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好生活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粮食是最紧缺、最需要的生活物资，在国计民生中占到了第一位的重中之重的位置。我在八岁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白面，我父亲是国家干部，全家也是城市户口，情况竟是如此，农民的生活简直不敢想象。我在一九九零年以后，也就是具有了十六年工龄以后，才吃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白面（这之前的白面是连麸面）。现在和那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一九七一年，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时，我们到农村去参观学习，生产队拿出粮食让农家给我们做饭，由于我和另几个同学离吃饭的农家较远，到了那家吃的是黑面擀的长面条，香得无法形容。可先吃的同学说，他们吃的是白面擀的。我就想，黑面擀的都这么香，白面擀的那又该是多香呢？这个问题一直缠绕了我许多年，成了我的终身遗憾。

一九七二年，我在县城一中读高一。有个星期天，学校组织全校学生给大灶拣柴火，报酬是在大灶吃一顿免费餐，且不论数量。我们到距学校二十多华里的山上，每人拣了力所能及的重量的柴火，并将柴火上缴以后，便发疯似地扑向大灶。平时每顿饭的定量是四两，我竟然吃了一斤二两酸菜面条。当我们就要离开大灶的时候，有同学说，管灶的和大师傅们吃的不是酸菜面条，而是油渣鸡蛋面条。我们不干，提出也要吃油渣鸡蛋面条。管灶的为了收拾我们这些调皮的，竟然说，谁再能吃八两以上就给谁。我们都异口同声地答应了。结果，我整整吃了两斤面条，不得不直着身子在操场上连续走动了大半夜，才缓解了胃部胀满的痛苦。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被撑死！　

那时间，吃的最多的，感觉最好的，就要算是荞面做的饭食了。荞面除了蒸馍馍之外，还可以擀成节节，和上洋芋、酸菜，做成面食。陇南一些地方，将这种饭叫作“荞面节节”。由于荞面自身没有筋道，如果不参合上少许白面，就只能擀成一节一节的短面条，无法擀成长面条。过去，荞面节节是农村的家常便饭，是大众面食；而今荞麦稀缺，无论城乡，用荞面做的饭食都成了一种奢侈，只用来调顿改换口味，不可多得。

我最初吃上荞面节节饭，大约在十岁左右。我有一位和我非常要好的农村同学，名叫马云。马云比我大五岁，那时间，他已经“成家”了。他的“媳妇”是他的表姐，比他大两岁，管他的父亲叫舅舅，而他的“岳母”就是他的姑姑。他的姑姑生了四个女孩，没有儿子，就由大人做主，在他十二岁时，将他“招赘”到姑姑家中，做了姑姑的女婿兼儿子，做了表姐的“丈夫”。没有举行结婚仪式，两人已经同床共枕三年，成了“事实婚姻”。

星期天，或者假期里，马云都会领上我去他家玩。他的家离我家有十多华里路，逆着一条叫作桨布沟的峡谷流出来的小溪，顺着一条蜿蜒的山间小道，一路步行，走进一个座落在深山老林里的小村庄，就是他的家了。每回我去了马云家里，他都会赶走他的表姐“媳妇”，和我一块睡觉。据马云后来说，十七岁的表姐已经谙于男女之事；而当时十五岁的他却还处于蒙昧状态，没有与“媳妇”恋床的意识。因而总喜欢和我睡在一炕，天南海北地聊大天。

马云的表姐“媳妇”用来招待我的饭，便是荞面节节。饭里没有油，只有盐，好在还有一小碟干咸菜，是用包心菜和着大蒜腌制的，很可口，很刺激食欲。那时间，我父亲在林场工作，虽然是吃“供应粮”的，但生活也还比较困难，所以，我打小就吃五谷杂粮，不挑食，有啥吃啥。荞面节节对于我来说，就算是较好的饭食了。荞面这种食材很奇特，就如同蔬菜里的茄子一样，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和用最复杂的烹饪方法制作出来，都很好吃。

