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炳成
网站用户
《金瓶梅》（删节本，亦即“洁本”的书名，原书名叫做《金瓶梅词话》）是一部古代白话世情小说，学界一般认为，它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其成书大约在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的书名，由书中的三个女主人公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各取其名中的一个字合成。小说的开头部分由《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演化而来，通过对兼有官僚、恶霸、富商多重身份的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罪恶生活行径的种种描述，再现了当时社会民间生活的面貌，描绘了一个上至朝廷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地方官僚恶霸乃至市井地痞、流氓、帮闲所构成的鬼蜮世界，深刻地揭露了明代中叶封建社会现实的黑暗和腐败。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是章回体古典长篇小说，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世界文学经典巨著之一。作者曹雪芹，清朝人，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全书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讲述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兴衰荣辱的演变历史，揭示出清代封建社会多方面的深层矛盾，贾府作为封建社会的缩影，表面上是“昌明隆盛之邦，诗书簪缨之族”，实际上已从骨子里腐烂，时时散发出熏人的臭气，到处充满了荒淫和罪恶，只有门口那两头石狮子兴许还干净些。
明朝万历（1573——1620）至清代乾隆（1735——1796）相隔170余年，也就是说，《金瓶梅》的问世较《红楼梦》的问世早170余年。我们在阅读《红楼梦》时会感觉到，曹雪芹对兰陵笑笑生这位前代前辈所创作的《金瓶梅》是有着深入研究的，他在创作《红楼梦》时，有意无意地借鉴了《金瓶梅》的某些写作手法，与《金瓶梅》的艺术风格有某些相似或相近之处。二者都是通过琐碎的家长里短、社会交际、人事关系、婚姻联袂、情感纠葛、官司刑讼、官官相护、黑道白道相互勾结利用等等真实描写，折射出封建时代的宏大背景，揭示出封建社会铁幕后面的世态百相，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人们尔虞我诈的生存之道，官家土豪的兴衰起伏，平民百姓的艰难困苦。
可以说，《红楼梦》《金瓶梅》二者在对封建社会批判的思想性上，是并驾齐驱，难分伯仲，难分高低的；但在作者文采、写作技巧、隐喻手法、谋篇布局、诗词歌赋等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性上，却有着十分明显的优劣区别，良莠之分。这里，笔者并不打算对《金瓶梅》与《红楼梦》艺术性方面的差别，进行学术方面的探讨，而是就二者的艺术创作传承，谈一些个人浅显的认识，以求教于方家学者和评论爱好者。
一、《金瓶梅》与《红楼梦》都继承了宋代“话本小说”的传统结构模式。
中国的“话本小说”起始于北宋城市大众娱乐场所的“瓦肆”中，最早是一种以讲故事、说笑话为主的活动，即“说话”。而话本小说，就是经过文人编篡整理的小说话本。所谓“话本”，就是“说话人”说话所依据的底本，原只是师徒相传的“说话”的书面记录，是口头文学，所以是口语体，口气也是针对听众的。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小说话本，已是经过下层文人加工、可供阅读的话本小说了。以听众为对象的说话、说唱艺术，至迟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宋、金、元时期，说话和说唱艺术日益繁盛，它们偏离了以“雅正”为旨归的诗文创作传统发展，推动着古代叙事文学逐步走向黄金时期。演述古今故事、市井生活，内容的世俗化、语言的口语化，是其最大的艺术特点。
文学史上所说的“话本小说”或“诗话小说”，在我们今天看来，实际上也就是章回体小说的雏形，它一般都由“入话”、叙述性语言和“诗话”三部分构成。其中，“入话”是开篇语（或开篇诗词），是一篇话本小说的引子，或导语；叙述性语言有两个作用，一是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二是把“诗话”串联起来；而“诗话”部分则是整篇小说的主体，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篇幅。《金瓶梅》与《红楼梦》所使用的都是古代白话小说的结构布局，亦即在唐代兴起，在宋代以后逐渐成熟的古代白话小说结构布局，无一例外的都有“诗词入话”，说书的口语化叙述性语言和“诗话”三大部分组成。
二、《金瓶梅》与《红楼梦》使用的都是古代白话小说的传统写作手法。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的历史变迁》中曾经指出，宋元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的确，宋代话本小说与长期以文言文为语言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完全不同，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将白话作为小说的语言进行创作的，这是一个突出的进步。在人物塑造上，宋代话本小说以平凡人物为主，不再将非凡人物作为主要的塑造对象，这是中国小说进一步走向平民化的标志。另外，宋代话本小说采取的是在“说话”这样的场景里展开故事的叙述方式，这样的叙述模式后来成了白话小说的经典叙述方式。以上几个方面对于明清小说、白话小说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的话，那么，《红楼梦》则是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章回体白话长篇小说的继承与发展，并使章回体白话长篇小说创作形成了固定的传统模式，对后世的章回体白话长篇小说创作起到了深刻的导引和示范作用，并形成了章回体白话长篇小说创作的两座高峰。在写作手法上，二者都非常注重方言俚语的使用，并运用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这就使得白话小说的文学语言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语言习惯，更加贴近生活，更加通俗易懂。讲究对称、对仗、楹联式的回目标题，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可读性和趣味性，将每一个章回所要讲述的故事、场景和人物活动，都与回目标题双双对应，既有关键词提纲挈领的作用，又体现了故事发展、情节凝练、叙述便捷的特点，使得人物活动能够在特定的场景中自然顺畅的进行。
