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秦巴山区的娇子

作为陇南人，我们对生于斯、长于斯、将来还要埋葬于斯的这片故土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基本情况，文化形态等，应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倘若我们连自己的“窝”落座在何处，房前屋后都是些什么，都有哪些邻里，脚下眼前的山川河流诸般景物是怎样的，都没有搞清楚，岂不有愧于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为了做一个大致明白的陇南人，不至于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特写下这篇浅显的文章，以充实自己对家乡的认识，加深自己对家乡的感情，同时与父老乡亲们分享。

一、陇南的地理位置属于秦巴山区西端

“陇南”一词，有“陇山之南”、“甘肃东南端”两重意思，原本泛指天水、武都、甘南三地州，1985年5月14日，经国务院批准，武都地区更名为陇南地区，划出去一个县，划进来四个县，将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陇南”才成为一个实际地名，专指陇南市。我们常常对外宣传，陇南地处秦巴山区、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的交汇区域。这是我们陇南市一区八县，在中国版图上的宏观地理位置。具体地说，我们陇南市的西北端是青藏高原，东北端是黄土高原，而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就坐落在秦巴山区的最西端，属于秦巴山区。

秦巴山区，也叫做秦巴山地，“秦”指秦岭山脉，“巴”指大巴山脉。秦巴山区就是指长江最大支流——汉水上游的秦岭大巴山及其毗邻地区，地跨甘肃、四川、陕西、重庆、河南、湖北六省市，其主体位于陕南地区。秦巴山区总面积74017平方公里，陇南地区面积2.79万平方公里，占秦巴山区面积总数的38%，达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可见我们陇南地域之广。秦巴山区包括河南省的4个地级市、10个县区；湖北省的2个地级市、7个县区；重庆市的5个县区；四川省的5个地级市、16个县区；陕西省的5个地级市、29各县区；甘肃省仅有陇南市的9个县区。在这76个县区中，陇南占秦巴山区县区总数的11.84%。秦巴山区总人口3765万人，陇南总人口288.16万人，占秦巴山区人口总数的7.65%。至于陇南市经济总量在秦巴山区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因无法查阅到近年来秦巴山区准确的经济总量数据，只能待后补缺了。

二、秦巴山区是中国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远古时期的秦巴地区，气候温和，雨量丰沛，森林密布，河流纵横，物产丰饶，自然生态条件极为优越，从而成为人类理想的居住之地。1986年，在长江三峡北岸的巫山县大庙乡龙坪村龙骨坡，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颗人类门齿和一段较为完整的人类下颌骨，以及包括巨猿在内的百余件哺乳动物化石和三件石器。经专家测定，距今约200万年。这是本区、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属人类化石的“能人”化石），它把中华民族祖先的活动推到了200万年前。在年代上晚于巫山猿人的古人类化石，在秦巴地区还有郧县人、郧西人、南召人。1970年，在十堰郧县城北30公里的梅铺杜家沟发现了猿人居住过的猿人洞，洞内发掘有猿人牙齿和人工打击的砾石石核。后来考古工作者在郧县曲远河畔又发掘的两个完整的南方古猿头骨化石。1976年，在郧西县神雾岭白龙洞又有类似发现。郧县人生活的年代距今约100万年，郧西人在年代上晚于郧县人，大致与北京人相当。1978年，在南阳南召县云阳镇西北的杏花山，发掘了一枚猿人牙齿化石和20多种古脊椎动物化石，据鉴定为50万年前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巫山人、郧县人、郧西人、南召人的发现表明，秦巴地区曾是我国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早在200万年至50万年前，秦巴地区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在考古学上，巫山人、郧县人、郧西人、南召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的文化遗址在本区也有不少重要发现，著名者如汉中梁山、安康关庙旧石器文化遗址、南阳小空山旧石器遗址。大约距今7、8千年左右，人类跨入到了新石器时代。在秦巴大地上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遍及各地，特别又集中在汉水中上游地区。其中，著名的文化遗址主要有汉中西乡李家村、南郑龙岗寺，万州巫山大溪，荆门京山屈家岭，随州三里岗冷皮垭，安康柳家河遗址等。西乡李家村文化距今约7000多年，遗址包括居址、陶窑、灰坑、墓葬等，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巫山大溪文化距今约5、6千年，石器多为磨制，工具有石矛、石镞、骨矛，陶器以红陶居多，住房多为地穴式或半地穴式。本区新石器文化遗址以京山屈家岭文化最为著名，属于该文化类型的在本区还有郧县青龙泉、大寺，襄阳三步二道桥、房县羊鼻岭等。屈家岭文化的石器主要有锄、斧、锛、铲、凿、镰，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饲养猪、狗等家畜，渔猎也占重要地位。原始制陶业有了较大进步，薄如蛋壳的小型彩陶器、彩陶纺轮和长颈圈足壶、高圈足杯，是屈家岭文化代表性的陶器，代表了本区原始制陶器的最高水平。

