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才子佳人

众所周知，元代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那段时期，文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政治上被排斥，精神上受压迫，仕途上很坎坷。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很多文人怀才不遇，抱负难伸，长期得不到上流统治阶层的认可。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那么获得女性的青睐也是一种幸运，至少可以获得暂时的精神慰藉，让长期深受压抑的内心情感得到一定的释放。这样，剧作家们就把戏剧创作的视线转移到了婚姻爱情上，使得描写爱情婚姻题材的舞台文学作品在那段时期的整个戏曲创作中，占据了主流地位。

元杂剧中的爱情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才子佳人模式、帝王后妃模式和异类恋情模式，其中代表作最多的是才子佳人模式。描写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作品滥觞于元代，是元杂剧爱情戏的主要形式，也是元杂剧爱情戏内容方面的一大突出特色。元杂剧作家对才子佳人爱情戏的创作垂爱有加，用力尤多，成就也最高。现存的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元杂剧作品中，包括关汉卿的《拜月亭》《绯衣梦》《玉镜台》；白朴的《墙头马上》《东墙记》；王实甫的《西厢记》《破窑记》；石子章的《竹屋听琴》；郑光祖的《梅香》；贾仲明的《菩萨蛮》；以及无名氏的《鸳鸯被》《举案齐眉》《留鞋记》《符金簟》等等。

才子佳人模式，顾名思义，指的是描写才子与佳人恋爱故事的戏剧作品。最初才子与佳人所指的对象是比较宽泛的。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才子”是“古称德才兼备的人，后多指有才华的人”。这个定义与现当代对才子的定义并无太大的出入，只是现在更侧重强调的是才华这层意思。晋代潘岳在《西征赋》中即有“终童山东之英妙，贾生洛阳之才子”之句，唐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记录了许多因文才著称的才子事迹，如李白、刘长卿、元稹等。可见才子的含义始终没有大的变化，就是指文才出众尤其是诗才出众的男性。

而“佳人”最初则包括了三种含义：一是指美女；二是指美好的人，指君子贤人；三是指妻子称自己的丈夫。在古典文学中，运用得最多的含义莫过于“美女”之意。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写道：“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明显强调的是美貌。司马相如《长门赋》的“夫何一佳人兮，形枯槁而独居”中的佳人皇后陈阿娇也是这个意思。因此从中可以看出，才子与佳人作为独立的词语时，强调的是男性的“文才”与女性的“美貌”，这和他们的婚姻状况、年龄、出身都无关系。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堪称才子的人灿若繁星。才子是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撑者。作为士人中的优秀分子，他们或入仕在朝，或布衣在野，但无论当时名噪，还是后世留名，大都没有很好的结局。因为，传统的圣贤教育与现实社会的情形，往往是格格不入，甚至矛盾重重。除了继承和发扬了圣贤的思想认识精华，才子们还大多数是性情中人，敏锐的才思，清高的秉性，鲜明的个性，张扬的气质，怪异的癖好，与封建时代的扼杀人之本性的种种束缚、种种要求，太不合拍，并且相去甚远。

才子的风流，往往被传为佳话，而才子的风流又往往是被演义、被夸张、被虚拟的。才子在普通人眼里，是另类，是狂人，不被广大的群众所接受，所认同。才子在个人才华上的过于优异，使得他在其他方面要比常人要弱智得多。才子整日疯疯癫癫，不事农耕，不会商贾，不但不能给家人带来实惠，反而使家人常常受到不必要的羞辱和轻视，因而遭到家人的怨愤；同时，才子大都桀骜不驯，自由散漫，嗜酒如命，即使有幸入仕，也不能很好地治国。司马迁，曹植，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李煜，赵佶，唐寅，蒲松龄，曹雪芹等等，都是大才子，但不是好君王、好栋梁。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子，就成了百无一用的书生。

