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阿婆

张王村虽然地处偏僻，却是个大村，五百多户人家，四千多口子人。因为全村只有张王两姓，并且相互通婚，就亲连着亲，辈分很明确。聋阿婆是村里辈分最高的老人，她下面的那一辈全都去世了，孙辈以下也有了四五辈人，最低的那两辈已经出了五服。村里没有人知道聋阿婆多大年龄了，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大爷、老婆婆都是她的孙子辈；也没有人知道聋阿婆叫什么名字，因为她的耳朵已经聋背，就都管她叫聋阿婆。聋阿婆自己说，她叫张赵氏，也就是说，她姓赵；但她也说不准自己的年龄，只说自己是光绪年间生人，民国三年中秋节嫁到张王村的。清光绪皇帝驾崩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民国三年是1914年，倘若聋阿婆嫁到张王村时是十八左右岁的话，那么，她就应该是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左右出生的。

据村里活着的其他老人们说，聋阿婆的丈夫是张家最小的先人的后代，小房出大辈，聋阿婆也就随着丈夫成了村里辈分最高的老人。村里活着的其他老人们，没有人亲眼看到过聋阿婆嫁到张王村来的情景，但他们都知道，就在聋阿婆嫁到张王村来的当天晚上，她的丈夫在洞房里被抓了壮丁，从此杳无音信。那时间，女人是从一而终的。新婚之夜就失去了丈夫，并且没有一男半女后人的聋阿婆，便开始守寡，把公婆送上山之后，就一直孤苦伶仃地独自生活，始终没有再婚。

在聋阿婆的记忆里，他同丈夫拜完天地父母，入洞房时天已经黑了。闹房的后生们散去很久了，透过大红的盖头，她看见血红色的月光从炕头上方那个椭圆形的窗洞爬进来，她勾着头，静静地坐在炕沿边，星儿般的灯花一跳一跳的。远远地，有村狗在吠。丈夫在她的对面坐着，默默地望着她。青油灯不知什么时候灭了，月光越发地明亮起来。她也不知道盖头是在什么时候被丈夫揭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脱衣睡进被窝里的。她的头有些晕，像喝多了婚宴上的“二脑壳”酒似的，血流得急了，气喘得紧了，心跳得猛了。丈夫忽地蹿上炕。突然，门擂鼓般地响起来。没等他们穿好衣裤，门已经被砸破了。保长带着几个背大枪的乡丁闯了进来，不由分说，便将自己的丈夫五花大绑，搡出门去，消失在一片凄冷的月色里……

好在，聋阿婆有用艾灸治病的好手艺。她说，按照传媳不传女的规矩，她爹不会把这个手艺教给她，是她偷着学来的。可见，聋阿婆还是少女的时候，是多么的心灵手巧！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找她治，几桩艾一灸，病就好了。特别是治小儿惊风，是她最拿手的。那时候，四村八乡的农民，经济来源差，很多人没有钱，村里村外，凡来求她治病的，都得拿点东西，或三两斤米，或一二斤盐，或半斤清油，也有送腊肉，送鸡蛋的。所以，聋阿婆的生活过得还算殷实。

村头那棵千年老银杏树，叶儿绿了，花儿开了，果子熟了，叶儿黄了，枝头秃了，春夏秋冬，一茬又一茬。而那个自己连模样儿都没有看清楚的丈夫，却一去不返，没有一丁点儿音信。丈夫是公婆家里的独子，按照当时官府“两丁抽一”的规定，他是不该被抓去当兵的。但那是一个“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年代，即使再有理，也无处诉说，没人做主。公婆念她年纪轻轻，主动提出让她改嫁，她没有答应。公婆终老抬上了山，她成了自由之身，再也无牵无挂，可以随便找个男人，再为人妻，再为人母。然而，她却依旧孤守着一院空房，独自度日。

那时间，聋阿婆刚刚年届三旬，没有受过生育之苦，不为生活奔波，依旧保持着麻利受看的处女之身，惹得村里同辈的青皮光棍们馋猫儿似的，在她的房前屋后、身前身后、眼前眼后不停地晃悠。也有对她真心的，那便是本家兄弟喜才。别的本家兄弟，或者远方兄弟，都管她叫嫂子，唯独喜才叫她姐。“姐，我给你担水来了。”“姐，我把院子给你扫了。”“姐，我给你摘的水蜜桃，可甜了，你尝尝。”“姐，我给你采的艾条。”殷勤着，但不说一句带有挑逗性的话语，不做一个带有挑逗性的举动，与那些其他不怀好意的兄弟们截然不同。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面对喜才的殷勤执着，聋阿婆也动心过，犹豫过。然而，聋阿婆心里认为，那个杳无音信的丈夫，那个自己连模样儿都没有看清楚的丈夫，他还活着。聋阿婆深信，总有一天，他们还会见面，还会在一起过日子。作为同他拜过天地父母、入过洞房的妻子，自己必须等待，等待他回来，等待与他鸳鸯再会，破镜重圆。

等待是一种心灵的熬煎，等待是一种精神的折磨。而无尽头、没边际、长久的等待，可以使人麻木，使人忘却自己是在等待着什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聋阿婆已经习惯了，已经麻木了，只有在中秋节的夜晚，望着窗外的那轮明月，才会依稀想起自己还在等待一个称作丈夫的男人，一个不知是死是活、身在何处、是否也在牵挂着自己的男人。

