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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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农村，戴眼镜的人少之又少，我爷爷是其中之一，爷爷的眼镜与众不同是天然水晶的老花镜。岁月流转，时代更迭，物是人非，老花镜却一直传承着。
爷爷毕业于文汇中学---现辽宁新民市高级中学的前身。毕业后，爷爷被抓去当了二年国民党兵，因看不惯国民党军队的恶习与没落成为逃兵，回家务农。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当上新兴公社（现为罗家房乡）得胜堡小学的普通教员，再后来，担任该校校长直至退休，是国家的离退休干部。
奶奶曾经回忆，爷爷担任校长期间，有一年辽河发洪水，爷爷为了保护学校财产，一个人留在学校盯守。眼看洪水就要漫过堤坝，奶奶让我父亲去学校找爷爷回家搬运东西。爷爷没有回家，只是焦急地告诉我父亲：快回去，东西不重要，保命要紧，你们娘几个赶紧往山上跑。奶奶连夜冒着大雨领着最大七岁、最小刚五个月的四个孩子沿着辽河堤坝一路向东，慌乱地逃到离家十二里开外的七星山上。当天半夜洪水冲开堤坝，野兽般地疯狂肆虐着附近的几个村，不仅冲垮了坝下爷爷家的房子，而且冲走了所有的家什物件。如果撤离不及时，恐怕一家人只剩爷爷自己活在世上了。学校离堤坝远，因此，财物基本完好。每当奶奶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掏出手绢擦拭浸润的眼角。事后，奶奶没有责怪爷爷，而是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重建家园上和安顿孩子上。爷爷仍然不顾家，继续把精力放在学校修整上和学生教育上。
奶奶自从嫁给了爷爷似乎没安生过，日子过得艰难不说，还遭遇了特殊“待遇”，在划分阶级成份时，爷爷家被定为“上中农”。我父亲是“上中农”成份的受害者。
父亲学习好，各科都很优异，正是因为成份不好，高中毕业后没有资格考取大学。至今，七十多岁的父亲还时常梦到自己走进高考教室，被大学录取。每次做这个梦，父亲都是抽泣着从梦中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巾。虽然三个儿女都考取了大学，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地垄沟里走进了繁华喧嚣的大都市，多少圆了他的考学梦，然而，戛然而止的求学之路带给他的是一生的伤痛和一辈子的遗憾。
父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因为家庭成份高，没人说媒，也没人愿意嫁，唯恐受到扯连。后来，“贫下中农”根红苗正的母亲看上了父亲的学识与为人，不顾姥爷一家人及众多近亲属的强烈反对，宁可打断腿、断绝关系也要嫁给我父亲。成婚当天，没有婚礼、没有嫁妆、没有婚纱、没有祝福，只有一本背着娘家人偷办的结婚证，只有母亲从家里抱来的自己的被褥。
爷爷家的厄运并没有停止，文化大革命期间，爷爷戴上了 “臭老九”的帽子，成天的挨批挨斗挨打。整治爷爷的是“红卫兵”，是爷爷教过的学生，即便如此，爷爷从来没有怨恨过他们。爷爷和奶奶的性格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遇到困境从不唉声叹气、遭遇不公从不怨天尤人，心态出奇的平和。没有过不去的烟云，没有不停歇的风雨，汹涌的文革浪潮随着小平同志的复出而退去。爷爷满怀激情地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教育岗位。
爷爷退休前眼睛花了，自己去沈阳太原街挑选了一副花镜，这副花镜应该是爷爷家里最值钱的物件。花镜是天然水晶研磨的，通透、温润、耐磨损、不易脏，是爷爷的心爱之物。
退休后爷爷常常戴上它，给邻里乡亲书写春联、楹联、喜对。只要找上门来，有求必应；给养猪的人家估算猪的重量。不用秤，只用绳子和皮尺测量猪的前槽、后丘等部位，就可以准确地估算出猪的重量；帮准备盖房子的人家测算需要多少砖、多少石头，多少水泥、多少沙子，甚至帮着设计平面图，村里人无不为爷爷的才学竖起大拇指；爷爷常常戴上它，辅导我功课，《九章算术》、鸡兔同笼、追及问题等数学问题总能深入浅出地讲解；和我一起坐在黑白电视机前观看中国女排夺得五连冠的精彩赛事；爷爷常常戴上它，一边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歌曲，一边把歌曲记录成简谱。
土地承包后，农村的日子越来越好，1987年，我们家也盖起了水沙石照面的、宽敞明亮的三间砖瓦房，爷爷和奶奶离开只有50多平低矮的土坯房，搬进了我家西屋。那段日子，是爷爷和奶奶最惬意的时光，6个儿女们都成了家，各自过起了幸福的生活。爷爷奶奶无牵无挂，省心省事，享受着颐养天年的大好时光。
