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穿衣吃饭

明朝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表明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吃好吃的穿好看的是人的本性。俗话说：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将人类劳动创造的目的，妇女出嫁的依靠，概括为谋取“吃穿”的现实需求，虽然不够全面，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上古时期，人们采集渔猎，首先是解决吃饭问题，至于衣服，用兽皮树叶裹身，能够保暖遮羞即可，没有任何讲究。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这个次序就倒过来了，每天清早起床，先是穿衣，后是吃饭。俗话还说：吃饭穿衣量家当。一般来说，人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是成正比的，有怎样的经济条件，就有怎样的衣着饭食。

从文化层面来讲，衣着饭食由粗放到集约，由简单到精细，整个过程，就是文化逐渐形成、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一位曾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担任过县委书记的杨姓老领导告诉我，藏族同胞的一身礼服行头，从里到外，再加上各种佩饰，要置办齐了，少则需要几十万元，多则需要上百万元。这种衣饰打扮，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日常生活之必需，完全成了文化层面的象征。至于满汉全席，除了宫廷、官员、巨贾富商，寻常百姓或许终身不食。

在原始社会，阶级尚未形成，大家吃的穿的大同小异，是真正的随遇而安，找到啥吃啥，弄到啥穿啥。后来有了贵族与平民的分化，起初吃的东西也还是没有较大的区别，只是煮饭盛饭的器皿不同而已，贵族用金属制品，平民用陶瓷制品。倒是穿着有了很大的区别，贵族穿绫罗绸缎，平民穿粗麻布衣。这时候，就有了以“衣帽取人”的社会现象，尊贵卑贱，只需看看其衣着打扮就一目了然。上层人不从事体力劳动，不仅穿绫罗绸缎，还是宽袍大袖；下层人得出力流汗，不仅穿粗麻布衣，且是短袄紧裤。

从春秋时代的著名纪实文章《曹刿论战》中读到：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里的“肉食者”指的就是贵族阶层。依此推想，春秋时代，贵族与平民在吃饭上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区别，尊卑的标志性就在于是否有肉吃，说明那时间平民想获取肉食是一种奢望。进入农耕文明以后，除了草原牧民和沿海渔民，能吃到肉食的平民愈来愈少了，原始社会那个不分男女老幼，围绕着篝火烧烤猎物，大快朵颐、群聚狂欢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从著名小说《水浒传》里读到当时的民谣：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就是在这样的年景里，那些梁山好汉们一走进餐馆，便大呼切上十斤牛肉，打几壶好酒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且不说当时耕牛受到律法保护，即使有菜牛，也不可能每家餐馆都大量地经营熟牛肉。梁山好汉之所以落草，除了种种原因之外，就是基于能够实现天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人生理想。书中比比皆是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场面描写，不过是作者让读者过过文字之瘾，精神会餐罢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农村插队锻炼，交了一个名叫朝朝的农民朋友。他的母亲七十多岁了，缠一双小脚，有一架老式纺车，用自产的棉麻纺线织布，又手工缝制成麻布汗衫，劳动时，特别是拉架子车，穿上既利汗又耐磨，我就让她老人家给我也做了一件。数千年以来，中国的下层劳动者，就是穿着这样的衣服劳作的。衣饰衣饰，先是实用层面的“衣”，然后才是文化层面的“饰”，在满足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后，才会有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现代历史上，海南的确有过“红色娘子军”。我父亲说，他们当年解放了海南岛，当地的“娘子军”一见到解放大军，都纷纷跳进水里了。连长大喊：我们是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大家不要怕，都出来吧！“娘子军”都羞红了脸，说：我们不是怕，是没有裤子穿！连长恍然大悟，赶紧命令战士们，将裤子抛进水里，“娘子军”们在水里穿上裤子，方才从水里走出来，与解放大军握手见面。革命者，特别是妇女革命者是多么的不容易！

从网上发现，外国人拍的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民间状况的老照片，十八岁的大姑娘竟然没有裤子穿，全家人轮流穿一条裤子的典型事例，随处可见。这样的朝廷官府，不走向灭亡，天理难容！当人们连起码的保暖遮羞的基本需求都无法得到保证的时候，何来家国情怀？国家之对于子民，还有什么意义！不去当汉奸，就是最大的爱国了。

除了外族入侵之外，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革命运动，都与“吃穿”有着直接的关系。千百年来，中国的老百姓总是希望过上富裕的日子，祈富是他们毕生的追求。祈富不遂，盼富不至，便转化为仇富。“穷生虱子富生疮”、“钱多必遭天祸”等等，都是咒骂富人的。祈富与仇富共生，仇富与祈富并存，成为一种畸形心理，根植于老百姓的心灵深处，根植于社会的广大层面，绵延不绝，世代不泯。因而，古代贤哲说：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于是，“均贫富”就成了历次农民起义最响亮、最深入人心的口号。此旗号一打出，立时一呼百应，纷纷拿起武器，扑向富人，杀富而济贫。一批富人人头落地，财产被瓜分，又形成新的富人阶层，周而复始，直到民国结束。

人最感恩的就是“衣食父母”，除了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生身父母，还有为自己提供了“饭碗”的人。楚汉战争时期，韩信不肯采纳蒯通三分天下、独立为王的建议，主要是基于对汉王刘邦的感恩之心：“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现在，我们常说，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应当做好人民的公仆。是啊，人民群众“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我们“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人类走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就有了主观的追求和向往。中国古代先贤把这种追求和向往的目标概括为“小康”和“大同”。小康在更多的意义上，是针对个体而言的，就是过上富人的生活；而大同则是共同富裕，是终极目标。所以，小康是比较现实的目标，大同则显得遥不可及。使用和平方式实现小康，使绝大多数人过上富人的生活，被我们实践、奋斗了几十年，中国老百姓千百年的追求与梦想，已经成为现实。

先贤子墨子曾说过：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织者有其衣，劳者有其食，是国人的最大理想。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大力推进扶贫攻坚，不断落实政策措施、组织措施、资金措施、项目措施，将于今年年底全面实现小康。十四亿中国人民，不再为穿衣吃饭而发愁，而悲苦，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生壮举，必将载入史册，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