那时候，我还在一位农民朋友家里经常吃荞面节节饭。那位农民朋友名叫牛娃，住在前贯山半山腰的前贯村里，全家五口人，只有他父亲是唯一的劳动力，母亲患甲状腺肿瘤，说话前需要猛吸一口气，却也说不完整；小妹妹先天弱智，几乎是哑巴。父亲辛勤劳动，只能勉强养活全家，因而牛娃和他大妹妹两个健全孩子都没有上过学，一家子都是文盲。而且，只在村尾挖了两孔窑洞，一个用来全家居住，另一个用来做厨房和库房，储存粮食、洋芋和破烂。

我外婆将破烂的衣裤、鞋子洗干净，缝补好，装在背篼里，领着十岁的我，去牛娃家，与他家互通有无，以物易物，换取他家的蔬菜、水果、洋芋等。后来，随着两家感情的日益加深，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已经不是一种交易，而是在特定的困难年代里，用生活物质的相互帮衬了。就这样，我们两家有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好往来。

我家住在山下林场场部的家属院里，到牛娃家，走山间小路大约也就是一公里的路程。每当暑假和寒假期间，我都会到牛娃家去玩，经常吃他家的饭，有时候还住在他家的窑洞里，就跟走亲戚一样。记忆中，牛娃的母亲总是做出对于他家来说是最好的饭菜来招待我，最让我难忘的，吃得最多的，就是荞面节节饭。牛娃家的荞面节节饭与马云家的荞面节节饭，做法和口感都一样，不同的是，牛娃的母亲会炒上一碟韭菜，让我下饭。那时间，一碟炒韭菜，比一碟干咸菜要奢侈得多。那是牛娃的母亲给我的特殊待遇，他们是不吃的。

最后一次吃牛娃家的荞面节节饭，在我的记忆里，非常的深刻，令我至今难以忘怀。一九七六年，我刚刚工作不久，孤身一人前往一百多公里的前贯村，专门去看望牛娃一家。这时候，牛娃的父亲已经去世了。牛娃的母亲端着碗，走了大半个村子，才借来半碗荞面。以至于我在吃用这半碗荞面和着酸菜洋芋做的节节饭时，心情难过得无法下咽。第二天，我下山去，在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花两元一角钱和七斤粮票，买了七斤挂面送给他家。他母亲用颤抖的双手接住挂面时，老泪横流，哽咽着对我说：“娃，我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别说吃挂面，就是连见都没见过啊！”

几十年来，我一直同我的老同学马云、我的老朋友牛娃，保持着友好联系。进入新世纪以后，每次去他们家，我都会提出要吃荞面节节饭。他们的回答都好像是串通了似的，会异口同声地对我说：“你要吃羊、吃鸡、吃腊肉，都简单，就是这荞面不好寻！”我说如今超市里有卖的。他们都说，那是参合了白面的，没有纯荞面了。但他们还是会满足我的，千方百计，想办法买来纯粹的荞面，做成荞面节节饭款待我。只是有肉有油，有各种花样的炒菜，再加上几瓶老酒，就再也找不回当年在他们家里吃到的荞面节节饭的味道了。

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深刻地阐述道：“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当然，人类与所有动物都是地球上的食客，不仅仅是“民人”，也包括要食人间烟火的“王者”和所有的达官贵人。千百年来，由于吃饭的问题是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欲与天公试比高，是天大的事情，所以古人说：民以食为天。真正彻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巨变，是扶贫攻坚的结果。依靠劳动吃饭，依靠劳动吃饱饭，已经成为现实，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现如今是真正意义上的太平盛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

现在，我去马云和牛娃家，就不再苛求他们了。我想，他们都是吃荞面节节饭长大的，也许在他们的记忆里，荞面节节并不是什么上好的饭食，或许还会有其他的想法呢。毕竟，食品之对于人来说，第一位的是吃饱肚子，第二位的才是享受口服；只有在吃饱肚子的前提下，才能去考虑进一步的享受。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的烙印。同样的食品，在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口感，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意义。诚然，我们不能忘本；但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留恋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饭食。生活好了，就坦然地过好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