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圣孟子在《尽心章句上•第二十六节》里说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墨子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为了给天下苍生谋福祉,具有“摩顶放踵”的献身精神,我也要这样去做。什么是“摩顶放踵”?笔者理解,就是披星戴月、行程万里、不辞劳苦,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周游列国,收授门徒,著书立说,向统治者和天下人传播灌输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而且不遗余力身体力行者,除了孔子,就是墨子。两人都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伟人,分别为“儒”、“墨”两大“显学”的创立者和代表者。
孔子留给世人的形象,是温文尔雅的君子、诲人不倦的教师,或者是“圣人”;而墨子留给世人的形象,则是“布鲁诺式”的传教士、殉道者,或者是战斗的武士。孔子一生都在为“克己复礼”而努力,墨子终身都在为“非攻兼爱”而奋斗。
孔子是西周王朝社会制度、社会秩序、道德礼教、传统文化的维护者。他的“克己复礼”的思想主张,是针对东周以后“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基本瓦解、诸侯不再以周王室为中心、而是各行其道的社会现实提出来的。面对“礼崩乐坏”、诸侯兼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等重大问题,孔子不是“向前看”,而是逆向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企图恢复旧有的他认为是最合理的“周礼”,成了传统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的卫道士。
然而,孔子在其晚年,却怀着深深的绝望,放弃了自己几近一生的努力。春秋末期鲁国西境大野泽地,人们捕获了一头即将死去的麒麟,孔子得知后亲往察看,并将此事写进了《春秋》:“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春秋•哀公十四年》)已过古稀之年的孔子,见到这头麒麟后掩面大哭,涕泪沾襟,认为它作为“灵兽”在早已“礼崩乐坏”、世事混乱的当今,出现得很不是时候,决意不再操刀捉笔,遂有“获麟绝笔”之说。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孔子理想的破灭,看到了他绝望的心情,看到了他对自己一生苦苦追求的无奈放弃,“获麟绝笔”,从此不再著书立说,直至在沉默中怀着不为人知的悲怆离世。
自儒学创立孔子辞世以后,就一直奉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功用,其“兼济天下”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达”,即事业成功、发迹显达、取得功名、捞到官职之后,才可以去做的事情。而“穷”,即身为布衣、落魄失意、无以立身之时,则注重个人修养,尽量自我完善,把个人的事情做好。《礼记•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后世将之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尽管儒家把自己的最高理想和终极奋斗目标,定位为“平天下”,但却是渐进式、递进式向前推行的,即先“修身”、后“齐家”、再“治国”,最终达到“平天下”。就是说,在“平天下”之前,要全副武装,巩固大后方,取得社会地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在具备了所有成熟条件之后,才能够去为之,去实践,去达到目的。而严酷的事实却是,许多的儒生在获取了功名、得到了一官半职、成为“达”者之后,却忘记了初心,背离了读书人的良知,依附于官场,既不再独善其身,又不肯兼济天下,成了封建统治者的附庸和帮凶,替封建统治者奴役人民、欺压人民、盘剥人民,身为人民子弟却走向了人民的反面,与人民为仇,与人民为敌,高高在上,作威作福,成了人民的爹娘老子,即所谓的“父母”官!
