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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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五星级大酒店里的厨师叫作厨师，乡村集市街边木板房小饭馆里的厨师也叫作厨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文学大师们是作家，我这个三流码字匠也是作家，如果将我们都比喻成是狗的话，那些大师级的作家就是藏獒、德国牧羊犬，而我则是猎狗、土狗，仅仅是同类之间高低优劣的区别而已。因而我也就少了些许自卑感，有了几分胆气，来写这篇自言自语的文章。
有一位资深作家说过：教人搞文学创作是误人子弟，自己搞文学创作是误入歧途。我虽然曾经被文学青年尊称过老师，但没有刻意教唆过别人去搞文学创作，也就没有误人子弟的罪过；但反观我自己，却是一个地道的误入歧途者，而且还长期坚持，一搞就是四十五年，真是死不改悔！
一九七五年，我正在农村插队。大队支书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写一个剧本，参加全县农业学大寨文艺调演，报酬是每天给我记十分工分，外加两包甲级香烟。我用了十多天时间，写了一个能演一个多小时的小戏曲，竟然获得了县上和地区文艺调演的剧本创作奖。在这个小小的成功的诱惑下，我从此走上了“歧途”。
一九七六年十月，我参加了工作，被分配到康县文艺工作队。当我问及为何要分配我到文工队时，负责报到的人说他们调查过，我会写剧本，所以如此分配。就这样，我成了编剧。编剧是最闲的人，因为不可能每天都爬在桌子上写剧本，我只写了一个五场话剧，就演了好长时间。后来，我耐不住寂寞，就要求拉幕。
两年后，恢复演传统戏剧了，文工队解散，从陕西招了一批秦腔演员，成立了新的秦腔剧团。同事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纷纷调离，只有我暂时没有找到理想的去处，就还待在剧团。我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又不能白拿工资，便继续拉幕。演员们都说，我拉幕拉得特别好，轻重缓急把握得恰到好处。我在心里暗暗叫苦：编剧拉幕，大材小用，能拉不好吗？我过去不喜欢听秦腔，古时候都说秦国的军队是虎狼之师，我也就把秦腔当作虎狼之声。没想到，拉了两年幕，灌多了耳音，竟然觉得秦腔很美。
一九八零年，我成了县委新闻报道员。用十天时间采写新闻，报纸广播上每月都有我的名字，却一点也不稀罕，用其余的时间搞文学创作。剧本没人演了就是白写，便改行专攻短篇小说写作。狠命地写，一个劲地投稿，退稿多得惊人。反正是撞南墙了，撞死拉倒！咬着牙，写，投，退；退，写，投；再退，再写，再投。直到两年后的某一天突然收到了一封稿件采用通知单，我竟然累倒住院了，并且一病就是一年，吃了无以计数的中、西药，才好不容易缓过阳气来。
走过了山重水复，果然是柳暗花明。此后，我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一发而不可收。不断有新作发表，不断地参加各种笔会，并多次获奖；再后来，还担任了地区文联专职副主席……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又回到了过去搞业余文学创作的时光，只是不把文学创作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奋斗目标了。而是想写就写，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绊，竟然很少有退稿，也不觉得有什么压力了，心境也平和了许多，坦然了许多。
可是，我对文学创作还有许多感慨，不吐不快。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月工资收入五十六元时，写一篇短篇小说，一个字的稿酬是一分钱。那时候，我常写的短篇小说平均一篇是七千字，也就是说，每一篇小说一旦发表了，可得到稿酬七十元左右，比我的月工资高。而且，我当时从事新闻工作，一篇几百字的稿件常常是省地县三级报纸电台广播站采用，可得稿酬二十元左右，按保守数字每月发十篇，就是二百元左右。那时间，我每月实际收入都在三百元以上。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发表新闻稿件基本没有了收入，而写小说，按一年发表五篇算，每篇平均稿酬五佰元，就是我全年工资收入的两倍以上。那时间，稿酬高而书价低，一般几十万字的书，也就是块把钱。所以，我的藏书绝大多数都是那时候购买的。