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侄子

三十多年以来，和许多贫困乡村农民的儿子一样，杨福平把离开农村当做人生成功的重要标志。他幸运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在全乡近十个高中生中破天荒的考上了大学，然后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再后来又转行当了政府部门的一名干部，娶上了同样身为国家干部的媳妇，并且在县城的高档小区里买了一套相当不错的房子，儿子也在省城的大学里读书，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

在杨福平老家杨家山的父老乡亲们看来，杨福平就算成功了。

然而在杨福平的当农民的兄弟杨福忠的初中都没有读完就出外打工的儿子杨远的日记里，却记载了成功伯伯杨福平的侄子杨远的苦楚和无奈。

杨远在日记里这样记录他的感言：

伯伯在城里当干部，爸爸在村里务农活，我在更远的新疆打工。

村里的山路越来越窄，村里的井水越来越干，村里读书的人越来越少，村里的姑娘越嫁越远，山下的姑娘不愿上山，村里的光棍越来越多。

自从爷爷奶奶过世后，当干部的伯伯除了每年的清明节来村里为爷爷奶奶上坟外，几乎再也一次都不来村里了。

我已经谈了3个对象，有一个是本村的，有两个是山下村子里的，三个人都看上我，但是即使村里出过我的伯伯杨福平这样的干部，三个人还是都看不上我的村庄。

我想离开村庄远走他乡，又不忍心把父母丢下。我想留在村里服侍父母，我又难以俯首甘为光棍。

我担心，我无奈，我迷茫......

杨远非常担心娶不上媳妇而在日记里写下这些苦楚和无奈的时候，是2011年的冬天。杨远未曾料到，春天的脚步正在向他一步一步的悄悄靠近，有一种他怎么也意料不到的温暖或许很快就要点燃他的所有希望。

从2012年春天开始，一场以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困户为主要内容的精准扶贫帮扶行动，在贫困地区相继展开，杨远的家乡杨家山这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也迎来了联系贫困村的单位和联系特困户的干部。

杨远在后来的日记里，这样记录他们村里精准扶贫帮扶工作开展近八年以来的巨大变化：

起初，我对帮扶队驻村开展“精准扶贫”不以为然，以为城里的干部们三三两两来村里，先是挨家挨户问长问短，再送上一袋面粉或一桶清油，又一走了之。

后来的事实让我感觉到这次的帮扶队驻村开展“精准扶贫”活动，的确不是走过场，而是实实在在的改变了我们贫困村的落后面貌。

首先是村里的基础设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上原先只能凑合拉成架子车的山道，现在修成了可以跑汽车的硬化道路；村里人原先都在五里之外的山泉里挑水吃，现在村里通上了杨家山村民向往已久的自来水；村里还修建了村卫生室，村民小病不出村就可以治疗了；村里还修建了文化广场和图书室，村民劳动之余，在广场里唱歌跳舞，在图书室里读书看报；村里拆危之治乱，拆掉了村民的危旧老房，拓宽了村道，村落里种花栽树，环境被极大的美化；村里还确定了公益性岗位的村民，专门负责打扫村里的卫生，村里巷道干净了；村里通了无线网，村民们能上网，能看网络电视，文化生活得到了空前的丰富。

村民的经济收入也比以前提高了。年轻力壮的村民出门打工，学技术，搞创业，拓宽致富途径；不出远门的村民在村里种植中药材，发展畜牧养殖业；能力强的村民开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经济，带动村民一起致富。

更让我高兴的是，在扶贫部门的支持下，我通过农民工致富技术培训，上了驾校，拿到了驾照，并且由我伯伯杨福平担保，贷了五万元扶贫贷款，买了一辆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小汽车，现在正在申办出租车的手续。

最让我收益非浅的是，通过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宣传教育，我懂得了勤劳致富的道理，懂得了党和国家的富民政策，懂得了干部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也有机会交了几个当驻村干部的好朋友。

通过杨远的日记，在县城当干部的杨福平可以看出，这些年党和国家在贫困地区开展的精准扶贫行动，的的确确给他的老家杨家山这样的贫困山村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也给杨远这样的有志农民带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杨远在最近的日记里，记录了让杨福平更为激动的结果：

我的出租车手续已经批下来了，路线是从红色圣地哈达铺到有小九寨之称的官鹅沟。我以前的女朋友已经答应，等我跑出租车挣了钱，就和我结婚。

我终于不用担心没有人和我结婚了。

杨远很快就可以娶到媳妇了，住在城里的干部伯伯杨福平总算可以松口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