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弱小的生命植入到妈妈体内,妈妈就天然地用身体的营养去滋养他发育,十月怀胎,孩子来到人间,妈妈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他成人,教他走路,教他说话,不让他冻着饿着,这就是母爱的自然,母爱的圣洁。
我的妈妈和天下所有的妈妈一样,就是这样自然的平凡、伟大。
她是和解放军一起解放隆昌煤矿的红色知识分子,很活跃,很骄傲。没想,很快成了右派,因为右派是给知识分子的,当时煤矿的知识分子确实不多。爸爸是煤矿解放后的第一任团委书记,但他和妈妈划不清界限,就被发配到边远的乡村支援农村水利建设去了。
在哪个计划购粮的艰苦年代,家中唯一的一个吃高定量的顶梁柱走了,年迈的老外婆,无论怎样精打细算,也不能为我们4个吃长饭的姐弟做出无米之炊。
我和弟弟妹妹正上幼儿园,从早到晚,就眼巴巴地盼着开饭。当老师把那个装着半罐罐糙米饭,上面放着几小块红薯和咸菜的小瓦罐发给我们时,小朋友们个个迫不及待,狼吞虎咽,有的吃完了还伸出舌头去舔、伸出手指去刮早就没有一颗米粒的空罐罐。
但我却装斯文,故意细嚼慢咽,等着小班的三弟跑过来,把“剩下”的饭全给他吃,不然的话,他就会大声哭叫:“我要吃饭啊。”外婆提醒过我:“你是大姐,一定不能让弟弟这样哭叫,组织上听见了,会给你妈妈加罪的”。
晚上回到家,外婆总会想方设法地给我们做点野菜汤之类的东西加餐,不然,就会饿得睡不着觉。
一天晚上,疲惫不堪的妈妈回到家里,变戏法式地拿出两个大馒头分给我们四姊妹吃,这可是下井工人才能得吃的宝贝啊,没想到我们也吃上了,妈妈真棒!
看见我们欢欢喜喜地啃着馒头,妈妈欣慰地笑了,外婆却躲在一旁抹眼泪。原来,妈妈被勒令到井下劳动改造,谁都知道,挖煤炭是男人们干的苦力活儿,一个芊芊女教师,在井下拼命工作8小时,要用多少汗和泪才能换来这两个大馒头啊,妈妈却一口也舍不得吃,小心的用毛巾包回家。
妈妈常常是白天满满地上完课后才下井,很晚很晚才能回家,我们姐弟四个只要知道妈妈下井去了,就迟迟不肯睡觉,眼睁睁地等着妈妈拿大馒头回来。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着香甜的馒头,溜着饥饿的口水进入梦乡,直到次日天亮,外婆才将那两个蒸热了的大馒头分给我们当早餐。
开始,妈妈一个星期下一次井,后来发展到下两次,甚至三次,寒暑假,节假日也要去下井。原来,她把其他老师下井锻炼的班也“抢”过来上了,就是为了给我们挣回两个大馒头。
大馒头如此珍贵,但只要有妈妈的学生来访,那就一定就是给那些爱学习的哥哥姐姐吃。记得文革硝烟弥漫的一天傍晚,妈妈出井回家,刚要把两个大馒头分给我们,突然一个在重庆上大学的学生来访,一看他蓬头垢面的狼狈样,就知道他还没吃饭。妈妈忙叫他洗手吃馒头。就在这时,邻居男孩跑来报信:“不好了,造反派到你家抓人来了”。妈妈急忙把两个大馒头塞给那个同学,叫他赶快从后门出去,顺着屋后的大山,往重庆方向逃跑。
好险啊,那个同学前脚跑进大山,造反派后脚就荷枪实弹的冲进我家。妈妈很镇静地应对了造反派,那个同学幸免一难,却许久没有消息。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妈妈才收到他托人捎来的1000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啊)和一封没有留地址的短信:请老师一定要收下这笔钱,给弟弟妹妹们买点议价粮吃吧,不要让他们再饿着肚子成长。那一天,当您把两个大馒头塞给我,叫我快跑的那一刹那,我看到了弟弟妹妹们饥饿、渴望和失望的眼神。这点钱和您当年给我的那两个大馒头相比,真的是太微不足道了。谢谢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两个大馒头。
又过了好多年,妈妈在一本两弹一星的科研杂志上看见了这个学生的名字。
风风雨雨半个世纪,我们家是不幸的,又是万幸的,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一家老小7口,一个都没少,感谢妈妈,感谢妈妈挣的大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