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的月工资收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百倍以上，而发表一篇万字作品的稿酬却变成了我的月工资收入的十二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而现在却是稿酬低而书价高，一般几十万字的书，都在三十元以上。书价上涨了三十倍以上，稿酬却下降了五十倍以上。以一碗羊肉泡馍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一碗羊肉泡馍是一元钱，一篇七八千字的短篇小说的稿酬可以买七八十到三百五十碗羊肉泡馍；而今一碗羊肉泡馍是二十五元钱，一篇七八千字的短篇小说的稿酬只能买二十几碗羊肉泡馍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的稿酬总收入相当于八十年代的五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好几个亿。茅盾设立的文学奖，巴金捐建的文学馆，其资金来源，也都是他们在民国时期挣得的稿费。那时候，识字者少，文学杂志发行量很低，而稿酬却很高。以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里所写的事情举例，他的一篇三千字的翻译文章，得稿费十八个银元，他付了三个月的房租，买了一件大褂，请陈阿妹吃了一顿，还剩三个银元。如今别说是翻译作品，就是原创的三千字的作品，倘若发表在有稿酬的纸媒上，按一个字一角钱计，三百元也只能请陈阿妹吃一顿简单的自助火锅，其他的就无从谈起了。
“文豪天子”曹丕在其《论文》里，对文学的功能和价值提出了惊世骇俗旳看法，他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意思是说，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曹丕将文章的社会作用概括为“经国之大业”，提到与事功并立的地位，评价如此之高，空前绝后。然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位三国时代的大政治家说的那些话，依然是书生之见。让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距他一千九百余年后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所说的那个“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什么也不是，甚至被许多人嗤之为“狗屁”！倘若我们还把他的话当做至理名言，沾沾自喜，天真的以为自己能写几篇文章，就很了不起，就高人一等，成了所谓的“精神贵族”，那我们就是在意淫，自慰，是跳下崖去即将粉身碎骨时还对崖上的人说：“快哉，都下来吧！”
作家是纯粹的脑力劳动者。而今，一般作家倘若没有固定职业的薪水为经济支撑，不但不能以文字养家，甚至连自养都谈不上；更何况，许多的文学杂志报纸副刊、文学网站，还是零稿酬。近三十年来，读书的，不如写书的；写书的，不如贩书的；贩书的，不如印书的，已经成了常态。因之，作为三流作家的我，所写的作品，在当今就更是换不来钱了！现在，文学写作者难，办文学刊物者难，办“纯文学”网站者难，真正的文学作品获得高稿酬难。而这一切“难”，恰恰都发生在我们这个最不缺钱的时代，岂非咄咄怪事！
许多的“圈外”朋友，一见到谁发表了文章，谁出了书，所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挣了多少稿费？”我想，被问者大都会像我一样的尴尬！吱吱唔唔，半遮半掩，终于使问者明白你却是“倒贴”时，就摇摇头，十分不解地问：“那你熬更受夜的，图了个啥？”是呀，我也会自问，我累坏了身体，消耗了那么多宝贵时光，浪费了那么多笔墨纸张，抽的香烟的钱足以买一辆像样的小车供我代步了，还被亲朋好友们怜惜着、埋怨着，我又何必！我又何苦！我在二零零四年学会电脑写作之前，完全是手写，每一次修改，都意味着工作量的成倍增加，等于重写重抄。那时间，我的握笔的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结了厚厚的老茧，成了死肉，直到近几年才褪掉了；而两臂肘关节支撑桌面形成的老茧死肉，因为电脑写作时还得继续支撑，至今不褪。
然而，我不得不说，我已年逾花甲，这双早已经被墨水染黑的手，即使放在金盆里也洗不干净了。既然上了“贼船”，误入了“歧途”，一条道上走到黑地艰难跋涉到了今天，我还有什么可后悔，可挽回的呢？陇南农村有句俗话说：碌硃拉到半山了——不拉也得拉。那就拉吧，至于拉到哪里，走着瞧。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有一种精神寄托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