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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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五天，就是农历八月初一了，这一天是我的母亲去世三周年忌日。
我的母亲出生于一九三二年农历七月初七。七月初七，是传统的乞巧节，也是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现在被很多的人视为中国人的情人节。我的母亲却说，她的这个生日是苦命人的生日。
八十七年前的农历七月初七，我的外婆临盆，我的外爷将一桶水放在床前，告诉我的外婆：生个儿子，万事大吉；生个女儿，就塞进水桶里——重男轻女，可谓登峰造极！我的母亲出世了。我的外爷眼都不眨，立马拎起来就要塞进水桶。我的外婆翻身滚到床下，抱住我的母亲说：我已经四十九岁了，再也不能生孩子了，你就留下这个女儿吧——我的外爷格外开恩，我的母亲因而得以幸存。
然而，活下来的我的母亲却并不被我的外爷喜欢。我母亲出麻疹，口渴难耐，乞求水喝，我的外爷竟然给她舀了一碗腊汁汤喝——致使我的母亲终身不能吃腊肉；而且，我的外爷还背着我的外婆，将我的母亲送给了一个没有孩子的人家，只因送去的那天晚上，突然刮起大风，将那家的茅屋顶子吹走，那家认为我的母亲是不吉之人，这才罢休。
我的外爷解放初期定的成分是中农。中农的他让三个儿子全部入学，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却让我的母亲从五岁开始，就天天打猪草，割麦子，锄地，刷锅洗碗，从事一切力所能及的劳动。我的母亲说：直到她和我的父亲订婚时，我的外爷才第一次慷慨地给了她五分钱！
这一切，倘若不是我的母亲亲口告诉我，以写小说和剧本见长的我，也很难想象，很难虚构，无法编造！
因为童年严重缺乏营养，我的母亲个子很矮，大约是一米五，而我的外爷外婆个头均在一米七左右，我的三位舅舅也如是。矮瘦单薄的母亲不被男青年所青睐，直到我的父亲托人说亲之前，没有媒人前来光顾说亲。
一九五二年，南充市成立国营丝绸厂，只招收清一色的十八岁的农村女孩。我的外爷将已经是二十岁的我的母亲的年龄改为十八岁，才得以招工，成了一名工人——因而实行身份证时，我的母亲的出生年份成了一九三四年。即是成了工人，每月工资十八元，也被我的外爷严令规定如数上交，不得私留一分钱！
一九五五年，我的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已经是三十五岁的父亲，随着他所在的部队进驻四川南充市，一年后，经人介绍，与已经是二十四岁的我的母亲成婚；又一年后，生下了我。生下我之后，父亲又去了西藏。母亲带着婴儿的我，在部队的识字班里扫盲。说是扫盲，其实是隔三差五就有西藏的噩耗传来，部队出于管理安抚家属的需要，而把母亲她们聚集在一起所办的。母亲天资聪颖，仅仅一年的扫盲，使得她粗识字，能够在以后的时光里，看连环画、读药品说明、看报纸的简单内容、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
父亲于一九五八年春季从西藏归来，整师转业，去开垦北大荒。父亲原打算把我的母亲和我留在四川，待生活条件好转以后，再来接我们。母亲却坚决表示，她要随我的父亲去北大荒。于是，母亲离开了令她心酸的家乡，从此天南海北，直到二零零六年，我陪着她去看望她阔别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故乡四川南充市，才回了一趟她的老家。而此时她的老家，与她平辈的人几乎都已经作古了。
离开四川时，南充已是稻花飘香，而北大荒还是冰天雪地，没有解冻。
我的母亲原本是有工作的，到了北大荒，因我年幼哭闹，又有了弟弟，迫不得已，辞掉了工作。紧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我父亲工作的黑龙江虎林县八五一农场饿死劳改犯无数，我家整天吃高粱皮饼子，难以下咽。我弟弟因为严重缺乏营养，得了软骨病，两岁了只会爬不会走。一九六零年的冬天分外寒冷，弟弟得了肺炎，场部没有青霉素，我的父亲在雪地里步行一百多华里到县医院买到青霉素时，弟弟已经夭亡了。我的父亲将我的弟弟用纱布裹了，塞进冰窟窿里进行了水葬——我的父母亲失去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数十年里，二老极少说起这件事情。我的大妹妹以下的弟妹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唯独我偶然问起过我的母亲，她的回答令我惊讶：死了好，他活下来会苦一辈子！
