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响在70年前的青春之歌

金色的阳光，尽情涂染着十月的绚丽多彩，飒爽的秋风，烈烈招展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这秋高气爽的美好时节，举国欢庆的国庆佳节到来了，连同与之相邻的双休日，全国人民，喜气洋洋，共同享受为期7天的国庆长假，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这个特别的“国庆黄金周”，我没有选择外出旅游，而是领着孩子，回家看望耄耋老妈。今年国庆节是建国70周年的大庆之日，也是妈妈参加革命工作70周年的纪念日，想必她定是感慨万分，抚琴高歌。

果不其然，还没进家门，就听见妈妈自弹风琴伴唱的歌声了：“我们有志气，越战越坚强，我们是中国的主人，盼望幸福的明天......”。这首歌，我听妈妈弹唱了几十年，知道是她上师范学校时的地下党员沈寄踪老师写的校歌。他们当年就是唱着这首歌迎接隆昌解放，走上了土地改革、征粮剿匪的战场。

看见儿女们都带着孙辈回家了，妈妈特别高兴，又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起了他们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的老故事，那是他们唱响在70年前的青春之歌：

一

1944年，13岁的我小学毕业，考上了隆昌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这个学校读书不要钱，毕了业还能当教书先生，真是太好了。

我满怀喜悦走进校园，对学校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报道后，分到简师四年制十二班，这是一个女生班，共有同学56人。当时，正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恰似“黎明前的黑暗”，前方战事惨烈，后方生存艰难。所以，学校的生活也非常艰苦，食宿条件都很差。好在我们大多同学都来自家境贫寒的农村，不怕吃苦，只要有读书，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非常幸运，我们遇到了一位非常开明的喻铭勋校长，他精彩的开学演讲，一下子就把我的心给紧紧抓住了。他主张“教育兴国”，强调严肃校纪，实行民主管理，号召同学们勤工俭学，树立勤奋好学的学风。校长的演讲不长，但句句都说到了我们心坎里。

更加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一泼最好的老师（后来很久，才知道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蒋启予老师给我们上地理课，他结合地图知识，给我们讲述抗日战争的形势，宣传抗战思想，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国，什么是家，懂得了爱国和抗日。

刘作先老师给我们上农业课，他结合当时农民和地主的人口比例以及土地占有的比例，揭露封建剥削制度的残酷，让我们懂得了反对剥削，向往自由平等的生活。他还带领我们开荒种地，自力更生，改善生活。还教我们勤俭节约，用省下来的生活费支援抗日前线。

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沈寄踪老师，他给我们上国文和中外历史课，是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知心大哥哥，他关心我们，爱护我们，体谅我们贫困学生的难处。凡是他上的课，都叫我们不用买书，只要认真做好笔记就行了。沈老师讲课，既不受课本所限，又不离教学提纲，每一堂课都讲得激情四射，常常是下课铃声响了，同学们还意犹未尽，不舍离开教室，总想再听他多讲讲。

这些老师是遵循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执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 “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三勤”（勤学习、勤业务、勤交友）方针，在隆师校建立了地下党小组。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勤工俭学，开荒种地支援抗战前线，改善生活和学校环境；办读书社和壁报，传阅进步书刊、宣传进步思想。还在他们的带领下，与三青团头目林逢春等国民党反动势力作斗争。

林逢春在学校当军事教官，讲《公民》课，上课的时候，腰杆上也别着手枪。他在课堂上拿出参加三青团的卡片叫大家填，我们班同学不但不填，还把卡片扔进粪坑，直到毕业，全班56个同学，没一人参加三青团。

4年，1460天，从13岁到17岁，我在隆简师长大了许多，兴冲冲地拿着毕业证，回到荣隆场中心小学教书，当起了小先生。

二

当我拿起了教鞭，才发现自己的知识还很欠缺。那时候，学校已办起了后师班，但必须是简师毕业教书一年之后才能报考。于是，一年后，我们12班的大多数同学，又不约而同地考入了后师2班，再次集聚母校。