在迄今发现的本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稻类作物的堆积相当丰富。在汉中龙岗寺遗址红烧土中发现有稻壳印痕，在随州三里岗冷皮垭遗址中，也出土了稻壳、谷壳等堆积物。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陶土渗和了稻谷壳，说明当时已出现稻谷脱壳的加工技术。在京山屈家岭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水稻品种，经专家鉴定，属于粳稻品种。据研究，粳稻大致是从籼稻不断的人工栽培中演变产生的，这说明本区的水稻栽培，已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了。秦巴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所发现的稻作材料表明，本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稻作农业区，远在5、6千年以前，稻作农业不仅是本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而且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物普查考证的情况看，西汉水、嘉陵江上游，白龙江及其支流北峪河、沟坝河、福津河沿岸的黄土坪上，都埋藏着极为丰富的古文化遗迹和遗物，有距今7000年的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的马家窑文化，距今4000多年的齐家文化及商周时代武都白马氐族、宕昌羌族的寺洼文化遗迹等。证明了陇南与秦巴山区的古文明发展是同步的，在陇南这片热土地上，最迟于7000年前就有了祖先华夏民族的足迹，陇南的先民们与秦巴山区其他地方的先民们一道，共同开创了灿烂的秦巴山区的古文化。

三、陇南地域文化中具有鲜明的秦巴文化特征

陇南市与陕南川北毗邻接壤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陇南文化中具有秦陇文化和巴蜀文化两种文化的基本特征。如果说，陇南的“山”是秦陇文化的象征的话，那么，陇南的“水”就是巴蜀文化的象征了。因为，陇南的山连着秦岭，属于黄土高原；而陇南的水，则是甘肃唯一的长江流域。陇南多山多水，处处山水相连，山水相依，山中有水，水中有山。因而，使得秦陇文化和巴蜀文化在这里相互交汇，相互并存，难解难分。但是，二者又不是孪生关系，并不相同或相似，虽然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却又是可以分辨、各具特色、不能混淆的。

当然，陇南文化中并不是只具有秦陇文化和巴蜀文化这两种文化的特性。在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意识形态的主导下，陇南在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受到历史上主流文化的主导和各种区域文化的影响。同时，千百年来的民族大融合，还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大融合，使得陇南文化还融入了藏、氐、羌、回、蒙等少数民族的文化，这就使得陇南文化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而在这些多姿多彩的陇南文化形态当中，秦陇文化和巴蜀文化的特征最为明显，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

秦陇文化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共同创造的区域性文化，在形成的悠久历史过程中，有着极为博大的吸收性、包容性和融汇性，西周灭商纣吸取了殷文化，秦人破六国摄收关东文化，西汉初期崇尚楚风，北朝保留“五胡”文化原型，隋唐全面融合胡俗南风。这种大范围地引进、吸收四方文化，不但为秦陇区域性文化的兴旺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而且一发端就带有其他地域所没有的鲜明地方色彩，例如胡袄短靴、帷帽袴褶、女着男装等服饰习俗，在南方就很少见到，胡饼乳酪、炙肉烤脍、羊羹麦饭等饮食习惯也相异于南方。虽然秦陇屡次成为统一中国的中心区域，但其区域文化的显著特征一直没有完全消失，至今仍是现代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

