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顺口溜和打油诗

顺口溜是民间流行的一种口头韵文，句子可以整齐排列，也可以长短不齐，纯用口语，念起来很顺口很押韵，例如：“今年腊月二十三，我们大家去登山，登上山顶朝下望，满眼风景看不完。”估计在中唐“打油诗”这一诗体名称未出现以前，人们把打油诗这一类朗朗上口的韵句都是归于顺口溜的。即便是在现当代出现的“粮食亩产堆成山，站在堆上能摸天，扯把白云擦擦汗，对着太阳抽袋烟”，可以说也是典型的近似于打油诗的顺口溜。

我们知道，诗歌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民歌是诗之源，诗之母。但神奇的是，无论是《诗经》还是汉乐府所收录的民歌，都有别于打油诗或顺口溜。由此可见，在遥远的古代有了民歌之后，它就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了，朝着“雅”的方向发展，就成了诗歌；朝着“俗”的方向发展，就成了顺口溜。诗歌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载入史册，千古流传；而顺口溜没有资格进入文字记录，就只好流落民间，变成了口头文学样式。

直到中唐时期，有个名号叫做“张打油”的人，用顺口溜作了一首经典的《雪》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全诗不着一个“雪”字，却把雪写得异常传神，所用的都是俚语，且颇为诙谐，因而有了“打油诗”这个诗体的名称。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打油诗”依然属于不入流，难登大雅之堂，与顺口溜没有多大区别。

唐诗是中国格律诗创作的珠穆朗玛峰，我们从《全唐诗》中可以读到许多明白如话、妇孺皆晓的诗歌，但这些诗歌无论写得多么直白，它还是诗歌，而不是顺口溜，或者打油诗。那么，顺口溜，或者打油诗与诗歌的区别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仅仅使用“雅”和“俗”这两个字，是无法说清楚，无法说明白的。诗歌之为诗歌，顺口溜之为顺口溜，二者最本质的区别不在于描写的是什么，而在于怎样去描写，“春风又绿江南岸”是诗歌，“春风吹绿江南岸”有可能是顺口溜；“二月春风似剪刀”是诗歌，“二月春风摆柳条”有可能是顺口溜；“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是诗歌，“日头落了山，黄河流到海”就是地道的顺口溜。把顺口溜变成打油诗，似乎朝诗歌迈近了一步，但仍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

单纯的顺口溜，无论所反映的是什么内容，其艺术价值都不会很高。但是，顺口溜这一民间口头韵文，被快板（快书、数来宝等）用作主要表现形式，情形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实际上，快板的表演形式就是顺口溜，学术界和曲艺界给“快板”的定义是：“一种曲艺节目，一边击打着竹板，一边演讲着合辙押韵、有故事情节的说词。例如，《李有才板话》。”一代板话大师赵树理先生将快板叫作“板话”，使其成了“板话”名称之父。他曾经说：“写小说的人叫作家，写诗的人叫诗人，写快板的人就得叫板人。板人说出来的话就叫板话。”

快板是我国曲艺艺术门类里的一个分支，属于曲艺中韵诵类即似说似唱的一类表演形式。快板虽然都以节奏感极强的数唱或诵说方式进行表演，但所说唱的曲词均是句式比较规整的韵文。快板一般只表演说理或抒情性较强的短篇节目，有时候曲词的押韵方法比较自由，称为“花辙”，即可在一段曲词中自由转韵（山东快书、快板书不大转韵，常常是一韵到底）。快板作为韵诵型的口头说唱艺术类型，十分注重曲词语言本身的创作和艺术上的魅力。不仅有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惯用的“赋、比、兴”手法，而且非常倚重诸如排比、对仗、双声、叠韵、谐音、双关、比喻等等汉语言丰富多彩的修辞技巧。在审美风格上，又很崇尚喜剧色彩和娱乐效果，讲究风趣与幽默，也注意使人发笑的“噱头”或“包袱”的创造，追求寓教于乐的美学境界。由此，顺口溜便在快板这种口头说唱艺术形式当中，获得了升华，获得了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深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笔者认为，当代“板话”已经不完全是快板了，与快板有了一定的区别，尽管二者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流行于网络媒体的当代“板话”，是从快板这个曲艺表演艺术门类中逐渐分离出来的、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表现风格的、更为大众化、更方便传播尤其是网络传播的民间口头文学艺术创作样式。在网络传媒飞速发展的今天，“板话”更成了一种“写”的艺术表现形式、而不是“说”的艺术表现形式了。也就是说，“板话”的快板说唱表演艺术属性愈来愈淡化，甚至消失了，只剩下了它的创作形式、修饰技巧和审美风格，或者说仅是快板的外在样式了。如此以来，顺口溜也就与时俱进，由口头说唱变成了文字传播，又从曲艺快板中再度分离出来，成了比较独立的“板话体”韵文样式了。

