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酒坊

     故乡的酒坊

故乡的酒坊，在村子的南头，靠近三口荷塘的地方，座东面西，正对着村子，是一个两幢相叠的茅草房。 我的记忆里，那原是村里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家家锅盆铲勺都砸扁后，捐去大办钢铁了。每日三餐，大人小孩只须拿着碗筷在食堂门前等候进餐。门前壁上，挂着小黑板，每日更换几个常用字，进行全民扫盲，识会了才可以进食堂。食堂的几口大锅里，煮着热气腾腾色彩各异的菜糊糊。有时是红红的薯叶和着黄黄的小米，有时是绿绿的菜叶裹着肤色的麦粒，有时也许是红花子叶掺几颗雪白的大米。没有菜肴，没有佳酿，可人们一人一碗吃着喝着，说着闹着。食堂里充满了难得的欢声笑语。

大跃进结束后，公共食堂解散了，热闹没有了。人们又各自回家，升起那袅袅炊烟。那时穷，那时苦，村里人有时会一餐餐食不裹腹。大人们也常常会把地里未熟的麦粒搓来磨浆，煎成粑粑充饥，那是少有的美味。还有谷糠粑粑也是那样甜蜜蜜，喷喷香。

穷则思变。江南公安县建荆江分洪蓄洪区，李伯伯一家移民到我们村，房子就建在紧靠荷塘毗邻食堂的空地上。李伯伯原是酿酒大师，祖传的酿酒技艺。为改变穷困的日子，大人们与李伯伯商定，将食堂改造为酒坊。说干就干，挖坑建灶，制麯买粮，用马车从几十里外芦苇站买来芦苇摞在酒坊后的坟山旁。酒坊开业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像过年一样。人们奔走相庆，脸上喜气洋洋。从此，罗家台酒坊就诞生在江北大地上。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供销社柜台上根本就无酒可卖。从开业第一天起，我们酒坊纯正的高粱酒就成了紧俏货，每日供不应求。一传十，十传百，我们的高粱酒以其甘美醇厚、回味悠长的特色，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酒坊可以用高粱换酒，也可存下，几时想喝几时来取酒。一时间，挑担的，推车的，买酒的，村路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因为买酒换酒需先拿号，要是号没了又得等一天。人们怕拿不到号，有的干脆驻守酒坊，柴堆当床。酒一出锅，往往是一抢而光。此时的罗家台，盛况空前，天空也显得格外亮。

酒坊，也是我们儿时文化启蒙的地方。酒坊对面居住的老姨爹，是旧时代的文化人。他曾跟着贺龙、李先念、邓寅初一同闹革命。后因胆小留乡，当过民国时的县参议。解放后，被划为五类份子。但他以自己的为人及学识，在村里还是德高望重。每每月上树梢头，他便拄着拐杖来到酒坊，与守酒人拉家常，更多的是讲《岳飞枪挑小梁王》、《鲁智生拳打镇关西》，《诸葛亮火烧赤壁》等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段子。大人们听得如痴如醉，孩子们也听得屏息凝声。精忠报国、惩恶扬善、侠肝义胆，这些中华文化的种子悄无声息中播进我们儿时的心田，慢慢开始潜滋暗长。

姨爹没来的日子，我们失望过后，便开始了在柴垛间捉迷藏的游戏。那是一个冬天的晩上，月色朦胧，树影婆娑。我们在前面跑，有人在后面追。我们四个小伙伴慌不择路，“扑通扑通”全跑进了装糟水的池子里。因那池上浮着一层厚厚的谷壳，没有一丝水的踪迹。幸好水不深，但我们一个个全成了落汤鸡。我们跑进酒坊，瑟瑟直发抖。大人们见了，有的去通知家人拿干衣，有的把大黄桶装满热水，让我们快洗澡。虽然成了落汤鸡，但儿时的我们还是快乐无比。

酒坊为我们村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年终分红，别村做一个工三毛钱。我们村一个工三块多，是别村十倍。当时时兴三大件，手表、单车、缝纫机，在我们村里这都不是事。更可喜的是大人们组团租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到湖南鲢鱼须买回一船船机瓦。家家把昔日的茅草房换成了青一色机瓦房。周边村子，都以把女儿嫁到我们村上为荣光。

好景不长。在打击资本主义“土围子”的时代里，队长玉春哥被公社抓去关押，酒坊被强行拆塌。那批杉木檩条被卖到了江陵县麻布拐的木材行里，不知如今怎样。罗家台酒坊，就此偃旗息鼓，寿终正寝。大人们一回回坐在酒坊的断垣残壁旁，伤心欲绝，泪流成行。

改革开放，澎湃的热潮又开始在罗家台激荡。年青一代纷纷下海，五湖四海去拼去闯。如今，村子已划入新厂镇。街道东西两侧，家家都建起三四层高大宽敞的新楼房。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故乡的酒坊，曾给予我们数年幸福的时光。它给了我们儿时的欢乐，它给了我们文化的滋养，它给了我们富裕和希望。无论走遍天涯海角，我们的生命里，已深深地镌刻着故乡的酒坊——两幢茅草房。

罗玉尧于深圳龙岗

2021年8月28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