遗憾的是：沈老师和刘老师他们已经离开了学校。新来的张志卿是我们年级的训育员，他说非常愿意和同学们成为好朋友。他在后师3班当班主任，兼任简师15班、16班的教育课。还听说他帮助同学非常热心，7月份毕业的周德英、张友祥等同学的教书工作，都是他找关系帮忙落实的。

张老师和之前的刘老师他们一样，和蔼可亲，与学生相处非常融洽。他以训育员的身份，常在课外时间找同学谈心，关心我们的生活情况，了解班上的学习状况。在他的引导下，我们班新建了读书会，大家相互交换、传阅进步书籍、谈感想、写体会，张老师还结合书刊内容，给我们讲时事政治，讲共产主义理论。

1949年10月1日晚上，张老师兴奋地召集我们读书会的同学，告知我们一个特大喜讯：今天下午2点，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现在开始，每年的10月1日就是我们的国庆节。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庆祝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

大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欢呼雀跃，但又不得不尽量地压低自己的声音，手舞足蹈地唱起沈老师他们写的校歌，庆祝祖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同时，也期盼着隆昌快快解放，让我们自由地、尽情地欢庆以后的每一个国庆节。

在那样的特殊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更加猖獗地作垂死挣扎，我们班的语文老师金成则，是县长刘鉴秋介绍来的。他在课堂上公开宣扬：“国民党不会垮台”、“共产党不会长久”，还大骂鲁迅、丁玲等革命文学家，说他们写的书都是毒害年轻人的毒草，叫我们不要他们写的书，发现谁看，严惩不贷。

我们把这些情况告诉张志卿老师。张老师说：县长刘鉴秋是个军统特务，他派来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好人。你们要特别警惕，发现他们的反动言行，一定要及时向我报告。但不要公开和他作对，避免发生对进步同学不利的事故。

金成则筹划在我们班排演一个宣传国民党反动派的话剧，张老师叫我们读书社的进步学生都去参加，以避免毒害其他同学。我们报名参加后，又以各种理由抵住排练，今天这个请假，明天那个生病，硬生生拖住金成则没有把这个反动话剧排练出来。

转眼到了11月，隆昌解放在即，以林逢春为代表的反动势力，拼命争夺青年学生，在学校大肆宣传“应变”，动员我们跟着他和县长撤退，说是带我们到安全的地方去读书。

我们根本就不听他们那一套，按照张志卿老师的教导：“不去应变，留下护校”。护校的日子非常艰苦，没有正规上课，粮食紧缺，很多时候，一天只能喝一碗稀饭。但同学们没有怨言，在老师的带领下，写横幅标语，制作彩色的三角小旗，印刷传单，排练秧歌、联销，学唱解放区的歌曲等等，每天都在期盼着隆昌的解放。

终于，我们盼到了那一天：1949年12月5日，隆昌解放了。我们组成游行队伍，扭秧歌、打联销、发传单，高呼革命口号，高唱革命歌曲，欢迎解放军进城。

三

在解放隆昌的欢呼声中，张志卿老师出任隆昌县委组织部部长，原来他是地下党隆昌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副书记，在隆师校当教师，是为了隐藏身份，开展迎接解放隆昌的工作，为新政权的组建做准备。

刚刚解放的隆昌百废待兴，政府部门、区社街道，急需大量的共产党干部，张志卿部长经与县委领导商定，将隆师校部份较为成熟的进步学生作为建立新政权的骨干，先于地干班分配到各部门和区上去做新政府的组建工作。谢守骏、谢守骧、丁念清等同学，12月6日就开始工作了。在太平教书的周德英、张友祥等也迅速进入了新政权的组建工作之中。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张志卿老师在14班当班主任的时候，就把这些同学发展成党员了，安排她们到太平教书，也是为了开展党的工作。

1950年1月中旬，张志卿部长牵头，在隆师校举办了300多人的第一期地方干部训练班（简称地干办），学员大部分都是隆师校在校学生。当时隆昌乡区土匪日渐猖獗，企图攻打新建立的人民政府。为了保护新政权，地干班学员们经过10多天的集训，就和解放军组成工作队，到各区去开展解放运动，就此打响了轰轰烈烈的征粮剿匪战斗。