巴蜀文化是巴文化与蜀文化的统称。总体上，巴蜀文化绵长久远、神秘而灿烂，可坐享天成，亦可以行卒而生；可无为逍遥，更因刀剑而存。文化上兼容儒释道，以道，注川人风骨；以儒，举川人仕进；以释，去川人彷徨；进退之间，死生契阔。巴蜀文化具有很强的辐射力，主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的辐射，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同时还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影响，尤其是对其毗邻的甘肃陇南，渗透影响力更大。

（一）陇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秦巴文化特征

陇南是中国历史上农耕文化、畜牧文化和渔猎文化交汇积淀的地域。独特的区位优势、悠久的历史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孕育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截至2013年，有3个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2个项目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公布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次69项，公布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40项。截至目前，国务院已公布的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陇南有3项：文县傩舞池哥昼、武都高山戏、西和乞巧节。甘肃省已公布的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陇南入选的项目总计22项：陇南影子腔、文县玉垒花灯戏、西和春官歌演唱、康县木笼歌、两当号子、康县锣鼓草、康南毛山歌、康县唢呐艺术、宕昌羌傩舞、陇南高山剧、礼县春官歌演唱、徽县河池小曲、武都木雕、礼县井盐制作工艺、成县竹篮寨泥玩具制作技艺、康县寺台造纸术、武都三仓灯戏、武都栗玉砚制作技艺、武都角弓咂杆酒酿制技艺等。

除了文县傩舞池哥昼、宕昌羌傩舞，属于具有陇南少数民族特色的白马藏族和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外，绝大多数的陇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汉民族的文化传承。其中，武都高山戏、西和乞巧节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有秦陇文化的主要特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绝大部分，也带有秦陇文化的主要特征；而文县玉垒花灯戏、武都角弓咂杆酒酿制技艺、康县木笼歌、武都三仓灯戏等，则带有巴蜀文化的某些特性。

以上文化现象的形成，其主要原因还是与陇南各县（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关。陇南的文县、武都、康县，毗邻四川和陕西汉中，邻近湖北和重庆。而除了比较特殊的宕昌之外，其他各县都毗邻古秦州天水和陕西。另一个原因是，历史上，陇南、四川大部都属于秦国的势力范围，受“秦文化”的影响很深；东汉末期以至整个三国时代，陇南又是蜀魏反复争夺、拉锯式易主的主战场；南宋时期，这里又是宋、金势力的南北分界线之一，是南宋抗金的主战场之一。而且，陇南还是古老的吐蕃、氐、羌等民族逐步南移的驻足和必经之地，历时很长。这些历史上的大动乱、大变动、大会合，使得南北文化在陇南这片土地上相互撞击，相互会聚，相互融合，无法抗拒地融入到了陇南的文化之中，或者说，促生并形成了陇南文化的主体和主流。

（二）陇南方言中的秦巴文化特征

陇南方言属于“中原官话——秦陇片——陇南小片”，这是在甘肃方言中的大的分类。实际上，陇南方言极其复杂，就整个陇南市而言，也只能大致分为“西和礼县片”、“成县徽县两当片”、“武都文县康县片”和比较特殊的“宕昌片”。而在陇南，即使是同一个县，也可以分出“北、中、南片”或“西、中、东片”，甚至更多。

以宕昌县为例，它的县城西面的方言接近于定西地区的岷县方言，县城附近的中部则是地道的宕昌方言，而县城以东却又是接近甘南藏区舟曲的方言了，还带有与其毗邻的武都西片的方言。宕昌方言里带有许多“儿化音”，譬如把“鱼”叫“鱼儿”；而与其毗邻的武都，却直接叫“鱼”；又譬如宕昌方言里把“哪里”说成是“阿搭儿”，而与其毗邻的武都，则说成是“咋”或“咋伙”。至于各县之间，差异就更大了。