一九六二年，我的大妹妹出生了，紧接着我的外婆在家乡熬不过荒年，也来到东北投靠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随着我的外婆，在河滩边开荒，种上了土豆、南瓜、玉米，家里还养了鸡鸭，使得我们全家得以度过那段十分困难的日子。那时间，河里的鱼儿很多，我的母亲竟然也学会了钓鱼，大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一九六四年，因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我父亲从数千里之外的黑龙江调到了甘肃，从此以后，我们全家便一直生活在了陇南。先是在岷江林业总场大河坝分场，后来是黄家路分场，再后来是武都黄鹿坝水电厂。直到我父亲去世后，电厂给我母亲分了一个中套住房，因而在她将近六十岁时才住进了城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镇居民。
记忆中，那时间的母亲，在哺乳带好继我大妹妹之后出生的弟妹的同时，除了雨雪天，几乎不会闲待在家里。在黄家路林场的时候，她同许多的职工家属们一样，在家门口支起架子，打竹帘子，当时，林场付给每个验收上的竹帘子八角钱的手工费，对于基本验收上的仅付五角钱。我的印象中，无论母亲起早贪黑，日复一日，像个机器人一样的劳作，那竹帘子却老是打不完。到了黄鹿坝水电厂以后，母亲又和家属们一道，在建设工地打工，卸水泥，卸木料，卸汽油桶，筛沙，活泥巴，码砖，什么活都干。当时，辛辛苦苦地干一天活，也只能挣到一元二角钱。
父亲退休后，母亲协助父亲，在住宅两侧开了几分地，种了一百余棵树，有泡桐、冬青、桃子和苹果；又种了许多蔬菜，有西红柿、辣椒、黄瓜、豇豆、豆角、茄子等；还喂了猪，养了鸡鸭兔。二老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把个家园伺弄得花红叶绿、家禽成群，果蔬连片，红火兴旺得尤胜于当地勤劳殷实的农家。
进入老年之后，母亲不再干体力活了，却干起了她年轻的时候不怎么娴熟的针线活，戴上老花镜，给她的孙儿、孙女、重孙们，做小被子，做小棉袄，做连鞋裤；或者背了旧棉絮，买上新棉花，去弹棉絮的铺子里给晚辈们打棉絮。有一次，已是八十高龄的她，背着两床很厚的新棉絮给我的儿子送去，被我无意中遇见了，我就埋怨她，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让我来背。她却笑着说：不重，我背得起。我和我弟妹们的孩子，她老人家基本上都带过。去世前，母亲已经有了两个重孙，她也给重孙们洗过尿布，买过婴儿车、玩具等用品。
我们和母亲一道观看电视里上演的越剧《红楼梦》，晚辈们都称贾母“老太太”，越语把“老太太”称作“老tata”。此后，我在二十余年里就一直叫我的老母亲为“老tata”，她老人家倒是很乐于接受，无论是我当面这样叫她，还是在电话里这样叫她，她都会很爽快地答应一声。在别人听来很奇怪，而在我们母子俩却很默契，很自然。
母亲继承了我外婆的生活习性，饮食简单、清淡，不吃油腻，不吃牛羊肉，很少吃饺子，从不饮酒，很少喝饮料，只喝淡而又淡的茶水或白开水。尤其是作为四川人，却拒食麻辣，吃火锅用三鲜白汤。她最喜欢喝粥，吃四川泡菜，吃水煮的洋芋、红薯、玉米、胡萝卜、芋头等。她也常到市场上去买菜，买的菜总是比我们买的便宜，且质量还好。
母亲在八十岁左右的时候，也像许多的老太太们一样，喜欢捡拾人们丢弃的饮料瓶子、易拉罐，积攒得多了，就背到收购摊上去卖几个小钱。每次卖掉了，见到我，都会很高兴地告诉我，她卖了多少钱。为此，我的妹妹们很是反对，说经常给她钱的，她并不缺钱花，要是传染上了疾病，或者被机动车碰了，多不好！我倒是给予了理解，知道她不是单纯的为了钱，是长期艰苦俭朴的生活习惯使然。但我还是劝她不要再去捡拾，对她说妹妹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后来，她也就不再去捡拾那些东西了。
我因患腰椎间盘突出病，久治不愈，母亲或在旅游途中，或在药铺里，或听见了某种信息，都会将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病的膏药、服用药、热水袋、热腰带、按摩器等等，买来让我治病，甚至还数次把她积攒的生活费交给我，让我去医院扎针、治疗。母亲反对我抽烟，反对我喝酒，嘴里时常埋怨着，却时常给我买烟买酒。过去，母亲也反对我父亲喝酒，但父亲只要是同我一道喝，母亲就不会阻止。母亲给我的太多太多，而我回报母亲的却太少太少。每每回想起这些，我都会产生深深的内疚和自责——我对不起母亲，对不起母亲给予我的无以伦比的关怀，对不起母亲给予我的一切！
