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那张准考证

每当冬季来临，我和卫校的同学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那年冬季，引领我们走进考场的那张小小的“一九七七年大学及中专招生文化考试准考证”。虽然我的那张在后来的一场特大洪涝灾害中被水毁了，但它的样子，至今仍清晰地铭刻在我脑子里。

其实，它就是一张非常普通的小纸片，可当年我在公社领到它时，却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认定它就是改变自己命运的船票。于是，翻来覆去仔细看，牢牢记住了它的样子。

那时候，我们家已有4个知青，两个姑姑是下乡10年有余的老三届，我和妹妹是不到5年的小知青。我下乡那个生产队，不通公路不通电，连大喇叭广播都没有，宛如一个与世隔绝的黑洞。为了不与外界太脱节，我用整整一年的工分所得24元钱，买了一个砖头样的半导体收音机，周围的知青，一有空闲，就到我的知青屋来听新闻、听评书，学唱样板戏。

1977年10月23日中午，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收工回家，习惯性地打开收音机，再烧火做饭。突然，一个声音传来：“国务院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凡是符合条件的工人、农民、解放军都可以报名参加大学、中专的考试”。我连忙灭了手中的柴火，拿出本子和笔，想把这特大喜讯快快记录下来。可惜，已播报完毕。

很快，好几个邻队的知青战友先后来到我的知青屋，大家围着收音机，反复调台，一遍又一遍地收听这一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

第二天上午，公社紧急召开三干会（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安排布置考试事宜。队长回来传达：“凡是想考大学、考中专的，27日自己带五角钱到公社去报名，一个星期后领准考证”。非常遗憾，我没有高中学历，只能遗憾报考中专。

从领到准考证到考试，也就短短十天。每天，只有晚上才有点时间在煤油灯下看点非常有限的复习资料。

直到11月13日收早工后，才和几个赶考的知青战友一起，冒着寒风裹夹着的毛毛细雨，踩着泥泞小路，步行30多里，赶到县城，照着准考证上面的考试地点，找到考场试坐。

14日一大早，我紧紧拽着那张小小的准考证，走进考场，心中牢牢记住准考证背面的考试纪律：提前十分钟进入考室，不准携带任何书籍、文件、纸张。

考生们身份各异：工农商学兵皆有，最多的是知青；年龄参差：大的23岁（那年中专考生限23岁以下），像我们这种下乡四五年的大知青；小的13岁，刚从公社小学戴帽毕业（小学5年、初中2年）的初中生。大家有序走进考室，迅速找到考号位子坐下，再把准考证放在考号旁边，方便老师发卷子时核对人、证。

上午考语文政治，是我强项，那时我已有“豆腐块”上过《四川日报》等报刊了，算是个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但我还是感到手心在冒汗，迅速地浏览了一遍卷面，特别是看见作文题《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不由长长舒了一口气，很快静下心来做试卷，按准考证要求“用蓝色钢笔书写，字迹要清楚、整齐”。

我们没手表，全凭监考老师的提示把握时间。我迅速做完基础题，便开始写作文，800字，有感而发，一气呵成。铃声响了，才如负重释地收拾起准考证，走出考室。

下午考数学，参考的人数明显少了些，但我还是认真地拿起卷子看了一遍，然后依次做题，再按准考证流程：“考试完毕，将试题、草稿纸夹入试卷内，放在桌上，退出考室。”没忘记带走那张弥足珍贵的准考证。

两个多月后，我收到了卫校录取通知，但却望着那张准考证发呆：这不是我填的志愿呀？

妈妈却说：搁浅十年的高考刚刚打开大门，全国9亿人就有570多万参考，录取率不到5%。你在千军万马中涌过独木桥，已经很不错了。

于是，我放下心结，把准考证珍藏起来，开启了白大褂伴陪的别样人生。每年冬季，我都会把那张准考证拿出来看看，想想我们的经年过往，即便它后来不在了，也同样把它珍藏在脑，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