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寒冬的油印机

温暖寒冬的油印机.罗学娅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寒冬腊月的夜，特别漫长。收工回到知青屋，已是伸手不见五指，举目四望，也很难得见到一丝光亮。没见过电灯的村民们，点煤油灯也十分节省，若不是必须，绝不会让灯芯多燃一分钟。

如此寂静的漫漫长夜，对于我这个生长在国企煤矿，从小，看惯了矿山的灯火辉煌，听惯了生产的机器轰响的知青来说，的确十分煎熬。

好在，公社给了我们一台油印机，就安放在我知青屋的堂屋吃饭桌子上，让我有了欢乐和梦想，寒冷的孤独寂寞驱散了，山村的冬日有了暖阳。

那是1975年的冬天，公社成立了宣传队，叫我当队长，只管节目的编排和演出，学校的张老师当领队，负责组织工作和对外联络。宣传队22个队员，绝大多数都是知青，况且，我们煤矿的知青就占了一半。队员们集思广益，很快敲定了100分钟左右的十多个节目。

接下来，就是要尽快把排练节目所需的歌单、脚本打印出来。可公社学校只有一台油印机，正值期末考试前夕，特忙，不可能借给宣传队使用。经张老师请示，公社送给我们一台油印机，还有钢板、蜡纸、刻笔、白纸等配套材料。

队员们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调试安装，两个写得一手好字的男队员，毛遂自荐刻钢板，其他队员也不闲着，裁纸，调油墨，在张老师的指导下，很快就把歌单和一些节目稿子刻印出来了。

当时，学校能腾出教室给宣传队排练节目的时间只有星期天，我们只能在那一天集中排练大节目，其他节目就把油印出来的资料分给演员，让他们自己组合、分散排练。

这台油印机，为我们的宣传队立了大功，还催促了我的文学梦。宣传队成立之初，我常常挑灯夜战，按照公社提供的学大寨典型、计划生育先进等事迹材料，编写单口相声、方言小品、三句半等小节目。写完一个，就交给队友刻印，再交给演员排演。每到一个大队，还要根据该大队的情况，进行一些小改动。所以，成天忙忙碌碌，再没空闲来为乡村的寒夜多愁善感了。

一个多月后，宣传队就开始到9个大队巡回拜年演出，欢欢喜喜地演到春节前几天，就圆满结束了。

伴陪我下乡第一个冬季的油印机，完成了为宣传队服务的使命，就要还给公社了，真的十分不舍。就在这时，我收到了县文化馆寄来的《隆昌文艺》样刊，刊发了我为宣传队写的一个快板书，还有一位队友的一首新诗。闻到熟悉的油墨芳香，我脑海突闪灵感：我们也办一个油印刊物。

说干就干，在公社干部的支持下，我马上联系了宣传队几个文学青年和擅长刻钢板的队友，组稿、编辑、刻印，不到一个星期，一份以公社团委名义创办的《红星青年》（我们公社叫红星公社）就刻印出来了。虽然只有4页，但印了100多份，赶在年前的三干会上，发到了公社各个生产队。

万万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油印纸刊，在我们这个连广播都没有的蔽塞山村，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春节一过，就有很多文学青年主动与我们联系，有投稿的，有提供素材的，还有志愿来帮忙排版刻印的。

但是，紧张的春耕开始了，紧接着又是夏种秋收，我们办刊相对集中忙活的时候，还是在小雪以后的冬季。

可这一忙活，油印机受不了了，一会纱网坏了，一会油墨不听使唤了。热心的张老师联系学校油印技术好的师傅来帮我们换了纱网，还教给我们许多维护油印机的技术。我们非常小心地呵护着油印机，让它伴陪着我和我们的《红星青年》在寒冷的冬季越走越远，相邻几个公社的爱好者都主动联系，交流投稿。我的文学梦随之越做越实，作品累累推送《隆昌文艺》，还上了《四川日报》。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考进了卫校，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那台油印机。4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常常想起它，感谢它温暖了我下乡的三个寒冷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