然而，才子的价值所在并不体现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上。才子们支撑、传播、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和精神。他们流传下来的文史经哲、诗词歌赋、文章戏剧，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闪光的华章，是人类思想和聪明才智的结晶。无论是大江东去，还是小桥流水，都是才子们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生活阅历，独到的思考总结，独一无二的心智发现。

才子们对历史的贡献，对社会的贡献，是潜移默化的，轻风细雨的，滴水穿石的，渊源不绝的。杜甫十分沉痛地感慨：文章憎命达。文章憎命，几乎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普遍的遭遇和命运。上帝把上上的文采赐予你，却把下下的命运给了你，既让你穷酸潦倒，又让人对你高山仰止！你既然务了虚，就不可能务到实。

没有才子就没有佳人，这是宝刀与壮士的关系。才子与佳人，是心性上的高度吻合，是命运的极其相似，是地位的相互等同，是文化的匹配默契，是价值的互为认同。历史上，许多才子是落魄文人，而许多佳人又是风尘女子。这是中国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也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抛开许多的因素不说，单就心灵的慰藉而言，在茫茫人海中，才子们的心灵是孤独的；在烟花柳巷中深居简出的风尘女子，其地位的卑下，被世人所蔑视，其心灵也是孤独的。万千男客中，惟有才子们懂得怜香惜玉，惟有佳人懂得才子们的心性才气。一拍即合，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古时候，才子们和佳人们都把对方引为知己，便有了红尘知己一说。就连一生穷苦潦倒的蒲松龄，在现实生活中难遇佳人（他倒是遇到过一个，但那是他的主顾的小妾，他枉自多情，没有成功），便在笔下虚构了许多鬼狐佳人，来安慰自己也安慰文人孤寂的心灵。在好多情况下，文人笔下的佳人，已经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一种情感的释放了。卓文君之对司马相如，李香君之对侯朝宗，秋香之对唐伯虎（文人演绎的），苏小妹之对秦观（佳话传说），薛涛之对杜牧等等，无不寄托着文人的理想和追求。世道险恶，真情难求，知己难得，更何况授受不亲的男女之间。

美人并不等同于佳人，美人必美，而佳人不一定很美。实际上，很多具有一定文化修养、堪称佳人的女性，其相貌反倒极其平常，她们往往以文采服人，而不是以色相迷人。佳人所具备的更多的是内在的文化底蕴，是品格上的高贵，是心性上的敏锐，是善解人意的心地，而不是外表的艳丽和地位的尊贵。美人可供观赏，也可以与才子发生感情，甚至同床共枕；但佳人则更多是精神层面的，是与才子心心相印的亲朋挚友。

佳人大多必是才女，应当是无疑的。要与才子彼此唱和，就得具有与才子相近或相当的才华。纵观历史上的才女，也的确如此。她们大都天赋很高，心志很高，这也反证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那个时代，女子一旦有才，就会心高骨傲，为世不容，故而也就命运不济。这与才子的命运恰好吻合，就难怪他们猩猩惜猩猩了。才女们协助才子们完成了文人学士的人格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至于李清照，那是古代才女中的极品，不多赘述。

然而，在拜金主义猖獗的当下，一些本来可以称作才子佳人的人，却把自己天赋的才气作为聚敛孔方兄的手段，失去了才子佳人应有的尊贵，应有的品质，应有的纯净，除了用自己的才气去换取纸醉金迷的生活之外，很难有令人称道的品行、作为和独立的人格，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言归正传。《李延年歌》写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在今天看来，“倾城与倾国”，已不再是“佳人难再得”的先决条件或者唯一标准。“佳人”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当代的价值观念、社会时尚、审美情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给这个无论是名词还是实际的存在，都赋予了全新的内容。然而，“佳人难再得”始终是才子们一个深深的遗憾，不是世间“佳人”太少，让人感觉到神龙见首不见尾，而是在芸芸众生、茫茫人海里，她的确可遇而不可求。正因为佳人可遇而不可求，故而，“佳人难再得”就成了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学士发出的一个穿越时空的永远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