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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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和妈妈同校的驼背老师举报她在村小营造“安乐窝”，领导高度重视，并决定立即取缔这个“安乐窝”。而所谓的“安乐窝”，其实就是妈妈拖着没有正式职业的哥哥、嫂子、哑巴姐姐、我和妹妹在村小的蜗居，当时父亲还在厚檐山劳动改造。为了养活这六张嘴巴，妈妈课余还得喂猪、养羊、养鸡，以补贴家用。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大气候下，我们家的“资本主义尾巴”首当其冲得割掉。
经过慎重研究，领导们决定把妈妈调到中心校。虽然这样做相当于断了我家的油水、克扣了我家的“口粮”，但没挨批斗就已经感恩戴德了。这是妈妈参工后的第三次调动，前两次都是从村小调到更远的村小，这次是调到条件相对较好的中心校，妈妈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但那时领导的话就是圣旨，只有绝对服从的份。这次调动，剥夺了哥嫂同步的权利，因为中心校给的房屋，根本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我和妹妹要读书，自然要跟一路，姐姐是残疾人，不带在身边，妈妈根本不能放心，同时姐姐又是妈妈生活上的得力助手，无论如何也少不得她。都不知道当时的一间几平米的陋室是怎么安排下我们姐弟和妈妈的。
到了中心校，摆脱了羁绊的妈妈，一心扑到教育事业上，以往异常辛苦的姐姐，除了挑水、洗衣、做饭，便无事可做。全家人只有坐等每月每人的四两肉、二两菜油改善生活。姐姐是药哑的，不是天生的愚哑，中心校的义诊老师看到姐姐聪慧，手脚麻利，又很喜欢小孩，决定让姐姐给她带两岁的嘉嘉。她找到妈妈拍板这事，报酬是每月2.5元，孩子也 在我家搭伙。想到姐姐也能挣钱了，妈妈很是高兴。
第一个月到了，义诊老师拿上工钱、粮食和四两肉票来到我家。妈妈收了钱和粮，随口说了句：“肉票就算了嘛，小孩子也吃不了多少肉。”就是这么一句随口的谦让，义诊老师立即揣回了肉票。从那以后，每月结账，再没提给肉票的事了。
却说两岁多的孩子，吃起肉来可是比大人还凶，大人看到盘中没多少了，即使没够，想着他人，也就不动筷子了。小孩要是看到盘里没多少了，就会“哇哇”大哭，硬是不准别人拈。肉本就不够吃，额外还添这么个小家伙，实在让人闹心。
我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家风，就是每次都要等到全家人齐了，才买肉吃，哪怕就缺一个人，都不准煮肉。上了桌子，也要等家人齐了，坐好了，才动筷子。生怕有人吃不到，好让一大家子人那生锈的肠子都沾沾油水。
那时人人都想买膘肥油厚的肉，我们家势弱，每次买到的肉不是槽头，就是软欠，宝肋根本不可能，而且一个月全家就两斤肉（父亲是无权享受这份国家供应的，嫂子也没有户口）。有一次，父亲、哥嫂和我们，七口人都齐了，妈妈买回两斤肉，为让大家都吃饱，就用洋芋垫底，包谷面和肉片搅拌后做成满满一锑盆蒸肉。
肉蒸好了，已经读初中的我，建议不让盆子进入孩子视线，一是因为嘉嘉没有把肉票交给我家，二是嘉嘉家里煮肉时他是吃到肉了的，于是蒸肉被放到了较高的地方，饭桌上只放几样素菜，我们吃蒸肉都是在孩子不注意的时候站起来去夹……
可就是这么一次，居然出乎意料地让我们全家遭遇了空前的尴尬。就在大家都默默吃饭的当口，义诊老师出现了，她看看大家，再看看嘉嘉，当然，搁置高处的锑盆她也看到了。冰雪聪明的她，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当时究竟是怎样下的台，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这件事后，妈妈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
义诊的老公是中央财经大学的高材生，“文革”时期被分到了城口，八十年代初，要求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被提拔为副县长，庚即，老四川在查找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去向时找到了他，于是举家调往省城，这才避免了随时见面、随时忆起的那场尴尬。
母亲一生好客，如今九十一岁高龄的她，每每忆起这段往事，都感到少有的羞愧。
估计，义诊老师一家也不会忘记，但愿她把这笔账都记到那苦难、无情的岁月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