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银湖
网站用户
一
十七岁那年，我仅以两分之差名落孙山。而我隔壁王叔的儿子小华，则以超过录取分数线十三分的好成绩，被省城的一所名牌大学录取。
小华家欢天喜地，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姐姐一干人等，像打过兴奋剂一样，一天到晚满脸堆笑，逢人就是递烟倒茶，大有一付“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拽劲儿。
而我家的情形，则处于一种“水深火热”的景况之中：我的六十岁的老父亲满脸愁容，怒目圆睁；母亲则一天到晚唉叹不已，大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尚没出嫁的三姐，还有四哥，也总是耷拉着脑袋，像做了错事似的，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我记得分数线出来的那天，父亲和母亲正在棉花地里点肥料。八月的天，酷暑难耐。父亲穿着一件发黄的短袖上衣，脚上穿着一双破了两个大洞、鞋面褪色、脚底断裂的解放鞋，弓着身子在给棉花点花蕾肥。他的身边放着一个装满复合肥和棉饼的红色胶桶，右手拿着一把小铁铲，左手抓着一把复合肥料，正在一铲一铲地往棉花根部点下去。他的背上已经全部被汗水浸湿，脸上也被太阳烤得通红。而母亲则远远地在另一行棉株上迅捷地点着肥料。
我把分数通知书攥在手心里，几乎捏出汗来，不敢拿出来给父亲看。我的心“怦怦”直跳，真不知道该如何向父亲开口。我知道，为了让我和四哥念完高中，跳出农门，为家里撑门面，父母亲硬是狠心让只跨过几天学堂门的大哥辍学回家务农，二姐和三姐几乎没跨过一天学堂门。他们把所有的希望和盼想，都寄托在了我和四哥的身上。实指望我们兄弟俩能考出个名堂来，出人头地，为家里争光。哪料到，上一年高考，四哥只考了两门功课，竟自动放弃了其它科目的考试。而我，一惯以来自以为聪明过人而贪玩成性，导致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考试失利，落得今天这个下场。
我怔怔地站在父亲身边，望着父亲在吃力地点着肥料。一阵风吹过，棉花枝叶发出飒飒的声响。田头的梧桐树上，几只洋雀在“嘎嘎嘎”地叫嚷着，窜上窜下，像是在嘲笑着无能的我。我的头垂得很低，不敢开口说话。
父亲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他抬起头来，歪着脑袋，斜盯着我。过了老半天，才大声吼道：“咋不说话？！说话呀？”父亲那种着急的神态，完全暴露在了他的眼神里。“差，差两分……”我嗫嚅着嘴唇，好半天才吐出这几个字来。我看见父亲的嘴唇哆嗦了几下，脸陡的一下黑了下来。眉头也蹙成了一个倒八字。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道：“叫我咋说你？！平时骄傲自满，吊儿郎当！到头来一个鬼打架！你真是，真他妈丢老子的人……”平时很少开口骂人的父亲，此刻竟开始骂人了，“早知道你两兄弟这样不争气，真不该倾老底让你个个读什么狗屁书！”我听到父亲说到这里，把手里的小铲子用力往远处一甩，头也不回地往田头走去。他的身子，擦得棉花枝叶“哗哗哗”直响。在远处点肥的母亲，看到这边的情形，大概也猜到了七八分吧？母亲用两只手拨开身边的棉株，快步向我这边走来。
母亲没有骂我，她扯起我的胳膊，往田头走。一边走，母亲一边说：“儿啊！你知不知道，为了供你上学，爹妈帮你三姐攒的一点嫁妆钱，都花光了。你咋不晓得争口气呢？”母亲虽然没有骂我，但我心里却感到比骂还要难受。是我的无知和贪玩，是我的不明事理，是我罔顾父母的艰辛，才导致父母的期盼落空，让父母亲失望至极。我的眼里渗出几行泪水来。
母亲用袖子帮我擦了擦泪水。陡然之间，我看到母亲的额头已经爬满了皱纹，母亲的长发也变得花白。长这么大，我竟然是第一次发现。母亲脸上的无奈更是清晰可见。
父亲已经走出很远了。田头两个装着肥料的蛇皮袋子，半躺在地上。“我和你一起点肥吧！妈！”我望着母亲，虔诚地说。“好吧！看你样子，肯定没有考好，是吧？不然，你爹是不会发这大脾气的。”母亲说完，把地上的一个装肥的蛇皮袋子背起来，要往田中间走。“我来吧，妈！”我赶紧伸手去夺。“还是我来吧！把这块地的肥点完了就回去。啊！”母亲扭过身子，看了我一眼说。
我抡起父亲扔在那里的小铁铲和装肥料的胶桶，在母亲的指导下，弓起身子，开始点起肥来。太阳烤在我的背上，很灼人。不一会儿，我就浑身是汗了。我感觉我的腰开始胀痛，腿肚子也在发酸，口里也饥渴起来。我不敢埋怨，只是低着头，一铲一铲地将有些干枯了的地面凿个小洞，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复合肥放了进去……
直到太阳爬上了头顶，田头梧桐树上传来知了一声一声悠长烦噪的叫声，我才感到肚子在“咕咕”叫。我们的肥料也点得差不多了。
二