比起我的父亲，晚年的母亲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母亲赶上了好时代，不仅四世同堂，享受了天伦之乐，还吃了许多的美食，那都是我的父亲没有见过的好东西；去过许多的地方，那都是我的父亲不曾去过的好地方，譬如，新马泰、港澳、北京、上海、苏杭、西双版纳、深圳、青岛、延安、银川、青海湖、九寨沟等等。父亲自从参加革命以后，直到去世前，只在一九五五年回过一次山东老家。而我的母亲，竟然连续去过山东老家四次，替代我的父亲，享受了娄氏家族百余口晚辈们的真诚尊敬和热情款待。
由于父亲在世时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他的生日，加之那时条件有限，所以，我们没有给父亲祝过寿。而在母亲进入老年后，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我们兄弟姊妹们都会轮流做东，或在饭馆，或在农家乐，为母亲庆贺生日。这也是她老人家最幸福的时光，四世同堂，儿孙绕膝，异口同声唱起《祝你岁生日快乐》，让母亲默默地许过愿后，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看着孙儿重孙们争食蛋糕时抹在满脸的奶油，老人家的脸上就会笑得无比灿烂。因为她热爱她的孙辈、重孙辈，她的孙辈、重孙辈也都非常地热爱她、敬重她。
晚年的母亲，喜欢旅游。除了十多次跟随老年人组团旅游之外，更多的是，我和弟妹们、妹夫弟媳妇们、还有我们的儿女们陪着母亲旅游，无论远近，无论何地，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精神矍铄，饶有兴致，不知疲倦，使得我们做晚辈的自愧弗如。尤其是，在甘南大草原、若尔盖大草原、青海湖大草原上，我们都有高原反应，头晕眼花，而母亲却感觉良好，常常笑话我们。母亲说，她去过好多地方，就是没有去过离他家乡很近的重庆。我们就许诺，等到了中秋节那天，就陪她到重庆去。她老人家十分高兴，买了一条新线裤，准备旅游时穿。遗憾的是，在农历八月初一，离我们即将陪她去重庆旅游还差十四天，她却永远地告别了我们！
母亲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辛酸，经历了太多的辛苦，虽说晚年幸福，但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儿女们、孙辈们，谁生了病，谁住了医院，她都会牵肠挂肚，或送饭，或买药，或守在病床前，嘘寒问暖，给晚辈们长精神。有时候，她会替某个晚辈生病而发愁，吃不下饭去，坐在体育场的台阶上，或蓝天广场的连椅上，默默地独自流泪。
二零一六年入秋以后，一连四十天没有下雨，入伏后，秋老虎更是肆虐酷燥。母亲说她夜里老是热得睡不着觉，我和弟弟妹妹们，一连陪她出去避暑六次，到花桥子、马营、官鹅沟、米仓山、万象洞，好不容易盼到天凉了，就在我们松了一口气，开始麻痹之后，母亲却突然去世了，使得我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甚至，在她老人家去世前几十分钟里，还在同我的大妹妹、弟弟聊天，准备吃中午饭。即使她自己，去世前几分钟也没有任何征兆！
母亲一生辛劳，除了常常腰腿疼痛，却没有得过大病，很少打针，基本没有住过医院吊过瓶子。我当着母亲的面逢人就夸：你们看，我家老太太多精神，一定会成为百岁老人！我曾经对母亲说，您一定要坚持住，活到百岁，我陪着您。母亲也很自信，常常说，她要看着重孙子们成家哩。对于我们做儿女的来说，母亲的突然离世，遗憾深深。然而对她老人家来说，少了病床之苦，少了许多的不自在，不自由，不像我的父亲，直到油干捻子尽，非常痛苦地支撑到了人体所能够承受的极限。这是她老人家修来的福，也是她老人家留给我们晚辈们的福——由是，我们更加感激母亲，我们麻烦了她一生，她却不肯麻烦我们一时……
母亲去世以后，我们四世同堂的家庭，少了一世，我成了最高长辈。从我心里讲，我不愿意自己的辈分被升高，我喜欢母亲长期以来对我的称呼——老大，我始终希望母亲对我一直就这样亲切地称呼下去。然而，每一个做后辈的人，无论对老人的感情多么深厚，也无法挽留老人永远在世。我们也一样，终归也得老去。生生死死，是铁钉的规律，谁也无法改变。但是，那无边的亲情，却被我们一代一代地传承着，直到永远。
转眼之间，母亲离开我们三周年了。但她老人家还在我们身边，同我们朝夕相处；还在我们心里，与我们形影不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