三、《金瓶梅》简单粗糙的写作手法更接近宋代话本小说创作的原初模式。
元代文学中最突出的成就在戏曲方面，分成散曲与杂剧，白话小说的艺术创作基本是空白，直到明代以后才得到传承发展。《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长篇白话小说的问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但《金瓶梅》在白话小说创作上，未能超出宋代话本小说创作的原初模式，未能摆脱重故事而轻描写的窠臼。作者以固有的说书的手法，将故事讲得很好，很完整，很有可读性；但缺乏对人物形象细致的刻画，尤其是缺乏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故事曲折，人物基本上是脸谱化的，具体场景中具体人物的心理活动要么一笔带过，要么用粗糙的近似于顺口溜的诗词概括。这些宋代话本小说创作的先天不足，都被《金瓶梅》模仿照搬了下来，只有传承而没有突破性的发展。然而，比其早二百年成书的《水浒传》，在写作手法上却大大发展了一步，虽然仍难免话本小说的特征，但人物形象的塑造、心理活动的描写，远非后世的《金瓶梅》可比。《金瓶梅》唯一超出宋代话本小说创作的，是大量的性事描写，把口头上不便说、难以启齿的男女床帏之事，描写得十分细腻、露骨，超出了明代以往、唐宋以来所有的白话小说，作者毫不顾忌地对此类活动场面、身心感受、怪癖嗜好等，进行了孤芳自赏式的不堪入目的描述。这也是《金瓶梅》在后世备受诟病的症结之一。
尤其是，《金瓶梅》的词话部分，与后人“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章回体白话长篇小说”的评价不符，简单、粗糙，缺乏文采，没有文气，还停留在宋代话本小说创作用词话帮助叙事、让故事情节简便过渡的写作手法上，既没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又显得累赘多余。严格地说，作者还是把读者当做瓦肆勾栏中的听众对待的，依然是“听觉的文学”，而未发展成“视觉的文学”，即用来阅读的小说。作者兰陵笑笑生，驾驭章回体长篇小说的能力不可谓不强，但其诗词写作水平，或者说诗词造诣，极其一般化，顶多是三流文人的天赋才气。书中的许多词话，大都是陈词滥调，不讲格律、不讲对仗、不讲文采，格调低俗，浅显直白，有的甚至是败笔、赘笔、臭笔，极大地破坏了整部作品的艺术性。
四、《红楼梦》写作手法的精湛细腻是对宋代话本小说创作模式的极大发展。
与《金瓶梅》截然不同，《红楼梦》不仅重故事更注重人物塑造、心理描写。前述已经说过，二者都是通过琐碎的家长里短、社会交际、人事关系、婚姻联袂、情感纠葛、官司刑讼、官官相护、黑道白道相互勾结利用等等真实描写，折射出封建时代的宏大背景，揭示出封建社会铁幕后面的世态百相，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人们尔虞我诈的生存之道，官家土豪的兴衰起伏，平民百姓的艰难困苦。两部作品的故事性各有所长，各具千秋，关键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心理活动的描写大相径庭。《金瓶梅》的人物形象塑造是脸谱化的、平面的、呆板的；而《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塑造是生活化的、立体的、鲜活的。《金瓶梅》中的女性人物，具有贪婪、淫乱、自私的共性，却缺乏让人一眼就能辨别出的鲜明的个性；与之相反，《红楼梦》的众多女性人物，在共性方面至多是类似，却个个与众不同，极富个性化，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一个”。在人物心理活动方面，《红楼梦》描写不仅细腻、精准，而且还恰到好处，是人物性格特征在特定场合的特定反映。《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世界文学经典巨著之一”，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其人物形象的塑造、心理活动的描写，艺术性远超其他古典白话小说，甚至就连现当代的优秀长篇小说都无法比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同样，与《金瓶梅》截然不同，《红楼梦》中的词话，或者说诗词文赋，堪比历史上任何诗词大家，其文采的绚丽、文字的老道、语言的精当，有口皆碑。而且，这些诗词文赋在整部小说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把故事情节、人物活动、心理描写、场景刻画、隐晦禅意、主题思想等有机地串联起来，锦上添花，画龙点睛，与整部作品相辅相成、相映成辉，而且还可以独立存在，从作品中截屏出来，亦能自成体系，供读者独立欣赏、专家学者单独研究。《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也更接近于中外现当代长篇小说的完美结构、需要具备的所有要素，而且创作手法更加丰富多彩，更加难以模仿驾驭。如果说，《水浒传》《三国演义》《七侠五义》《隋唐英雄传》等古典白话小说，还残留着古代话本小说的“说话”的痕迹、多半属于“听觉的文学”的话，那么，《红楼梦》已经完全摆脱了旧时话本小说的模式，成了完全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即“视觉的文学”、让读者阅读的小说了。《红楼梦》不仅传承了古代白话小说成熟的优秀的创作手法，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传统写作手法，令后世耳目一新，给中国小说发展史增添了无比靓丽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