而墨家与儒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一开始便以天下为己任,即把国家的兴衰治乱作为自己神圣的责任,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不考虑个人利害,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不在乎“穷”与“达”,无所谓贫和富,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应身体力行,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相比于儒家的理性、实际、功利、稳妥,墨家似乎显得过于冲动、激情、无私,甚至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
这与孔子、墨子的个人出身有着很大的关系。孔子出身于贵族,他的着眼点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从而稳定已有的他认为是良好的社会秩序,他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体现了他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思想意识。而墨子则出身于“贱人”,对于民生的艰难、疾苦,有着深切的了解,深刻的感受,其救世之心就更为迫切,他的学说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谋求制止战争,安定民生,安定社会,为广大下层民众谋生存、求福祉。因而,墨子“席不暖”、“突不黔”,具有“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可贵精神。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清庙之守”,意思是管理庙中事物,演习郊祀或其他祭祀礼仪。春秋初的尹佚,便是“清庙之守”。 据说他的传人史角居于鲁国,墨子曾前往向他学习。墨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讲究“任侠”,“墨子之门多勇士”( 陆贾《新•语思务》)说明了墨家理想人格的崇侠尚武,而“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则说明了墨家理想人格的侠肝义胆。
《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墨家是从儒家分立出来的。墨子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从而树立起自己的一面旗帜,在战国时成为与儒家相抗衡的引人注目的“显学”。墨家和儒家的尖锐对立,从墨子的“非儒”思想中可以看出一个侧面。《淮南子•要略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弥财而贫民,服丧生而害事,不背周道而用夏政。”
墨子学说是有利于社会民生的,有利于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代表了下层平民百姓的利益诉求。墨子的学说在当时深受人民欢迎,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正是这个缘故。然而,墨学虽然极盛于战国时期,却很快地消亡于秦汉之后,并且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无人理会,不再被人问津。《韩非子•显学》载:“世之显学,儒墨也。”从韩非子到汉武帝,时间不过相去百年,而墨学竟然从举世显学一下坠入深渊,几乎万劫不复,以致于在往后漫长的时间里,墨子的名字,竟然极少为历代后世的学者们所提及。究其原因,主要有一下这么三个方面:
一是在政治上,墨家的主张不符合封建专制统治者的需求。墨子学说既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代表了下层平民百姓的利益诉求,要迫使统治者顺从民意,就必然会遭到统治者的厌弃和反对。墨子关于各级官吏乃至天子都要由人民选择推举的思想主张,关于“农与工肆之人”,因“尚贤”可以取代原有官吏而居上位的思想主张,更是为历代统治者所深恶痛绝,难以接受。墨学后来一蹶不振,主要原由于此。
二是在文化上,墨家因与儒家对立,在儒家思想被奉为正宗、正统,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文化地位之后,对墨家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和无情的围剿,世人听到的都是对墨家的一片斥责、讨伐、否定之声,使得墨家失去了立足之地。直到唐代韩愈提出孔墨之道本相通,两家必相用,则已是墨家沉沦一千年以后的事了,即便是韩愈这样的大儒,难得为墨家“异端”敢置一词,也无济于事。此后,在清朝中晚期随着考据之学勃兴,才有少数学者研治其书深究其本,而研究者依然被人蔑视污称为“墨者”,使得“墨者”成了某种罪名的代名词。
三是在实践上,由于墨子“勤生薄死而务国家之事”、具有“以自苦为极”的献身精神,虽然可以赢得人们的崇敬,却无法被一般人所接受。《庄子•天下》篇就曾说:“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就连他的后学,也很难贯彻始终。墨子的作为,比之于苦行僧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的崇高理想和行为,是任何一位圣人都很难践行、无法做到的,何况要食人间烟火、凡事讲求有利可图的市井小民。
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民生有了很大改善,以人为本得到具体体现,墨家思想主张的正确性得到了检验、见证的当下,还有个别人撰文,洋洋洒洒万言,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捡起陈词滥调,腐朽观点,极力阐述 、论证墨学被历代封建王朝扼杀的合理性,肯定墨家被封杀的所谓正当理由,丑化墨家,给墨者脸上抹黑,企图再度否定墨学,不知其想要维护的到底是什么?
从晚清以来,墨学再度受到的关注,其程度超过了秦以后两千年的总和。虽然近代以来,墨学因其丰富的科学性与逻辑知识备受学界关注,但笔者认为,墨学的复兴,并不在于这个方面,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墨家只不过能为中国科学发展史提供一些材料罢了,我们无需抱着墨子两千多年前发明能飞三日而不落的木鸢而引为自傲。倒是在精神上,古代文化并不逊色于当代,墨家的献身精神、兼爱精神、任勇精神,足以激发起我们“力排当代智勇,唤起永世英灵”的信念,这才是对墨家思想文化真正的传承与弘扬。更重要的是,我们传承与弘扬墨家精神,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