张志卿部长兼任地方工作队大队长，我非常荣幸，跟着张老师到了土匪猖獗的荣隆乡。我们的分队长是来自二野的张德芳，分队由一个解放军警卫班和27名地干办班同学组成，其中4个女队员都是我们后师2班的同学（我和吕玉簪、吕玉容、陈一英）。

当时，荣隆乡设了荣、隆二昌两个乡政府，社会情况复杂，土匪势力猖獗。工作组住在上街子的隆昌县乡镇府，因我家就在上街子场边上，所以我就住在家里。

我们和解放军混编成若干个工作小组，第二天就开始到各保、甲去做宣传动员工作。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先唱歌跳舞，待围观的群众多了，就给他们发宣传单，然后站在凳子上宣讲解放后的新政策。我们还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每天早出晚归，夜以继日。中午就在当地农家吃饭，按人头给老乡搭伙证，他们凭证到政府指定的征收处结算。

没想到，我们才干了10多天，就遭到了土匪的血腥袭击。腊月十六（1950年2月2日）那天很冷，收队时，天已黑尽。我刚回到家，就听见乡公所那边枪声四起，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我非常担心同学和战友们，就叫三爷（父亲）赶快过去打听情况。

三爷悄悄摸到乡公所，看见到处都是乱枪留下的痕迹，满院子都是硝烟味和血腥味。他看见张队长和两个渔箭乡赶来的救援兵正在抢救倒在血泊中的解放军战士，还有个在清理现场。张队长说：其他的救援官兵都赶到石滩子去营救工作队员了。原来，他是在土匪冲进屋子的瞬间，藏在床下并将身体紧贴床底，才幸免一难。

三爷还打听到：吕玉簪和吕玉容在混乱中，凭着熟悉地形，已经跑回家了。就是没看见陈一英。

我和三爷决定到石滩子去找她。刚出场不远，就看见有工作队员陆陆续续回来了，我急忙打听有没有看到陈一英？他们告知:大约是晚上7点钟左右，一帮便衣土匪突然冲进乡公所，他们乱枪四射，从楼上到楼下，看到穿军装的、带五角星帽子的就开枪。把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队员，撵到院坝内，又是打又是骂，非要我们表态：不跟“帕克儿”（共产党）干了。

同学们都很坚强，宁愿被土匪打骂，也不表这个态。土匪看陈一英是个女学生，就抓住她的头发，喊她说。她咬紧牙关，就是不说。土匪火了，把她按倒在床上，左一枪右一枪的乱打。不知她伤在哪里，被拉出去的时候，看见她满脸是血。渔箭乡的解放军赶来了，土匪抓起我们当人质，掩护他们撤离到了场镇外三里地的石滩子。疯狂的匪头喊：“拖两个到沟头去毙了！”，接着又是一阵乱枪四射，有三四名解放军战士又倒在了血泊之中。救援兵逼近了，土匪们才仓皇而逃，我们才得以获救。

听同学这样一说，我和三爷更着急了，立马摸黑进沟里找陈一英。我们父女俩一步一步摸索前行，手都块冻僵了，终于找到了奄奄一息的陈一英。我也不知哪来的力气，背起她就跑，跑到家时已快天亮了。

我将她放在床上，只见她衣服裤子上全是血迹、泥巴，还有好多枪眼。还好，真正的枪伤只在右边额角，没伤到颅骨。三爷抓了一把香炉灰按在伤口上止血，然后找了一块干净的布叫三娘给她包扎伤口，叫我用热水给她擦洗身子，再盖上两床被子，不一会儿她就醒了。

她睁开眼睛，警惕地左看右看：“我不是被土匪打死了吗？怎么在你们家？”我简单把事情经过告诉她后，她一把拉着我的手：“谢谢你，谢谢你们全家，救命之恩，我终身不忘！”

