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历史记载得知,秦置武都道,汉设武都郡。这说明,作为地域名称的武都,在秦时就已经存在了。但是,武都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所居住的这片地域何以叫作“武都”,而不叫别的什么名称?这是一件很费脑筋、很费功夫去求证的事情。笔者作为陇南人,尤其是作为武都人,认为有必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关于武都地名的由来,西北师大教授、学者赵逵夫先生,我市史志专家罗卫东先生,历史民俗学者、诗人焦红原先生,都曾经做过深入研究,但至今尚无定论。
赵逵夫先生在其《刑天神话源于仇池山考释──兼论“奇股国”、氐族地望及“武都”地名的由来》(载《甘肃文史》第八期)一文中说:“‘武都’一词的出现也与氐族密切相关,‘武’应来自于氐族,古人说‘半步为武’,这里的半步就是一条腿跨一次,这实际上就是刑天的后人砍掉一条腿后所留下的‘奇股’而形成的独特生活习俗。‘武都’二字最早就是氐族国都的意思。在甲骨文和金文里,刑天就是一个人形符号,为氐族部落的象征图腾。”
焦红原先生在其《四川江油武都与甘肃陇南古白马氐地武都地名联系初解》的论文第一部分《学界对陇南武都地名由来的争鸣与辨析》中,列举了武都地名由来的四种说法,第四种为“音译”说:“武都自古乃白马氐羌地,至今当地仍有大量地名,按字面意思无法解释,估计可能是,很早以前,中原王朝的史官,根据当时当地少数民族的发音记录下来的,具体涵义无考。”他认为“音译”说,“似乎较为靠谱,笔者亦倾向于此说,但亦证之乏力。”
罗卫东先生的考证,即将成书,尚未读到,不知其有何高见。笔者不才,被罗卫东先生所激发,也想就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有人根据《汉书•地理志•武都》说:“师古曰:以有天池大泽,故谓之都。”认定“秦用武力拓疆,破白马氐至天池大泽,故称武都。”陇南历史上,曾经有过三处“天池大泽”,一是西和古仇池,一是文县羊汤天池,一是《汉书•高后纪》记载的“(高后二年)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故汉水上游形成了堰塞湖,亦被称为天池大泽。现在,除了羊汤天池之外,另两个早已消失了。《汉书•地理志•第八下》曰:“武都,东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过江夏,谓之夏水,入江。天池大泽在县西。”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所置的武都郡,共辖九县,武都道故城在甘肃西和县西南约五十里、武都县北约百里之处,也就是今成县与西和毗邻之地。“天池大泽在县西”,显然指的就是古仇池,而非其他两个,尤其是因地震而形成的堰塞湖,其出现要比武都地名的形成晚得多。
从上所述情况来看,“武都”的由来似乎是这样的:因境内有“天池大泽”,就称之为“都”,因秦使用武力攻灭了盘踞在“天池大泽”的氐人,便冠之于“武”,故而就有了“武都”这个地域名称。仔细推敲,这种解释十分牵强,甚至是错误的,难以令人置信。但是,这种思路,或者说是方法,对我们研究探讨武都地名的由来还是有启发、有帮助的。
笔者认为,要搞清楚“武都”这个地名的由来,先得搞清楚三个问题:一,对“都”的准确定义的问题;二,历史上之所以要在武都设“道”的问题;三,为什么要使用“武”这个汉字来命名这片地域的问题。从搞清楚这三个问题入手,是搞清楚“武都”这个地名由来的正确途径,否则,就会老虎吃苍蝇,无处下爪,不得要领。
一,“武都”之所以为“都”
我们知道,先秦将诸侯国的都城称作“国”;《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说文》道:“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左传·隐公元年》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以这些对“都”的权威性定义为准,同样,“武都”的“都”亦是为“有宗庙先君之主”者、或“有先君之旧宗庙”者,而非“有天池大泽”之谓。那么,“武都”这个“有宗庙先君之主”者、或“有先君之旧宗庙”者的“都”,其“宗庙先君之主”、或“先君之旧宗庙”,指的就是由黄河中下游西迁至秦地、并在此地崛起的秦人的先祖,那些埋葬在西犬丘陵园里的赢氏精英们。因为,除此之外,武都历史上并不存在其他的“宗庙先君之主”、或“先君之旧宗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秦国国君四大陵园中最早的西犬丘陵园的发掘,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秦人和秦国的发祥地在甘肃陇南礼县。就是说,甘肃陇南市的西北部一带,是历史上最早被称为“西犬丘”的地方,也是古老的“秦”地。无论是作为诸侯国的秦国,还是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都与“武都”有着母脐般的血缘关系,有着无法割裂的情感依附,因而将“武都”称之为“都”,的确名副其实,名至实归。
二,秦为何要在武都设“道”
