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

一

腊月的一天，我和妻子来到镇贸易市场，准备逛逛后，顺便买点年货回家。当我们经过市场入口处一个早点摊位时，只见餐桌前，坐满了吃早餐的人。有的正用汤钥舀着热气腾腾的三鲜汤，慢悠悠地品尝着；有的端着一只小酒杯，一边抿着酒，一边夹着盘子里的蒸肉，吃得有滋有味。

“老板，过早哦。”一位伙计连忙招呼我们。妻子望了我一眼，问我：“吃点什么？”“随便啦！”我和妻子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

“咿！这不是刘伯吗？”妻子刚一坐下，看到旁边一位戴着瓜皮帽的老头，正在喝酒。他的面前摆着一小碟油炸花生米，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还有几口快喝完了的肉汤。妻子惊讶地问：“您也过来了？”几乎在同时，被妻子称作刘伯的老头也认出了我妻子，他显出很激动的样子，急忙站起身来，对我和妻子说：“蓝梅啊，你们啥时候回来的？到你妈那去了吗？”我妻子说：“我们回家两天了，昨天到我妈家去过了。”正说话间，早点摊伙计过来问我们：“两位吃点什么啊？”“给他们一人来一碗鳝鱼粉。”刘伯对伙计说，然后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来，递给伙计，“他们两人的帐我付了。”“这怎么行？刘伯！”我忙拦住刘伯，对伙计说，“他老人家的帐，也由我们来付。”妻子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递给伙计。“嗬！今天可好了。两个人都抢着付钱。谢谢了，谢谢了。”伙计脸上堆满了笑，喜滋滋地说。他边说边从我妻子手里接过钱，准备找零了。他又对刘伯说，“刘伯，您是老人，应该让晚辈敬您才对！”刘伯坚决不让伙计找零，他说道：“这顿早餐必须由我买单，不然，我心里会不安的。蓝梅这丫头，和她爹一个样。”伙计和我俩都拗不过刘伯，便由刘伯买了单。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忙吩咐妻子到旁边的一个杂货店，买了两包烟过来，递给刘伯。刘伯连连摇手：“快退回去，我早不抽烟了，只喝两口酒，一有时间，就一个人到这里来喝点，吃个早餐。”说到这里，刘伯叹了口气，对我妻子说，“蓝梅，要是你爹还在的话，我俩经常在一起喝几口，不知该有多好……”我看到他眼里闪过一丝泪光。我妻子也长叹了一口气。“两位，鳝鱼粉来了。”伙计用一个塑料盘子端着两碗香气扑鼻的鳝鱼粉，摆在桌上，对我说，“来点酒吗？”“谢谢了，不用。”我对伙计说。“您还来点吧？”我妻子对刘伯说。“不用了，我已经吃饱喝足了。你们俩慢慢用。”刘伯用左手扯了扯瓜皮帽，然后对我和妻子拱了一下手，说道，“我先走了，你们吃完了，一定要到我家里去坐坐。”刘伯开始往外走：“蓝梅，我晓明的房子就在文化街二号，住两三年了，他们都在家里。”说完刘伯就离开了。

看着刘伯一步步消失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我好奇地问妻子：“刘伯怎么说你和你爹一样啊？是什么意思？”妻子喝了一口汤后，对我说：“这里人多，不方便说，等会给你讲。”

离开早点摊后，我们来到离集易市场不远处的镇文化中心广场，在一条石凳子上坐了下来，妻子便娓娓地给我讲起了刘伯的故事来。

                 二

那是我十三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大约是十月份的一个夜晚，天很黑。白天社员们忙着打谷，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因为太劳累，我们整个湾子，都黑灯瞎火的，人们已沉浸在梦乡之中。

三青哥是我的邻居，他是一个复员军人，那年二十三岁。复员后，他被安排在大队做民兵连长。每天晚上，他都要带领大队民兵，到辖区各小队进行巡逻，以防“地富反坏右”分子偷盗抢劫，“破坏”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

那天，我们队群众脱粒的谷子，全部堆放在晒场上。由于职业习惯使然，大约晚上十二点钟的时候，刚从其他小队巡逻回来的三青哥，左手提着一盏马灯，右肩背着一支步枪，一个人到晒场上去巡逻查看。我们队的晒场，在湾子的后面，一条通往庄稼地的土公路，打这里经过，公路右边是晒场，晒场再右边就是队里的仓库。因为第二天还要晒谷装谷卖余粮，所以社员们便把谷子堆在晒场上，用几块大帆布盖着。

