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非乐”主张的初心

“非乐”是墨家思想理论体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了墨家对待享乐、对待声色、对待音乐的态度和别样看法，反映了墨家“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墨子·非乐上》）的人生观。其实，孔子的“君子不耻恶衣恶食”；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都具有一定的反对享乐的思想，只不过没有墨家那么绝对，而且身体力行，全面提倡贯彻，作为墨家弟子律己劝世的重要要求之一。

我们知道，墨家思想理论体系产生于诸侯兼并战争烽烟四起、周王朝建立的社会秩序已经“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是儒家和后世史家对东周时期典章制度逐渐被废弃的一种形象描述。在春秋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领域出现了与周礼要求不相融恰的局面，具体表现为势力强大的诸侯开始变王田为私田，变分封制为郡县制，政权不断下移，并纷纷制定自己的法律。这些都反映了周代奴隶制社会正走向解体，将要被新型社会形态所取替的变革现状。

“礼崩乐坏”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经济上井田制逐步解体，出现了土地所有制及相应的赋税制度，如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相地而衰租等等。政治上一些强大的诸侯开始建立直属于君王的郡县制，不再对土地进行分封。二是各分封诸侯间征战不已，周天子无力阻止。三是各诸侯、卿大夫僭用礼乐的现象十分普遍。四是传统的封建分封制和宗法制遭到严重破坏，长子继承制度多不能施行，一些有权势的卿大夫在征战中势力壮大，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卿大夫出的混乱局面。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针对当时普遍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及寻找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可行办法，墨子主要提出了十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以兼爱为一个中心，以节用、尚贤为两个基本点。其中的“非乐”思想也是墨子备受关注和争议的一个方面。墨家的“非乐”学说，除集中反映在《非乐上》之外，还另见于《墨子》书中的《三辩》《七患》《非儒》《公孟》等篇。倘若仅仅停留在《非乐上》来理解墨子的“非乐”思想，就难免会有所疏漏。

长期以来，“非乐”中的“乐”字，究竟是当做“音乐”之乐，还是“享乐”之乐来理解，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各有说法。故而，有人认为墨子实乃不懂音乐的人，从源头来否认其“非乐”的合理性；也有人觉得墨子的“非乐”是全盘的否定音乐的审美功能，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比如荀子和郭沫若；亦有人觉得“乐”字当属享乐之乐，对墨子“非乐”思想的实用功能大加赞赏。对此，我们不应有失偏颇，应当用公正的眼光，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解析“非乐”思想的精华。

追溯文本，墨子在《非乐上》开篇就提出：“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由此观之，墨子的“非乐”肯定不是停留在为乐而乐，该思想的提出，包含了深刻的现实意义，面对的是战乱、动荡、黑暗时代给广大人民所带来的水深火热的苦难。从广义上看，它反对一切享受作乐，包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狭义的，则是反对音乐，无论是诸侯的“钟鼓之乐”，士大夫的“竽瑟之乐”，农夫的“瓴缶之乐”，有文本为证：“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

墨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政治上，周室衰微，王纲坠地，礼崩乐坏。诸侯坐大，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相互攻伐。大欺小，强凌弱，众暴寡，战争连年，社会动乱，经济萧条，土地荒芜，民不聊生。当时的统治者，不论是新兴的还是行将灭亡的，为着他们的蓄积和享乐，对于“在农与公肆之人”和各类奴隶的剥削与压迫都是同样残酷的，必然引起被统治者的愤怒和反抗。而作为“贱人”的墨子，从最广大受压迫平民的视角来提出“非乐”的主张，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其强烈的现实需求和实用价值。

墨子的《非乐上》明确指出：其“非乐”是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原则的，是以是否“利人”为标准的，他之所以“非乐”，是因为对审美和艺术的追求将会“亏夺民衣食之财”，并详实的例证了统治者为乐之害——劳民又伤财，在审美艺术与现实社会功利中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墨子提出“民之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在此情形之下，统治者还有为乐的必要吗？无异于拿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来满足私利而已，为之，则乃“亏夺民衣食之财”，也就剥夺了人民的生存之本。

墨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具有极大利他主义色彩的门派，墨子本人为了天下苍生，为了和平，穿着草鞋，步行天下。墨家的弟子，穿的是短衣、草鞋，要参加劳动，将三顾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当成精神偶像，以吃苦为时尚，讲究的是利他。因此，墨子以及墨家弟子，都不考虑自身的享受。他们要以天下为己任，所思所为都以天下人为对象。至于什么东西好看，什么音乐好听，什么食物吃起来可口，什么活动让身体感觉舒服，都不是他们的考虑范围。这种极端反对享乐的倾向在墨子身上尤其表现得很明显。有一回，他往朝歌方向行进，听到美妙的音乐，却马上掉头回走，理由是：音乐这玩意对行政，对农业，对经济都没什么实际用处，不如不听。这就是墨子对自己的重要思想“非乐”的实际践行。

墨家“非乐”的核心价值，一是墨子从本阶级利益出发，反对等级礼乐的腐败糜烂，对统治者大兴歌舞，庆典升平，舍本逐末，劳民伤财，横征暴敛提出批评。二是墨子不排斥音乐本身，但认为音乐应该去政治化，变得简化化、大众化，作为大众的狂欢，而非专制的教化。三是墨子的“非乐”思想，对今天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促进廉政建设，发展群众音乐文化艺术有着巨大的影响。

学者谭风雷在他的《论墨子精神》中归纳了墨子的三大精神：第一，“君主必失万民之身，后为其身”――民利第一，民意至上；第二，“摩略万物之然”，探索“当而不易”的真理――开明、务实的学风；第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匡世求民的精神。其中的任何一点，对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墨子的“非乐”重要的一点，便是反对铺张浪费，力求一切为民，这对当今社会的廉政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个省部级高官的落马，一座座豪华别墅的出现，一处处灯红酒绿奢靡之风的盛行，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历史的记忆不容忘记，一次次的教训深刻而沉痛，失去了民心也就失去了执政之本。因此，我们应该，也必须记住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利民则为乎，不利民则止乎”。

墨子的“非乐”思想对广大文艺工作者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墨子强调，音乐应该是大众的狂欢。要求音乐回归人民，而不是脱离人民，政治化、形式化、奢靡化。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积极的深入基层，发展大众文化、群众文化，让音乐娱乐人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积极、健康、向上。

综上所述，墨子的“非乐”主张的初心，是反对极端的享乐主义，而非对音乐这一具体的艺术形式的否定，是以人的需要，特别是劳动人民的需要为基础的去掉繁琐音乐后的，对音乐本质之美的追求，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正象季羡林先生所说：“墨子在人类文明史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高度，他在哲学、教育、科学、逻辑、军事、防御工程等许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是一位伟大的平民圣人。”墨家的思想主张，自始至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伟大宗旨，其“非乐”思想仍然具有宝贵的现实意义和推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