲜明了。供销社的同志,粮管所的同志,当老师的同志,都有人热情相邀,有给拿凳子的,有给端茶倒水的,还有散了场请到家里杀鸡炖肉招待的。就为此,一些老师都很是感动,再次走上讲台的时候,说实话,还是要更加卖力气一些。不全是因为吃了人家的嘴软,而是任何时候,人的劳动,人的尊严,都需要认可和尊重。
那些年时兴分级办学,集资办学,在这个问题上,五库人更是不甘落后。那年新修中心小学新校舍,真是全民动手,步调一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点也不懈怠。校舍封顶那天,我亲眼所见,全乡数千人自觉自愿,蜂拥而来,增砖添瓦,各尽所能。那场面,确实激动人心啊。也是从那以后,我对五库的认识更加深刻了。虽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交通信息比较闭塞,但广大群众却勤劳肯干,热情厚道,而且识大体,顾大局。随后,五库群众自发地掀起基础设施建设高潮,在洛塘片率先实现了通路通电通水,令人刮目相看。这些,也成为当时我们那一拨老师扎根五库,安心教学的原因之一。
我在五库呆的六年时间里,代了从初一到初三两轮语文课,许多精短的课文都能背着讲了,像《陌上桑》、《出师表》、《菜园小记》、《白杨礼赞》等等。两轮出来,带出了一些优秀学生,也能令人聊以自慰。那几年五库的升学率在全县也名列前茅,大家都感到振奋。当时,五库还确实集中了一帮年轻有为、品学兼优的老师,由于老师的苦教,学生的苦学,就在90年代靠后,五库考出去的大中专学生总数在100人以上,在全县也算得成绩斐然。当时的五库教育,对内来说,有一个开明的校长,有一帮尽职的老师,还有一群刻苦的学生。对外来说,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大气候,有五库群众热忱集资办学的小气候。这样好的成绩,在五库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在五库6年,结识了许多值得念想的人。先是校长李晓东,一个老牌师范生,书读得多,公文写得好,经历的世事也多。他性情温和,管理民主,思想开放,真心实意关心老师,尊重知识。他当校长若干年,虽然有得有失,但在关键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十分稳练。一滴水里有一颗太阳,李校长能够在最细微处关心教职工的工作生活。李校长的挂面煮得忒好吃好,就算没有任何佐料,只有清油,洋芋,挂面,食盐,水,他也能煮得鲜美可口,醇香无比,这是他数十年当老师积累的生活经验。我们就不行,怎么煮都索然无味。每次外地的老师过完周末或节假日,翻山越岭返回学校,都能吃上一顿李校长亲自煮的挂面饭。如今李校长已然退休了,还那么乐观,豁达,令人敬重。
其次是魏老师,当时的副校长。他年轻睿智,潇洒大度,也义气慷慨,为人处事,灵活机智,能跟教职工融在一起,打成一片,对我们外地教师也是关爱有加。前一段时间,已经担任校长的魏老师突然患病离开了人世,令人悲痛欲绝。大约7年前,我的一个同乡同事,尹正乾老师,年轻有为,也患病过世了,十分可惜,十分遗憾。其间,还有个张老师,五十多岁患结肠癌,死在了教师岗位上。在此,也正值教师节来临之际,我码这样几行文字,来祭奠祭奠三位同事,愿他们在天国安息,望其家人不忘他们的遗志。老师这个职业,说起来神圣,其实很清苦,若有这样的中青年教师不幸亡故,就更令人心酸,令人感叹。
同事里面,关系密切的还有潘世忠,赵玉虎,赵时珍,李仕富,李登彦,张清万,李成德,刘鹏,藏族老师石王杰,双胞胎老师孙虎刚哥弟俩等等,大家都志同道合,心心相印,能够相互激励,相互提高,更好地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热别是潘老师,为人忠厚踏实,处事果断坚决,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和管理能力。学校以外,潘家坝的潘义全,佛殿坝的李其禄,草山村的李玉科,高家坝的高玉才,这些都是关心五库发展的知名人士,交往闲谈,都有裨益。当然还有更多关心关爱我们的朋友,在此就都不一一列举了。离开五库12年来,有些人还经常谋面,有些却一次都没有再见过。
在五库的那些年,是我一生当中至关重要的一段时日。做为中等师范毕业生,天职就是当好小学教师。在五库6年,是我教学最投入的6年,也是教得最好的6年,可以说小有一点成就感和自豪感。我们那一拨教师,学校重视我们,五库社会承认我们,学生也认可我们。95年,我还被评为地区级优秀教师。这个地方,虽然闭塞落后,生活艰苦,可呆着不仅心情舒畅,而且人尽其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那些年,我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传播知识,教书育人,赢得了人们的赞赏,虽说苦点累点穷酸一点,还是觉着划算,觉着值得。因为生命的终极意义,归根到底不仅仅在于吃喝享乐,而在于劳动创造。
1997年的春天,我就转行调到了县文联,离开了三尺讲台。说实话,此后经历的一些人,一些事,倒很复杂,很多元,远远没有在五库工作学习生活那样纯净和美好。回望五库,我更思念五库。五库的确是我生命中的第二故乡,可能的话,要是让我吃一次回头草,重新调回五库当老师,我还会欣然前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