把陈一英安顿好，已是晌午，三爷到区公所去看，才知道张队长早上就奉命带领回到乡公所的工作队员们回隆昌去了。

工作队撤走了，土匪反攻回乡，气焰更加嚣张。要是被他们知道我们家藏有工作队的伤员，那还了得呀？

于是，白天，我们就把陈一英藏在家里，悄悄买药给她疗伤，天一黑，三娘就陪着她，带上蓑衣斗笠，跑到荒山上或者是油菜地里躲藏。数九寒天的夜晚，她们在荒郊菜地，紧紧地抱在一起相互取暖，耳朵还得警觉地听着动静，遇到下雨，漫漫寒夜就更加难熬了。好不容易熬到东方发白，才又悄悄溜回到家中。我在家早早烧好热水给她们洗脸烫脚，煮好热稀饭给她们喝。三娘为了避嫌，还得赶紧出去干农活。就这样在极度的惊恐和寒冷中过了10天。

为了让陈一英早日康复，三爷提前把过年猪杀了，每天都弄点猪肉给她补身体。我们本想待她把伤养得好一点，过了年再送她回隆昌的，但就在腊月二十六的傍晚，三爷得到消息：有人向土匪告了密，说我们家窝藏有共党伤员。

三爷当机立断，叫三娘连夜把陈一英送回隆师校。三娘用一块孝布包住陈一英额角的伤口，看似一个孝女，因我们当地有“孝子为大”的风俗，一般人是不会为难孝女的。

三娘带着陈一英，在漆黑的寒夜，既不敢走大路，也不敢点火把，尽量走没人烟的地方，逢山爬山，逢坎跳坎，逢水淌水，终于在腊月二十七的中午时分把陈一英安全送到了罗汉寺学校。

看见陈一英回来了，大家顿时欢呼雀跃，都说她是巾帼英雄。

三娘不敢久留，急匆匆扒了几口饭就赶紧返程。她送陈一英走得太及时了，就在她们刚走的次日早晨，一群土匪闯进我家里，不问青红皂白，满屋子乱搜，还用刺刀到处乱戳，没找到伤员，就查户口，问还有一个人哪去了？我们说三娘一早上山打柴去了，要天黑了才回来。傍晚时分，三娘回来了，挑着三爷早就准备好藏在菜地里的湿漉漉的柴担子，我们全家才幸免一难。

荣隆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之后，匪乱日益猖獗，就在毗邻三区（普润）的谢守骏同学，正月十二被土匪抓走了，他忍受了土匪的严刑拷打，致死不屈。土匪于1950年3月2日将他杀害，还下令暴尸数日。还有吴树金同学，也惨死在荣隆乡5保的征粮途中。文学天才戴天松，积劳成疾，病逝在征粮剿匪战场。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那一批十八九岁的隆师学子，檫干眼泪，化悲痛为力量，就在谢守骏同学牺牲的那一天，也就是元宵节的头一天，在隆昌县委的统一指挥下，奔赴更大规模的、更加严峻的征粮剿匪战场。

陈一英和很多受伤的同学，绷带上的血迹还未干，就和大家一起又出发了。她去的石碾区，我到的城郊区。我们和解放军战士一起，艰苦奋战了4个多月，直到7月份政府宣告征粮剿匪工作结束，我们才返校复课。在学校，经历了解放运动和征粮剿匪的师生们，格外隆重地开在了庆祝隆昌解放后的第一个国庆节（1950年10月1日）活动。

从此，我和我的同学们，每年都要庆祝国庆节，合着新中国解放和建设的步伐，无怨无悔地奉献出了我们的青春和终身。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耄耋翁妪，但唱响在70前的青春之歌，永远萦绕在我们脑海。我们无愧于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无愧于著有隆昌革命摇篮之称的隆昌师范。

妈妈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妈妈和她的同学们唱响在70年前的青春之歌，永远令我们震撼。闹钟报时：12点正。当炊事员的幺弟，已经做好了一桌好饭，我们一大家子围坐在老妈身边，举起祝福的美酒，祝妈妈健康长寿，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蓬勃向前！

2019年国庆节于隆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