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舞台就有观众,有演出就有拉幕人。演员有接受欣赏的感受,观众有审视演员的感受,不被人注意的拉幕人,虽然干的是孤独单调的工作,但也有属于自己的感受;只是许多的拉幕人不会写作,无法将自己的感受用文字表达出来,让别人知晓。演员置身于舞台,更多的感受来自于观众的掌声、喝彩声,或者是哄笑唏嘘声;观众的感受,来自于对演员长相、表演技能、剧情跌宕、音乐悦耳等综合欣赏;而默默无闻的拉幕人的感受,却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包含了演员、观众所无法感受到的更多的内容。拉幕人的视角有时是面状的广角镜,有时是点状的特写镜头;在他眼里,整个戏园就是一个浓缩了的小社会,戏园里所有的人和物都是人生大舞台的组成部分,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情景剧。
公元一九七六年十月,我结束了两年零八个月的知青插队生活,被分配到康县文工队工作。当我问及为何要分配我到文工队时,负责报到的人说他们调查过,我会写剧本,所以如此分配。就这样,我成了编剧。编剧是最闲的人,因为不可能每天都爬在桌子上写剧本,我只写了一个五场话剧,就演了好长时间。后来,我耐不住寂寞,就要求拉幕。两年后,恢复上演传统戏剧了,文工队解散,招了一批秦腔演员,成立了新的剧团。同事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纷纷调离,只有我暂时没有找到理想的去处,就还待在剧团,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又不能白拿工资,便继续拉幕。因此,我成了这个秦腔剧团唯一有一定写作能力的拉幕人。
以往,或在学校,或在插队锻炼的农村里,我都是业余文艺宣传队的成员之一,参加过许多的演出,但从来没有拉过幕,不知道拉幕的感受。彼时,这个秦腔剧团除了在县城演出,还在本县和外县的乡镇物资交流大会、庙会、年节等场所演出。我以专职拉幕人的身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两年,大约为上千场演出提供了服务。演员们都说,我拉幕拉得特别好,严格按照剧情的需要,轻重缓急把握得恰到好处。我在心里暗暗叫苦:编剧拉幕,大材小用,能拉不好吗?我过去不喜欢听秦腔,古时候都说秦国的军队是虎狼之师,我也就把秦腔当作虎狼之声。没想到,拉了两年幕,灌多了耳音,竟然觉得秦腔很美。
我原来所在的文工队,都是无偿演出,而这个秦腔剧团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兴起,恢复了固有的售票演出。刚开始,在县城演出一张戏票三毛钱;在农村演出则是包场制,管吃管住每演出一场本戏二百元。那时间,人们的文化生活还很贫乏,即便是县城居民也不例外。因此,就有熟人、朋友托我给他们买票,售票窗口是可以买到的,但运气不好的,常常买到的票不是偏左偏右,就是太靠前或太靠后,凡托我买的票,都在中间五排以后十排以前的,观看演出时十分舒服。我很乐意干这种事,觉得自己并不只是一个无法抛头露面的拉幕人。
演出的时候,我的固定位置在舞台的左侧,面对着舞台右侧的乐队(舞台功能不全,没有乐池;在乡下演出,大多是临时搭建的舞台,就更不讲究了),右侧人多很拥挤,而左侧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以及我所坐的板凳,另外就是大幕、二幕的四根拉绳了。有的本戏其中的场次较长,我就将拉绳拴起来,点燃一支香烟,一边默默地吸烟,一边随意地或观看舞台上的演出,或观看舞台下面的观众;偶尔看到观众席上有男女私下做出不雅动作,就会偷偷地发笑。虽然面前的世界很精彩,但我从来没有忘乎所以,耽误了拉幕的本职工作。
现在,这个秦腔剧团只有团长和我两个原文工队的“老人”了,其他的成员大部分是从陕西招收来的,少部分是本地区的,最大年龄的一个七十余岁,最小年龄的两个十四五岁。那个老的演老生,两个小的是女孩,演铡美案里秦香莲的一双儿女。剧团集体办大灶,古稀老人每顿饭都是两个馒头,舀一碗免费的高汤泡着吃,他这样节衣缩食,是为了攒钱给小儿子娶媳妇——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便是这样清贫的生活水准,老人在舞台上依然表演得干净利索、生龙活虎,足见其基本功的扎实。那时我二十岁刚出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尽管月薪三十几元,有时候也会给这位老人买一包香烟、打一份炒菜。
于是,就同这位老人很友好。演员们都说,我拉幕拉得特别好,就是这位老人告诉我的。有一次,老人的戏演完了,就来到我拉幕的舞台左侧,与我闲聊。他对我说:“我唱了六十年的戏了,你是我见到的拉幕拉得最好的人,你这么年轻,钻戏钻得这样深,不简单!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大家都这么说。”我就对他很感激,觉得自己的工作得到了演员们的肯定,那观众自然也是满意的。——这就是拉幕人的价值,看似可有可无,只要有点力气就可以为之,但其中还是很有学问、需要悟性的,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干好的。
