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司马迁不为墨子立传

墨家与儒家的对立，墨子对儒学的激烈批评，集中体现在《墨子•非儒下》这篇记叙性的文章里，属于墨家著名的“四非”（非攻、非乐、非命、非儒）思想主张之一。文章以大量的举例、论证，从儒学“虚伪的亲亲、荒谬的天命、无用的礼乐、无能的君子、虚伪的仁义、不忠的君子、叛党的同谋、渎职加犯罪、虚伪的礼仪、叛乱的师表”等十个方面，无情地揭露、深刻地批判了儒家的学说主张和道德言行，文章通篇火药味很浓，炮火很猛烈。

有人说，“大概墨子非儒太过猛烈，严重伤害了诸儒唯孔独尊幼齿的心灵，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愿给墨子作传，寥寥几笔语焉不详。”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其官位品级不高，但社会政治地位还是挺高的，可以列席御前会议，并且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可以参政议政，影响最高决策。司马迁从十岁开始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后又师从大汉一代鸿儒董仲舒；可谓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笔者认为，司马迁不为墨子作传，固然有其出之儒学之门、自身好恶取舍的主观原因，但更多的还是当时政治形势和社会背景方面的客观原因。

西汉初年，汉高祖不喜儒学，使儒家的学术源流几乎断绝。博士制度虽承秦制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数不多，且仅具官待问而已，在传授思想文化方面难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惠帝废《挟书律》，使诸子学说复苏，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在学术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居于支配地位，各种不问流派的思想家也都乐于称说黄老之言。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旧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尚书》二十八路，文帝派晃错从其受业。此时。博士之数达到七十余人，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儒家的《书》《诗》《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有齐、鲁、韩三家，《春秋》博土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这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提供了儒家文化丰厚的遗产、准备了一支庞大的儒生队伍，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武帝即位时，历经文景之治，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及君臣伦理观念，又恰恰与汉王朝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六年（前135），黄老学派的支持者和保护伞窦太后薨逝，儒家势力得以再度倔起。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别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还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六艺者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这种政治思想文化大背景之下，深受儒学教育、解惑授业成长的太史公司马迁，虽然具有史家之良知，敢于秉笔直书，但其政治立场、思想感情，都是维护现实统治和当时社会秩序的，与墨子的思想主张大相径庭，不为一宗，不出其门，难免偏见，视为异端，因而不为墨子树碑立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足为奇。

据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当年，刘邦接见儒生郦食其的时候，“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要知道，汉时没有今天的凳子，传统坐姿是双膝屈而接地，有点接近“跪”的姿态，即“正襟危坐”，这才是正式场合的坐相；再考虑到汉初根本没有内裤，都是靠外袍的层层叠叠来遮羞的；斜靠在床边，把脚伸出来，就显得格外粗鲁了。他还一边让两个侍女洗脚，一边接见，这不是羞辱人吗？以至于更甚者，刘邦还在在儒冠里“尿溺以辱之”！我们在司马迁敢于对大汉开国君主、高祖刘邦轻慢儒生、拿儒冠当尿壶等行为的如实描写记录中，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他对刘邦轻慢侮辱儒生的行为是非常不满的。

墨子虽然曾经是与孔子并列的“显学”创始人之一，其历史地位和知名度不可谓不高，但太史公司马迁在其《史记》中并没有为墨子立传，只是在《孟荀列传》中，捎带了寥寥数语，点到为止：“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太史公司马迁写作《史记》“捃采极博”，其治史的学养、学识毋容置疑。我们毫不怀疑，他是读过墨子、涉猎过墨学的，从他说墨子“善守御，为节用”来看，确也如此。其不为墨子立传，就是基于上述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太史公不为墨子立传，与墨子受到秦汉以后统治阶层排斥打压、已经沉沦无声的情形，是相一致、相吻合的。

墨子的《非儒》原有上、中、下三篇，现仅存下篇，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墨子的“非儒”是有缺憾的。从《墨子•非儒下》来看，墨子的“非儒”，是从儒家在婚丧礼节上的自相矛盾、持有“有命”之说、仁战、处世态度以及关于孔子的一些传闻等方面，对孔子和儒家进行指责和讽刺。它反映了儒墨两大学派的尖锐对立，在思想学术领域中激烈交锋的一个侧面。儒墨两派各有其积极可取的方面，也各有其弊端和片面性，我们应当对具体事例做出客观公允的分析和评述。以《墨子•非儒下》而论，墨子指责儒家“繁饰礼乐”、“固执有命”等，是切中儒家弊病的；说儒家处世恬漠若钟，则不是儒家全貌；至于文中所述关于孔子的一些传闻，亦有与史实不合之处。但瑕不掩瑜，墨子的“非儒”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上曾经与儒学并立的墨学，虽然沉寂了两千年，但依然是我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之一。今天我们学习墨子，传播墨学思想文化，不是照搬照抄墨子的原话，将其所有语录言论奉若神明，而是要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尤其是传承、弘扬其以天下为己任、为人民谋福祉舍身忘我的伟大精神，为更好地改善民生、稳定社会、促进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身体力行，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