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春：民俗文化的活标本

说春既是农耕时代的一种传统风俗，也是一种曲艺说唱中的艺术表现形式，千百年来在民间广泛流传，是古老的民俗文化活动的活标本。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统民俗文化价值不言而喻。说春歌谣，来自传统民间口头文学之一的顺口溜，口口相传，生长在民间深厚的土壤里，根深叶茂，包含了传统的乡风民俗、生产劳动、群众生活、价值取向、社会理想等方方面面的丰富内容，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曲艺表演艺术的起源、传承和发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具有民俗研究的重要价值。

春官说春，来源的最直接原因是皇历的传播。中国从夏朝开始有了天文历法，叫作夏历。唐朝文宗皇帝李昂曾下令历书必须由皇帝钦定，只许官制不准私印，从此历书就叫皇历了。皇历也就是春历，过去，对农民的四时耕种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春官在古代是官名，唐光宗时曾改礼部为春官，改礼部尚书为春官尚书。明太祖曾立春夏秋冬官，谓之四辅。为了让更多的农夫知道新一年的节令，每年立冬后，朝庭就将节令印刷成节气表，隆重举行祭祀活动之后，将节气表传送给各州、府、县。县里举行拜春仪式后，又把节气表作为春帖子，分发给各路春官，让他们走乡串户，用说春的形式分发到农民手中。

过去，春官与阴阳、牙客、庙倌一样，都是陇南民间的固定职业，而且是父子相传，少有以师带徒的。春官说春是陇南民俗活动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一直很盛行，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秦皇故里陇南礼县盛产春官，主要集中在龙林、大潭沿河一带，人称春官窝子；而以刘氏家族的春官最为著名，世世代代从事着春官的职业，是名副其实的春官世家。刘氏家族的春官不知道春官说春的历史起源，但他们听祖辈讲，古代自己的家族里出了一个名叫万年的祖先，学富五车，却未能入仕，便以砍柴挖药为生。那时节令很乱，弄得庄稼人无法种田。万年是个有志青年，决心把节令定准。

一天，万年上山砍柴，坐在树下歇息，受树影移动的启发，便研制出日晷，用观测日影移动的方法计算一天的长短。可是，云阴雾雨会影响测计，于是他又想做一件计时器弥补日晷的不足。那天，他上山挖药来到泉边，崖上的泉水有节奏的滴答声引起了他的注意，聪明的万年回到家就做成了五层漏壶，用以计时。慢慢地，他还发现每隔三百六十多天，天时的长短就会重复一遍。最长的一天在夏至，最短的一天在冬至。

那时的天子叫祖乙，当时节令失常，岁月不测，令他十分苦恼。一个名叫阿衡的大臣，为讨好他，奏称设天台祭天神可明岁月。祖乙认为有理，便带领百官去祭天，却无济于事。万年知道后，忍不住带着日晷和漏壶去见天子，向祖乙解释日月运行的道理。祖乙听后龙颜大悦，就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还派了十二个童子服侍万年，希望他能测准日月规律，推算出准确的晨夕时间。

一次，祖乙要阿衡了解万年测试历法的进展，登上日月坛时，看见天坛边的石壁上刻着：“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知道万年的历法已经研究成功，心中十分妒忌，担心万年因创建历法而得宠，国君会怪罪自己无能，便派了一个刺客，去除掉万年。谁知被卫士发现，当场缉拿。祖乙知道后，惩处了阿衡，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万年指着天象对祖乙说：“现在正是第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春复始，祈请国君给这个新旧交替的日子定个节吧。”祖乙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冬去春来，年复一年。”

后来，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制定出了更加准确的太阴历。当他把太阴历呈献给继任的国君时，自己已是银发白须的百岁老人。国君深为感动，为了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阴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从此，人们在过年时都要挂上寿星图，或在历书的封面印上老寿星的图象，以纪念德高望重的万年，并将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后来，唐朝有一个皇帝听到了这个传说，就御封刘万年的子孙后代为春官，让他们世世代代以说春为业，行千里路，上百家门，吃张口饭。