日子好了，爷爷却得了不治之症肺结核病，其实这病应该得了好多年了，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当时，除了“痰咳净”一种药，没有其他药可吃。1989年的冬天，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爷爷走后，作为干部遗孀，乡政府每月按时给奶奶发放抚恤金，奶奶说：“当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没想到我也能按月领钱花，托你爷爷的福，托共产党的福啊”。
奶奶经常戴起爷爷的水晶眼镜看《辽沈晚报》和《老同志之友》等报刊杂志，我原以为她只是看个图片啥的，后来发现奶奶是在一句不落的阅读，这的确让我吃惊不小，没想到奶奶也是个有文化的人。40、50年代，识文断字的农村妇女凤毛翎角，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出来是普遍状况，我国还曾经掀起过边生产边学习的“扫盲”热潮。奶奶有6个儿女，五代同堂，孙儿蒂女多达40多人。在这些人中，奶奶唯独喜欢我家这一支脉。我二姑说：“你奶奶也爱吹牛皮，不吹别人，专吹你家，什么大孙子在中国科学院搞科研，二孙子在证券公司做研究、孙女在林校当教授……从来不提其他人。”我清楚奶奶的心思，在她的骨子里最敬重的是念过大书的人。
1993年，奶奶患上了肾结石，经过医院检查，还查出子宫癌，我父亲没敢告诉奶奶实情。医院开了一些治疗肾结石的药和一些抑制癌变的药。肾结石很快就好了，过了二年，我父亲带着奶奶去医院复查，发现子宫癌已经踪迹皆无。我既为奶奶的神奇赞叹，也为爷爷的早逝叹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医疗水平，决定着人的生死攸关。
1996年，奶奶跟着我父母住进了沈阳苏家屯区的楼房，随着年龄增大，奶奶上下楼越发吃力起来。2007年，奶奶搬到新民市解放乡大女儿家养老。
大姑知道老人家喜欢花，就在奶奶的房间里栽种了十多盆花，一年四季花开不断，奶奶戴着花镜每天都要端详一阵子。其实，奶奶的心中最喜欢的是三种花，打我记事起，爷爷家只养过这三盆花，一是奶奶栽的三叶草、二是我送的杨秀球，三是爷爷要的月季。奶奶盼着花开，也盼着我们去看望她，每次去她都非常高兴地打听我们的生活、工作情况。奶奶的记忆力好，也讲讲逝去的岁月，尤其爱讲解放前东北兵荒马乱的日子，“苏联大鼻子”、“小日本鬼子”、“国民党狗腿子”、军纪严明的八路军都是奶奶亲眼所见。
奶奶80岁时，在原来抚恤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笔收入，享受政府每月发放的100元高龄津贴，90岁时，每月津贴增加到200元。每次我们去看望她时，总是会给奶奶千八百的零花钱，奶奶每次都说：不用给我钱，政府给我的钱足够我吃喝了，生病了也看得起。奶奶每到这时，都会得意地把褥子掀开，红红的百元大钞厚厚的一层，在钱堆里，还有一本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奶奶的身体好，医疗保险也就没用上。“阎王没收我，我又活过一年！”这是奶奶每年春节必说、必感慨的一句玩笑话，即是老人家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大姑悄悄地跟我说起过：你奶奶说过自己怕死，好日子没过够。
前年春节，奶奶对我说：“我现在不怕死了，够本了，够本了。”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预感到了奶奶年事已高要离我们而去。去年十月份，我去看奶奶，对着奶奶的耳朵喊了好几句，奶奶才缓慢地睁开眼睛，吃力地盯着我看，没能叫出我的名字。2019年腊月二十九，我们一家再去看奶奶时，奶奶眼窝深陷，已无力再睁开。正月初二早上九点多钟，奶奶吃了最后一口饭、喝了最后一口水，便安详地离去，享年99岁。
刚刚过去的清明节，我把奶奶送回了老家，与爷爷合葬在一起，望着石碑上刻写的李若明、慈玉梅，我不禁潸然泪下。
70多岁的大姑把奶奶的水晶眼镜珍藏了起来，等眼睛花了，也要戴着它。送走了十二年来日夜陪伴的老人，大姑也开启了说走就走的旅行，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祖国的疆域，用自己的双眼去饱览祖国的河山，用自己的耳朵去倾听祖国的脉动，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祖国的豪情。
谨以此文祭奠我的爷爷和奶奶，以此文纪念我们相伴走过的岁月，以此文记述伟大祖国的历史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