村头那棵千年老银杏树，叶儿绿了，花儿开了，果子熟了，叶儿黄了，枝头秃了，春夏秋冬，一茬又一茬。张王村在不断地扩大，新房子在不断地建起。一泼接一泼的新媳妇娶进村，一个接一个的婴儿诞生着。聋阿婆还是一如既往，守在自己的那院老宅子里，除了给人艾灸治病，便孤孤单单地生活着，悄无声息地等待着。

终于有一天，聋阿婆发现，自己的身边不再有村里本家或远房的弟兄们围绕了，就连喜才也已经结婚生子。聋阿婆对着镜子照看自己，用怀疑的眼神久久地凝视着镜子里的那个女人：那是我么？那是我张赵氏么？她看见，镜子里的那个女人，已经两鬓斑白，已经皱纹满面，已经脸色黧黑，已经——老了！

忽然有天傍晚，聋阿婆被冲进家门的两个民兵五花大绑，押到了麦场上，押到了全体社员紧紧围住的会场中心。有人大声对她说：“张赵氏，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还在等待你那当国民党军官的丈夫回来反攻倒算？”聋阿婆惊慌失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听不懂那个人说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捆绑，为什么被押到这里来批斗。那人又恶声恶气地说话了：“张赵氏，你听着，你的丈夫先给军阀当兵，后来又成了国民党的军官，你贼心不死，几十年了不愿改嫁，是不是还在等待他回来反攻倒算？”聋阿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对于她来说，自己的丈夫早已经只是一个祭祀供桌上的牌位，甚至在她心里连一个念想都不是了，哪还指望他能够回来，还有什么“反攻倒算”！

人群里有了喊声：“打她，打她，打这个国民党军官的婆娘！”就有人扑上来，扬起手要打她。又有人扑了上来，护住了她——是喜才。喜才吼道：“你们欺负一个寡妇婆娘，算什么能耐！要打就打我吧！”于是，巴掌来了，拳头来了，脚也来了，但大多数都落在了喜才身上。遭此一劫之后，聋阿婆就有些呆痴了。见她有些呆痴了，那场轰轰烈烈、持续了十年的动乱，再也没有来找过聋阿婆的麻烦。

此后，已经有些呆痴的聋阿婆不再用艾灸给村民们治病了。她会坐在村头供销社门市部的台阶上，让一群围在她身边的儿童，一边给她剜耳朵眼，一边喊她“婆”；谁喊得声音大，她听见了，就哈哈大笑着，大声地答应一声：“哎！”便给那个把她喊答应的儿童发一颗水果糖。天天如此，成了她每天必做的事情。

喜才过世了。他是聋阿婆他们这辈人中最后的一个男人。聋阿婆来到喜才的灵前，给他上了三炷香，就像他的后人一样，坐在了灵前铺着的麦草堆上，默默地为他守灵。不吃，不喝，不哭，坐了三天三夜，直到喜才被抬上了山。

村头那棵千年老银杏树，叶儿绿了，花儿开了，果子熟了，叶儿黄了，枝头秃了，春夏秋冬，一茬又一茬。聋阿婆下面的那一辈，也一个接着一个全都去世了。聋阿婆依旧健康地活着，成了村里辈分最高的“五保户”，被村子里集体养活着。一有人夸赞聋阿婆是老寿星，聋阿婆就说：“老天爷不收我呀，我的孽还没有造够，苦还没有吃完，罪还没有受尽！”

那天夜里，聋阿婆做了个梦，她梦见自己还在同丈夫成亲。唢呐狠劲地吹，鞭炮震天价响，彩花雪样地飘，宾朋云般地来。她同他拜堂，一拜天地，再拜父母，夫妻对拜，一如古装戏里上演的那种场景。还是那轮血红色的月儿，无声地照进屋子里，晃得她的眼睛花麻一片。恍惚中，他和她睡在炕上，他搂着她，紧紧地，紧紧地……

第二天一大早，村里破天荒来了一辆小车，从小车里钻出来一位县上的领导和一位乡上的领导，向村民们打问张赵氏。村里人便带着两位领导来到了聋阿婆独守的那座老宅院，见到了这位百岁老人。县上领导当着围观的村民们对聋阿婆说：“您的丈夫回来了，明天就到咱们县上。他现在是台湾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带着他的台湾夫人、儿子、孙子、重孙一大家口子人，来家乡祭祖，还要给咱们县上投资，建设一座大型肥料厂。我们现在就接您老人家进城，明天好跟您的丈夫见面，给他一个惊喜。”

县上领导不知道面前这位老人的耳朵早已聋背，说话的嗓音很低，轻言细语。聋阿婆却好像突然不聋了，她听清了县上领导说的话，浑浊的眸子，刹那间发出了灼人的亮光，愣了半晌，嘴唇颤抖着，像是喃喃自语：“他……他……还活着么？”

在得到了县上领导确切的答复之后，聋阿婆提出，让她换一身新衣服，她要好好地梳洗打扮一下，她不能给她的丈夫丢人，不能就这么出门。县上领导善解人意，很高兴地点点头，答应了。聋阿婆走进屋子，顺手把门关上。县乡两位领导先是听到了哗哗的浇水声，知道聋阿婆是在沐浴。后来，就无声无息了。久等不见她出来，叫她也不答应。便有孙子辈破门而入，大家也都跟进屋去，只见聋阿婆穿着一袭款式十分老旧、但却崭新的嫁衣，蒙着大红色的盖头，静静地端坐在炕沿边，仿佛成了一尊雕像。有人轻轻地为她揭去了盖头，发现她已经咽气了；皱纹纵横的脸庞微笑着，闭合的眼帘下挂着两颗晶莹的泪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