总之，陇南方言中，“西和礼县片”、“成县徽县两当片”和比较特殊的“宕昌片”，其语音主要靠近陕西宝鸡、汉中一带，以及甘肃陇东一带的方言；而“武都文县康县片”，特别是武都洛塘、康县阳坝、文县碧口“金三角”地带，其语音都靠近或大致靠近川北方言。陇南方言更多的是南北混杂的语言，主体是北方语系，夹杂着南方语系的一些语音，形成了既独特而又复杂的陇南方言。既使是地道的甘肃人，也不容易听懂，或只能部分听懂；同为陇南人，县与县之间，也存在着语言交流障碍。

（三）陇南饮食及其习性中的秦巴文化特征

陇南民众依托多样化的农作物和农业特色产品，融入独特的地域文化物质，创造出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各色小吃花样繁多，争奇斗艳。主要有武都洋芋搅团、米皮、面皮、西和杠子面、宕昌锅盔、文县豆花面、咂杆酒、康县罐罐茶、礼县热面皮等。此外还有玉米面面鱼、柴火鸡、酸菜面片、豆花子酸菜面、荞粉、面茶、炕包、荞面叶子、地软耳包子、麦仁酒、荞面、苞谷面饺团、洋芋丝饼饼、韭菜扁食、西和锅盔、豆花子、肉夹馍、烤羊肉串、烧烤嫩玉米、麻辣洋芋粉、鸡汤刀削面、橄榄油拌洋芋、嫩玉米面饼、煎饼卷青椒洋芋丝、面果丸子、武都酸菜汤、面疙瘩等。

其中，西和杠子面、宕昌锅盔、肉夹馍、烤羊肉串、鸡汤刀削面、武都酸菜汤、面疙瘩等，是典型的西北食品，广泛流行于陕、甘、宁、青、新。而武都洋芋搅团、米皮、面皮、文县豆花面、豆花子酸菜面、豆花子、麻辣洋芋粉等，以盛行于巴蜀的麻辣为主，是东北、齐鲁、中原、闽越等地人，极不习惯、很难接受的强刺激口味，呈现出了巴蜀文化的明显特征。也有陇南所独有的，譬如康县罐罐茶，亦称面茶，其原料、调料、做法、口感都十分独特，外地不常见。咂杆酒，主要是武都、文县民间自酿的类似于醪糟的酒，酿制的主料是红谷、高粱，用开水泡热，用竹子小筒吮吸，清香宜人。康县碾坝一带的黄酒也很有特色，主料是包谷，是民间待客、月婆子的主要饮品。即使陇南“独有”的这些饮食，也混杂着南北文化的某些特征，不是纯粹的“这一个”。

康县阳坝的“二脑壳”酒，也是陇南民间酿造的特色饮品之一，度数较低，粮食的香味很浓，口感很好，因其甲醇含量较高，需要放在炉子或火盆温热，挥发掉一部分甲醇，方能饮用。据当地人解释，它之所以叫作“二脑壳”，是因为喝醉了看人是两个脑袋的缘故。实际上，康县阳坝当地人说“二脑壳”时的发音，就是地道的四川方言“二老廓”的发音。所以，无论其名称、发音、酿制和饮用方式，都带有明显的巴蜀文化的特征。

综上所述，陇南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言和饮食，都呈现出秦陇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些主要形态与鲜明特征。至于陇南的民俗风情、生活习性、人文景观、土特产品、手工制作、耕种方式等等，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形态，也同样如此。我们陇南，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属于秦巴山区，而且还在历史沿革、文化形态、民俗风情、地域物产，乃至情感认同上，都属于秦巴山区。作为秦巴子孙、陇南儿女，我们应该为自己能够生活在这片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人杰地灵、山明水秀、物产丰富的土地上，而倍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