过去，春官是很受人尊敬的，统治者也很重视，高抬春官的社会地位。春官说春要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收入还要纳税。说春有一套严格的组织纪律，主要是说春的路线不得含混。每年冬至前后要选出优秀的老春官作为春官头，召集本区域各路春官开会，共同协商当年活动的路线，路线确定之后，春官们就不能越界乱走，避免抢夺别人的“生意”，造成同行之间内讧。据说大潭春官属西和石硖春官的地盘，其路线主要是陇南宕昌、定西岷县一带。农业大集体生产以后，说春的路线就不大讲究了，可以随便走动。

立冬后春官肩搭钱衩，手提响环棍，怀抱缠绕五色丝线的木雕“春牛”，揣一叠木刻印制的二十四节气表，每二人一组，也有单干的，走家串户说唱，祝愿主人家吉祥、安康、发财，并给说唱过的人家赠送一张二十四节气表，接受主人家的现金或者面粉之类的回报，次年立春前都要返回，以赶上自家的农事。

说春唱词大致可分为九种类型，主要包括农时节令类，如《二十四节气》《十二月生产》《说采茶》等；吉祥喜庆类，如《上梁大吉》等；婚丧嫁娶类，如《嫁女》《十月怀胎》等；历史典故类，如《抗金英雄岳飞》《梁山一百单八将》《桃园三结义》等；七十二行类，如《说药》《说鲁班》《说铁匠》等；祝福祝寿类，如《八仙庆寿》《说花甲》等；劝人行善类，如《说二十四孝》《说尊老爱幼》《劝夫妻莫打架》等；后来，又增加了时政宣传类，如《自由婚姻好》《计划生育好》等；揭露丑恶类，如《说赌博》《说四大家族》等。

除了以上九类基本的唱词之外，多年从事此业经验丰富的老春官，还会按照所拜访的主人的职业、长相，以及他们对待春官是否热情的态度，即兴发挥，随时编唱一些曲子，这些临时编唱的词往往都是画龙点睛，妙语连珠，充满吉祥，会惹得主人喜笑颜开，慷慨解囊。

说春作为一种民间口头表演艺术，是春官职业本领高低的具体体现。春官说唱得好不好，能否吸引人，能否长久维持生计，与春官的文化水平和口才有着直接的关系，也与其所掌握的农业生产知识、人情世故有着很大的关系。随社火而走的春官，往往唱一些故事，大多采用上下句或者是四六句来演唱。春官将手中的鹅毛扇子点几下，锣鼓喧天转瞬间就变得鸦雀无声，紧接着鞭炮响了起来。响起了鞭炮就意味着，社火队必须给村户、乡亲们祝福。这时候就先由春官出马，唱道：“叫声掌柜的快出门，买卖做得像火红；去年捐助灾区是模范，今年就有喜临门。”实际上，绝大部分春官并不能现场编词，他们往往将祖辈们流传下来的春官曲调，或背诵或演唱出来就行了，诸如铁匠赞、木匠赞等等三教九流不同的行当、不同的职业，都有一套固定的赞颂之词。

也有难住春官的时候。倘若遇到一户生活困难人家，只有一个小院落，两间房，非常寒酸，在愁苦中过年，哪有心思接待社火春官。春官随社火队来到了这户人家，围观的村民都不出声，就看春官的能耐，看能否受到这家的热情欢迎。这是考验春官机智的时候，一些经验丰富的春官，往往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编出一段皆大欢喜的唱词，譬如：“正月头上把年过，请起主家听我说：两间房是聚宝盆，院子烧的是旺财火，四堵墙圈起个金窝窝。”这时候，社火队中锣鼓声又响起，吉祥如意送到了，没有使主人感到难堪，还得到了一席不求回报的吉利话，就这样，传统春官让穷苦人家有了如沐春风的感受，主人便满面欢笑，连连作揖道谢。

过去，春官说春不光是为了报春送喜，更重要的是，以说春的形式谋取生计，是春官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有不具有春官资质的人，打着说春的幌子，变相乞讨。那时的村民不像现在可以四处打工挣钱，而是一年四季守在家中，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农活，即便是想出门也无门路。年富力强的，只能在夏收前偷偷去陕西坝里当“麦客”，用汗水换点油盐钱；年老体弱的，就在冬天出门说一回春，吃上些残剩的张口饭。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进城打工挣钱已经成了常态，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之电视、挂历、日历的广泛普及，已经没有了春官说春的市场，春官这一古老的民间职业，终于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