顺口溜与诗歌相去甚远，但与打油诗却渊源很深，甚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往往无法分清顺口溜与打油诗谁是谁。实际上，打油诗这一诗体名称虽然来自于中唐时期的张打油，而打油诗的真正鼻祖，却是汉武帝时期的东方朔，其代表作是他的《分肉》诗：“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用现今的白话来解释《分肉》诗，意思是：东方朔啊东方朔，不等皇上封赏，你就擅自拿走赐物，真是无礼至极！拔剑割肉，多么壮观！只割了一小块，多么廉洁！全部带回去奉给老婆，多么仁义，简直就是爱妻模范！

东方朔《分肉》诗的由来是这样的：有一年的伏日，汉武帝赏赐诸大臣鲜肉，直到太阳偏西，主持分肉的官员还不来，大臣们还干等着。东方朔等不及了，就拔剑自己割了一块肉，揣进怀里大摇大摆地走了。第二天上早朝，主持分肉的官员将东方朔擅自割肉的事上奏给武帝。武帝假装很生气，责令东方朔当众检讨。东方朔出口成章，就作了那首《分肉》诗。武帝听后哈哈大笑，不但没有处罚东方朔，还赐给他一百斤肉和一石酒，让他带回去继续讨好太太。

西汉时期，虽然出现了乐府民歌，但文学的主流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诗歌的地位还没有凸显出来；尤其是东方朔即兴所作的《分肉》诗，属于不入流，仅仅为了逗汉武帝一乐，替自己的“无礼”行为辩解，也是自嘲，故而没有得到重视，没有任何文学地位。两千多年来，后人以此诗举例，也大多是说东方朔滑稽诙谐，证明他性情放达、狂傲不羁；对于他的这首诗本身，倒是今人才有说它是打油诗的。我们认真阅读东方朔的这首即兴之作，可以说，它从形式到内容完全是一首打油诗。在此之前，我们还没有见到谁写过此类诗，故而，说东方朔是打油诗的鼻祖，也不为过。

打油诗和顺口溜的关系始终如同孪生，难解难分，纠缠不休。打油诗和顺口溜的共性特征是，二者都属于“俗文学”范畴，都是民间口头文学的表现形式，大众化，民间性，朗朗上口，易记易背，口口相传，都是一致的；它们的创作者，不一定是文学专业人士，不需要很高的写作水平，但却必须具有一定的“艺术细胞”，一定的语言组织和驾驭能力，它们的听众或读者，却可以是各个阶层，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即所谓的雅俗共赏。在写作形式上，也都非常注重使用原生态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乡土话语，直抒胸臆，夹叙夹议，上口押韵，直奔主题，一针见血，或褒扬、或贬毁、或戏谑、或诉求、或调侃、或交流，有的直白赤裸，有的含蓄隽永，有的诙谐幽默，因而也就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打油诗往往着眼于一些具象，对某种个人行为、生活习惯、社会现象、具体场景，进行调侃、自嘲、评论、褒贬，如果用于描写重大事件、反映人民群众的普遍社会生活，则显得曲蹴不足，难以胜任，缺乏一定的叙述性和表现力。而顺口溜，除了押韵之外，比打油诗要自由得多，宽泛得多，几乎没有什么讲究，纯粹口语化，只要说起来顺溜就行，它具有打油诗的一些调侃、嘲弄的特点，也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大都用于抨击反面人物、社会不良现象，也用于玩笑、说事或插科打诨上，有时候还和“黄段子”混在一起，其格调就显得不高了，而且它的艺术性也相对较差一些。

当然打油诗、顺口溜本身并没有优劣高低之分，其优劣高低只在它们所表现的内容上，而不在形式上。任何一种文学创作样式，只是个人爱好、取舍、专攻的问题，没有孰优孰劣、谁高谁低的问题，短刀长矛，各有用途，巨人矮子，各派用场。所有的文学艺术创作形式，写作体裁，无论雅俗，都从千百年来无数文学艺术创作者的实践总结而来，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都是国宝，都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普遍认可和欢迎，我们都要给予同样的珍视、同样的对待、同样的保护，使其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为人民大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