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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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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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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穿衣吃饭

明朝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表明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吃好吃的穿好看的是人的本性。俗话说: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将人类劳动创造的目的,妇女出嫁的依靠,概括为谋取“吃穿”的现实需求,虽然不够全面,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上古时期,人们采集渔猎,首先是解决吃饭问题,至于衣服,用兽皮树叶裹身,能够保暖遮羞即可,没有任何讲究。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这个次序就倒过来了,每天清早起床,先是穿衣,后是吃饭。俗话还说:吃饭穿衣量家当。一般来说,人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是成正比的,有怎样的经济条件,就有怎样的衣着饭食。

从文化层面来讲,衣着饭食由粗放到集约,由简单到精细,整个过程,就是文化逐渐形成、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一位曾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担任过县委书记的杨姓老领导告诉我,藏族同胞的一身礼服行头,从里到外,再加上各种佩饰,要置办齐了,少则需要几十万元,多则需要上百万元。这种衣饰打扮,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日常生活之必需,完全成了文化层面的象征。至于满汉全席,除了宫廷、官员、巨贾富商,寻常百姓或许终身不食。

在原始社会,阶级尚未形成,大家吃的穿的大同小异,是真正的随遇而安,找到啥吃啥,弄到啥穿啥。后来有了贵族与平民的分化,起初吃的东西也还是没有较大的区别,只是煮饭盛饭的器皿不同而已,贵族用金属制品,平民用陶瓷制品。倒是穿着有了很大的区别,贵族穿绫罗绸缎,平民穿粗麻布衣。这时候,就有了以“衣帽取人”的社会现象,尊贵卑贱,只需看看其衣着打扮就一目了然。上层人不从事体力劳动,不仅穿绫罗绸缎,还是宽袍大袖;下层人得出力流汗,不仅穿粗麻布衣,且是短袄紧裤。

从春秋时代的著名纪实文章《曹刿论战》中读到: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里的“肉食者”指的就是贵族阶层。依此推想,春秋时代,贵族与平民在吃饭上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区别,尊卑的标志性就在于是否有肉吃,说明那时间平民想获取肉食是一种奢望。进入农耕文明以后,除了草原牧民和沿海渔民,能吃到肉食的平民愈来愈少了,原始社会那个不分男女老幼,围绕着篝火烧烤猎物,大快朵颐、群聚狂欢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从著名小说《水浒传》里读到当时的民谣: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就是在这样的年景里,那些梁山好汉们一走进餐馆,便大呼切上十斤牛肉,打几壶好酒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且不说当时耕牛受到律法保护,即使有菜牛,也不可能每家餐馆都大量地经营熟牛肉。梁山好汉之所以落草,除了种种原因之外,就是基于能够实现天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人生理想。书中比比皆是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场面描写,不过是作者让读者过过文字之瘾,精神会餐罢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农村插队锻炼,交了一个名叫朝朝的农民朋友。他的母亲七十多岁了,缠一双小脚,有一架老式纺车,用自产的棉麻纺线织布,又手工缝制成麻布汗衫,劳动时,特别是拉架子车,穿上既利汗又耐磨,我就让她老人家给我也做了一件。数千年以来,中国的下层劳动者,就是穿着这样的衣服劳作的。衣饰衣饰,先是实用层面的“衣”,然后才是文化层面的“饰”,在满足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后,才会有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现代历史上,海南的确有过“红色娘子军”。我父亲说,他们当年解放了海南岛,当地的“娘子军”一见到解放大军,都纷纷跳进水里了。连长大喊:我们是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大家不要怕,都出来吧!“娘子军”都羞红了脸,说:我们不是怕,是没有裤子穿!连长恍然大悟,赶紧命令战士们,将裤子抛进水里,“娘子军”们在水里穿上裤子,方才从水里走出来,与解放大军握手见面。革命者,特别是妇女革命者是多么的不容易!

从网上发现,外国人拍的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民间状况的老照片,十八岁的大姑娘竟然没有裤子穿,全家人轮流穿一条裤子的典型事例,随处可见。这样的朝廷官府,不走向灭亡,天理难容!当人们连起码的保暖遮羞的基本需求都无法得到保证的时候,何来家国情怀?国家之对于子民,还有什么意义!不去当汉奸,就是最大的爱国了。

除了外族入侵之外,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革命运动,都与“吃穿”有着直接的关系。千百年来,中国的老百姓总是希望过上富裕的日子,祈富是他们毕生的追求。祈富不遂,盼富不至,便转化为仇富。“穷生虱子富生疮”、“钱多必遭天祸”等等,都是咒骂富人的。祈富与仇富共生,仇富与祈富并存,成为一种畸形心理,根植于老百姓的心灵深处,根植于社会的广大层面,绵延不绝,世代不泯。因而,古代贤哲说: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于是,“均贫富”就成了历次农民起义最响亮、最深入人心的口号。此旗号一打出,立时一呼百应,纷纷拿起武器,扑向富人,杀富而济贫。一批富人人头落地,财产被瓜分,又形成新的富人阶层,周而复始,直到民国结束。

人最感恩的就是“衣食父母”,除了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生身父母,还有为自己提供了“饭碗”的人。楚汉战争时期,韩信不肯采纳蒯通三分天下、独立为王的建议,主要是基于对汉王刘邦的感恩之心:“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现在,我们常说,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应当做好人民的公仆。是啊,人民群众“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我们“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人类走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就有了主观的追求和向往。中国古代先贤把这种追求和向往的目标概括为“小康”和“大同”。小康在更多的意义上,是针对个体而言的,就是过上富人的生活;而大同则是共同富裕,是终极目标。所以,小康是比较现实的目标,大同则显得遥不可及。使用和平方式实现小康,使绝大多数人过上富人的生活,被我们实践、奋斗了几十年,中国老百姓千百年的追求与梦想,已经成为现实。

先贤子墨子曾说过: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织者有其衣,劳者有其食,是国人的最大理想。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大力推进扶贫攻坚,不断落实政策措施、组织措施、资金措施、项目措施,将于今年年底全面实现小康。十四亿中国人民,不再为穿衣吃饭而发愁,而悲苦,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生壮举,必将载入史册,彪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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