县上的主要领导也会抽时间来观看演出,记得有一次,演出结束后,一位县上的主要领导还在宣传部长的陪同下,登上舞台,看望全体演职人员,并询问大家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大家七嘴八舌,说了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交通工具问题,下乡演出极不方便。后来,在这位领导的关怀下,县上拿钱,给剧团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虽然载重量不大,但还是可以拉一些服装箱子、乐器、道具,给演职人员减轻了负担;尤其是在乡村简易公路上行驶,比汽车方便管用。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康县县城居民们的穿着,从戏园的观众席上就可见一斑,都是清一色的军便服;到了后期,年轻人就有了喇叭裤,女人们的穿着也花哨了起来。穿军便服的时候,男女观众都是正襟危坐、表情严肃;到了穿喇叭裤、花哨起来后,观众席上就有了青年恋人的窃窃私语,偶尔还会做一些亲昵的小动作。再后来,观众席上逐渐出现老龄化的现象,老年人居多,中年人也不少,年轻人却越来越稀有了。——这时候,三羊牌收录机开始出现;等到黑白电视机出现之后,年轻人就不再光顾戏园了,观众席上也不再爆满,传统秦腔戏剧演出开始出现危机,票房收入逐渐下跌。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先开始的,随着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深入,农民从原来的农业体制中得以解放,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日益高涨,秦腔剧团就将演出市场倾斜到广大农村。那时间,许多农村还不通电,一般来说,白天演两到三场,晚上点燃汽灯,只演一场。农民不再被土地束缚,不再雷打不动的集体天天出工,时间基本上可以自由支配了,整个腊月、正月,都沉浸在看戏娱乐的喜庆气氛当中。——这里成了传统秦腔戏剧演出的最后一块阵地,也成了传统秦腔戏剧衰落前回光返照的晚霞灿烂之处。
一时间,由整村集体包场,发展到了村民联户、甚至家庭单独包场,凡有红白喜事,或者给老人祝寿、庆贺孩子满月、新房落成等大事,都要请秦腔剧团来专场演出,当然,观众依然是全体村民,以及邻村的人们。我们也改变了以往宿睡临时帐篷的情况,被村民们邀请到家里睡热炕。当红演员常常被几家哄抢,我这个拉幕人没人抢要,往往是最后落单,被农户勉强收留。记得有一次去的是一个孤寡老妇人家里居住,老人给我准备了丰盛的夜宵,其中有我最喜欢吃的腊肉,但我却一口也吃不下去。老人摸了我的额头,说我伤风了,就将我的十个手指头用麻线缠住,再用针刺破指头蛋放出黑血,蒙上两床棉被,发了大汗,第二天一早就恢复如常了,美美地吃了昨晚剩下的夜宵。
在县城大礼堂演出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肥胖,上嘴皮泛起,肤色黧黑,我心里管她叫“丑婆娘”,她多次光顾我拉幕的舞台左侧,有时见我站着,就不客气地坐在我的板凳上,递给我一支香烟,自己也叼上香烟,与我同时吸烟。我问她是咋样来到台上的,她故作神秘不回答。后来告诉我,她的男人在外边有女人,她很恼火,说她也要找个男人报复自己的丈夫,几次邀请我演出结束后去她家里。我很震惊,心想,剧团里美女如云,我尚且洁身自好,你一个“丑婆娘”竟然不知天高地厚,来勾搭我这个处男,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不再理睬她。再后来,就不见她来舞台左侧光顾我了。
记得某次彩排,宣传部、文教局的领导莅临观看。锣鼓家什忙个不停,敲京锣的小伙子,忽觉小腹有个屁直往外拱,边敲锣边寻思,欲借收锣之最后一响同时将屁放出,以作掩盖。不料未得同步,屁声比锣声慢了一拍。台下一位领导立即叫停,厉声责问敲京锣的小伙子:“你为什么要多敲一声!”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令敲京锣的小伙子尴尬不已。还有一位司胡(拉板胡的人),是个老同志,样样皆好,唯嗜酒如命。某日排练前大醉,匆匆赶往排练场,醉意朦胧中竟将弦调定得比平常高出许多,致使演员连唱三次都卡了壳,便对司胡道:“你是咋搞的,把弦调定得太高,诚心让老子唱不出来出丑是吗?”司胡闻之来气,大吼:“你是谁的老子?看我揍不死你小子!”一时二人大打出手。后来专为此事开了会,团长要求严禁“戏子作风”,大家都要做新时期的人民艺术家。
进入八十年代初,老团长调任文化馆长,对我这个唯一的“老部下”说:“让你拉幕可惜了,你来文化馆搞专职创作吧。”正是我的心上想。可是,文化馆长官微言轻,我去他那里干了一年,人事关系依然在剧团。宣传部长得知我的情况后,就提出将我调到他那里,三天后就发文调离了。此时,对剧团进行改革,实行团长承包制。我因为拉幕的缘故,同剧团有了很深的感情,就向组织上提出,让我去承包剧团。组织上出于其他考虑,未能让我如愿。我这才真正意识到,我永远离开了剧团,离开了文艺演出单位,离开了我曾经拉了四年幕的舞台。
九十年代初,我成了地区文化处艺术科科长,分管地区电影公司和地区五一秦剧团。但我很少去电影公司,倒是常常去剧团,演出时,就同拉幕人坐在一起,仔细地观看他拉幕,发现他有与剧情不够一致的拉幕动作,就会给予认真指导。拉幕人很惊奇,我就笑笑,不作解释。——这大概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的那段经历,所形成的拉幕人的情结吧?那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令我至今难忘。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社会、人生大舞台上的演员,有的担任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各自的专长;有的只是跑跑龙套,即所谓的群众演员,但也不可或缺。有演出就有拉幕人,拉幕人也是社会、人生大舞台上的一个角色,虽不起眼,却也非常重要;做个拉幕人挺好,不仅是置身于舞台上的一个演员,更是一个特殊观众,可以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社会、人生,增加丰富的阅历,调整和总结在社会、人生中的价值取向,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曾经拥有的四年拉幕人的工作经历,可谓难得的宝贵的人生体验,极其平凡,但收获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