《汉书·地理志》解释说:“有蛮夷曰道”,或者“县主蛮夷曰道”。“道”这种行政区划始创于中国,在秦时开始出现,起初跟县同级别,专门使用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地区。在隋朝以前,武都的主体居民一直是氐、羌、藏等少数民族。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在宕昌设羌道,后又设武都道(具体时间不可考),秦人在这些地方设“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历史意义有两点,通过设置“道”这种行政机构,一是体现了秦将这些地方已经纳入了自己的势力控制范围;二是首创了“夷人制夷,高度自治”的政治模式,相当于现在的“一国两制,特区自治”。
从历史记载来看,“武都”这个地名,是在“武都道”这个行政机构名称中出现的。这就说明,秦人在设置“武都道”之前,还没有“武都”这个地名。“武都”这个地名,是由于要在这里设“道”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都”早已经形成,在“都”之前冠以何种名称,就牵涉到了“武”,也就是下面需要重点论证的第三个问题。
三,“武都”何以冠名曰“武”
武都之所以冠名曰“武”,不能单纯地从“武”这个汉字的字面词义去理解,要从秦为之冠名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认识,去解读;同时,从武穴、武进、武昌、武威、武功、武汉等这些带有“武”字的历史地名的形成,乃至汉武帝的谥号等,都可以参照,触类旁通。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之后,秦人获得了伯爵的爵位,秦人得以立国,一跃成为西陲乃至关中举足轻重的诸侯。周天子将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赏赐于秦,这里包括黄土高原上的领地,也包括关中西部平原地带,也就是今甘肃陇南、天水到陕西宝鸡一带,地域辽阔。周平王将这里封给秦国,意思是要削弱与他对立的虢国(虢国立周携王为天子),同时周平王也不希望犬戎人长期占领该地,再对周王室形成巨大威胁,才将此处大好地方封给秦人。
秦国在陇南逐渐崛起的七百年历史上,为了名副其实地得到岐山以西的广大地盘,就得消灭虢国,赶走犬戎,故,秦国曾与犬戎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并有过一段连续三代宗主战死的黑暗时期,不过对于秦人来说,那是黎明前的黑暗,渡过那段最为艰难的日子,秦人通过血雨腥风的苦斗,终于迎来一段腾飞的光辉岁月。
西戎则是古代华夏人对西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即以“戎”作为对西方所有非华夏各族的泛称。殷墟卜辞已出现“戎”字,氐羌则在商代已作为族称,“戎”作为族称始于周人,称商为“戎殷”或“戎衣”,称徐为“徐戎”,春秋时戎还与华并称为华戎。西戎在周代主要是指包括氐羌系在内的各部落,泛指西部各少数民族。秦国武力征服西戎各少数民族,自然也包括长期居住在武都的主体居民氐羌民族。
陕西“武功”建县始于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是秦人和秦国实力逐渐东移,最终定都咸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站,其地名的形成,与武都地名的形成相得益彰,属于同一类型。甘肃“武威”地名的形成,是霍去病征讨匈奴、彰显武力之威的结果。汉武帝的谥号曰“武”,《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为“武”。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这些关于“武”的名称的由来,与“武都”之“武”,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并非因为“秦用武力拓疆,破白马氐至天池大泽”的具体事件(历史上并没有秦破白马氐至天池大泽的史实记载),而将“武都”称作地名的。笔者认为,武都之所以冠名曰“武”,是秦人总结了自己奋斗的历史经验、崇尚武功、迷信武力、深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结果,是用冠以地名的方式,对自己“威强睿德”的张扬与突显,亦为秦人血与火、剑与戈所铸造的无敌于天下的精神流传后世的体现和象征。
纵观历史,作为行政区划地名概念的“武都”,有“大武都”、“小武都”之分。所谓的大武都,就是秦汉以降,被称作武都道、下辨道、武都郡、武州、阶州、阶州直隶州等行政管理机构时,所治辖的陇南广大地域;所谓的小武都,就是民国和新中国建立以后,被称作武都县、武都区的行政管理机构时,所治辖的大幅度缩小了的现当代地域。唐景福元年(892年)武州更名为阶州(州治在今旧城山),基于唐代对文化、历史、民族、民俗的大包容。直到民国2年(1913年),阶州直隶州改为武都县,这时候的“武都”,已经没有了当初特定的历史地名含义,而仅仅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专用地名了。
笔者上述之言,是对武都地名由来的个人观点看法,也许不够准确,抑或是错误的,愿与焦红原、罗卫东先生商榷,虚心向专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