此时，天上虽然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星星，地面上却依然漆黑一片。三青哥手里的马灯光晃荡着，他一边走着，一边警惕地观察着谷堆四周的动静。忽然，他听到谷堆处传过来几声“嚓嚓”的声音。“是老鼠？还是有贼？”他心里突然一紧，赶忙加快了脚步，向谷堆跑过去。“啊！有贼！”三青哥就着马灯的光亮，仔细一看，盖谷堆的帆布被掀开了一角，两只又长又细的布袋子，横躺在地上，一只布袋里已经装满了谷子，大约七八十斤的样子，另一只布袋刚装了一半。“是谁这样胆大包大？抓住了一定要狠狠地批斗。”三青哥想着，便屏住呼吸，在谷堆旁的堆垛边四处搜寻起来。四周没有发现动静，他熄掉马灯，咳了几声，故意大声叫道：“今天见鬼了。马灯也没有油了，回家睡觉去了。”只听到马灯摔到地上的声音。三青哥开始缓缓往来的方向走动着。走了百把米远，他便一溜烟地滑到路边的一块水稻田里。因为稻茬很深，所以很难被人发现。大约过了个把小时的样子，三青哥隐隐听到有脚步走动的声音，很沉重的那种。他想，一定是盗谷贼出现了。他屏声息气，目光紧紧地盯着路上。“咳，咳。”三青哥听到有人在喘着粗气。“差点吓死我了。”路上传来一声叹息。“是刘海子！”三青哥一听那喘气声，就知道了，“这个老地主分子，太不老实了。”三青哥使出从部队里学来的那些本领，一个鲤鱼打挺，从稻田里跃了起来，跳到土路上。“啊！”这回轮到刘海子大吃一惊了，他惊慌失措，扔下身上的担子，撒腿就跑。“往哪里跑？刘海子！”三青哥大吼一声，“你给我站住！再跑，我就要开枪了。”他知道，这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人的。这支枪在自己手里都有一两年了，可却根本没有放上过一颗子弹。“我！”那个正在奔跑的黑影立马停了下来，“三青，是我啊！我错了。求你放我一马，好吗？”“刘海子，你不要痴心妄想了！”三青哥说完，把正抖得历害的刘海子扯过来。“三青啊！看在我们是邻里乡亲的份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刘海子哭着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直给三青哥磕头。三青哥冷笑一声，说道：“门都没有！走！到大队部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要有侥幸心理，跟我到大队去，看大队干部怎么说。”此刻的三青哥，有一种很成功的喜悦感。当晚，三青哥和另外一个民兵值勤，守着刘海子直到天亮。

             三

“这个刘老头也太笨了。”妻子讲到这里，我插话道，“明明被人发现了，还非要偷那一百多斤谷子不可？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吗？”我摇了摇头，“真是不可思议。”

“你哪里知道，他那时是拚上性命了，”妻子又长叹一口气，“后来，他老婆在地里捡棉花的时候，边哭边跟我妈说，他们一家人实在是饿得没办法了，看到那天天又黑，队里的群众又累，都休息了，所以才铤而走险，做了那个丑事。为了这件事，刘海子一家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妻子说到这里，站起身子来，对我说，“坐在这里太冷了，我们边走边说。”我们一边走着，妻子一边继续说着——

第二天上午，大队书记在高音喇叭里，紧急通知全大队各个生产队的群众，到大队部集合，对刘海子进行批斗。刘海子用一根木棒挑着两满口袋谷子，站在学校的操场上。那时候，大队有什么活动和会议，都是在我们学校操场上举行的。三青哥首先发言，讲了他独自一人巡逻时，发现队里的谷子被盗，以及抓获刘海子的经过。大队书记对三青哥进行了表扬，接着让刘海子老实交待盗窃集体粮食的罪行。刘海子站在那里，肩上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还不准动一下。他满脸是汗，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眼含泪水。大队的群众批斗散场后，又由我们学校的两百余名师生对他进行批斗。

刘海子的嫡亲侄女叫刘爱秀，那年十三岁，和我同是五年级的学生。她父亲在一个贫农家里做了上门女婿，为了和刘海子划清界线，所以两兄弟很少来往了。

我们的班主任黄一青对刘爱秀说：“爱秀，今天是你好好表现的时候了，你一定要彻底完全地揭露刘海子这个大恶霸地主的罪行，和他彻底划清界限，做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

刘爱秀拿着写好的检举书，站在刘海子身边，一边大声地读着检举书，一边朝刘海子吐着口水。“控诉”完刘海子的罪行后，刘爱秀又举起右手，高声疾呼起来：“打倒大恶霸地主刘海子！”“打倒盗窃犯刘海子……”下面，全校师生也群情激奋，一声声唾骂声，把刘海子吓得心惊肉跳，他口吐鲜血，一下子栽倒在地上。

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大队的赤脚医生为他作了检查，说刘海子根本没有病，只是干渴、站立太久，加上心情紧张，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无关大碍。第二天，大队干部又让刘海子挑着那两口袋谷子，从一队一直到十一队进行游行。刘海子在路上，累得吐了几次血。他的脸象死猪一样，白里叽拉的，没有一点血色。

那一年刘海子四十岁，在生产队放牛。他家里有父母，还有四个儿女，只有他两口子挣工分。由于是地主成分，所以分得的口粮要比贫下中农少很多，一家人真是饿得慌，便起了盗窃之心。

            四

“那他为什么和二爷（我岳父）扯上了关系呢？”我不解地问。“他老婆和我妈在一个组捡棉花，一天到晚哭个不停，还说自己的亲哥哥亲侄女都不认自己了。还有啥活头？要不是看几个娃儿还小，早就想一死了之。”“那他家可以弄些南瓜、红薯之类充饥啊，”我说，“我小时候家里也穷啊，还不是父母种这些，把我们养大的。”“他家里就不一样了，”妻子脸色严峻地说，“他是地主家，自留地也比别人少，房前屋后他家也种过，都被那些贫下中农子弟给遭踏了。他们也不敢说什么，为了避免惹是生非，以后就不种了。”妻子说到这里，怜悯地说，“要不是我父亲后来亲口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他和我父亲还有一层关系。”

“是什么关系啊？”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我父亲那时候在大队的轧米房轧米，每天收工后，父亲就把轧米机的轧米曹子里残留的一些细米，用刷子刷干净，然后用一个小布包包起来，揣在怀里，晚上偷偷地来到刘海子家，放在他家桌子上就走。虽然不多，但总比没有强些吧？”

“二爷怎么这么大的胆，他不怕被人发现？说他和地主关系密切被人批斗？”我有些担心地说。

“肯定怕了！”妻子又说，“那时候我们家兄弟姊妹也多，日子也不好过。但二爷说，刘海子一家人，如果没有人搭救的话，真说不定会寻短见！他说有一回看到刘海子的老婆正拿着一根麻绳，到屋后的竹林子去了，二爷赶快过去夺下了她手中的绳子，跟她好说歹说，她才回过心来。二爷说，我们家是军属，大伯那时候已经在部队任团长了，革命家属是有些优惠政策的。所以，我们家的日子比人家要稍微好过一些，但都是乡里乡亲，不能见死不救啊！所以，二爷也顾不了那些了，有吃的，有喝的，总要挤些出来，接济刘海子一家。”

听到这里，我对二爷肃然起敬。

妻子接着说：“后来，地主富农的帽子摘掉了，分田到户了，刘海子一家人，齐心协力，拼命地在地上忙活。收入增加了，心情也好了，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带点酒到我们家，和二爷喝上几口！”说到这里，妻子有些泪眼模糊，“二爷后来得了咽喉癌，就那样说走就走了！”说着说着，我们竟不知不觉来到了文化街二号。

刘海子正坐在门口晒太阳，他儿子晓明正在屋里做铝合金门窗。晓明比我妻子大两岁，后来跟街上的一个师傅学了做铝合金门窗的手艺，生意十分红火，他妻子和儿子也在帮忙。

见我和妻子到来，刘海子十分高兴，他忙招呼晓明：“快来晓明，你看哪个来了？”

晓明忙放下手里的活计，来到我们跟前：“哎呀，蓝梅，好久不见，一切都好吧？”“好好好！”我妻子笑着说，“你真行啊晓明。几年不见，当了老板，还在镇上有了房子，真了不起。”

晓明说：“坐坐坐！我让老婆去做饭，和你们好好喝几杯。”

看着他们一家人忙忙碌碌的样子，想起多年前，他们一家人为了生活，受尽了艰辛，吃尽了苦头，而如今都已安居乐业，生活也过得和和美美，我为他们由衷地感到高兴。我想，我们都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或许，那一夜，已悄然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然而于我，却已经铭心刻骨。但愿那一夜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