小华家的谢师宴办得热闹非凡。那天他家办了二十多桌酒席。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的各科老师都一一到席。还有邻里乡亲、他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前来祝贺。又是放鞭炮又是放电影，喜庆的气氛演绎到了高潮。村里的王书记还在他家放电影之前欣然讲话。王书记清了清噪子，在高音喇叭里大声夸奖道：“小华是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胸怀大志的好青年，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和荣幸，更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书记讲完，场上传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的父母亲这一天一直在小华家帮厨，忙前忙后，根本没有时间顾及我。我不知道他们看到小华家的这种场面是什么感想。但我自己确实是感到十分压抑和郁闷，我一次又一次地躲避开人们投过来的或不屑或鄙夷或惋惜的目光。
夜深了，等电影放完，小华家的客人都散场后，父亲把我拉到跟前，又对我板着脸说：“你看看人家小华，给他爹妈多长脸啊！多热闹多威风多气派啊！你呢？跟你四哥一个球样！你打算咋办？”父亲说完，狠狠地抽了几口烟，直勾勾地盯着我。“还能咋办？复读呗！”我把“复读”两个字说得很重。“你说得轻巧！”父亲“哼”了一声，又接着说，“钱呢？钱从哪里来？你三姐腊月间就要出嫁了，连嫁妆钱都没个着落，哪里还有你的学杂费？”父亲停了一下，又掏出一支烟，点燃，放在嘴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叫你好好听话读书，你就是不听，把娘老子的话当耳边风！”
我垂着头，尽量不还嘴，希望能冀此引起父亲的同情，为我开道绿灯。“这样吧！你三姐马上要嫁人了，家里也缺劳力，你就和老四在家帮你妈种地吧。我出去帮人挑土搬砖做小工，挣几个钱回来花！”村里有几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一年上头在外帮人挖土挑坮，和灰递砖，赚几个力气钱。他们平日里曾三番五次约父亲和他们一起去干，但父亲都婉言谢绝了。现在父亲却要主动去做这桩他平时很看不起的营生，想必父亲真的对我不抱什么希望了。
“没本事上大学，你就在家跟你四哥一起，好好学会耕地耙田吧！把田种好了，才有得饭吃！”临出门时，父亲一再叮嘱我，“不要东想西想了，要听你妈的话。”父亲说这话时，一脸的落寞和失望。父亲的话，像一根针一样，深深地扎在我的心窝子里。我想：“难道你儿子就是耕田盘泥巴的命么？难道上不了大学就没出息了么？”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会整出点名堂来，让你对儿子刮目相看。
这些日子，我和四哥一起，整天跟在母亲的身边，打药水，掐顶心，趴在棉田扯草，割谷子，犁田，种油菜，捡棉花。几乎所有的庄稼活，在母亲的指导下，我们都完成得井井有条。白天，我和母亲一道干活；晚上，我就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复习功课，以期来年再去复读，圆我的大学梦，给父母亲一个交待。
转眼到了腊月，三姐如期出嫁了。嫁妆虽不丰厚，但总算有个样子。几个月的表现，我自觉还算可以。我想父亲这会应该会回心转意，原谅我，让我去复读了吧？当我再次当着父亲的面说出我的想法时，父亲把眼一瞪：“别说胡话了。你看你妈，腰都累弯了，我也是六十来岁的人了，不知过了今天还有没有明天？好好把地种好了，赶明儿我托人帮你说个媳妇。老四，就让他去别人家做上门女婿！”父亲说到这里，把正在切猪菜的母亲叫来，对母亲说：“就这么办了。孩他妈，我该说的都说了。”母亲点点头，没有吭声。
三
看来我的命运就要被父亲这样定格在一方小天地了。十七岁的我，实在是心不甘，情不愿。我还有很多的事要做，我还有很多美丽的梦想没有实现，我不愿就此屈辱我的人生。
过完了年，沉睡了一冬的土地开始解冻。暖融融的春风拂在脸上，令人惬意。天开始蓝了，水也变得更绿了。田野里，绿油油的麦苗在春风的吹拂下，摇曵起伏，有如一片绿色的海洋。金灿灿的油菜花，像少女美丽的裙裾，又像一张张绽放的笑脸。春天的田野是多么诱人。乡亲们有的扛着锄把，有的拖着犁铧，有的拉着肥料，陆陆续续下地了。
我的心开始躁动起来。尽管这一片土地曾经养育了我，它是那样倾情；尽管这一方村庄曾经庇佑了我，它是那样无私。但是我却执拗地认为，它们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过客，它们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它们。我想要我自己的生活。
于是，在三月，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我独自一人，背上了我的行囊，以及伴随了我几度春秋的那些脱皮的课本，我离家出走了，没有给我的父母留下只言片语。我要去追寻我自己的生活，追寻我年轻的梦想。为了我自己，更多的是为了我含辛茹苦的父母。
我来到了省城的火车站。这里人来人往，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各异，行色匆匆。我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像我一样，正处于叛逆期和噪动期、不甘于现状、漫无目的漂泊的游子。那一刻，我感到了自己灵魂的飘逸，身心的自由，我感到自己从此以后，就是一个快乐的人，自由的人，幸福的人了。此刻，我也无法感受，我的乡村，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他们是否会因为我的离去，而黯然伤神，而伤心欲绝。
一拨人从我身边溜过。他们举止高雅，谈吐不凡。我听他们兴致勃勃地谈到了海南岛，天涯海角，鹿回头。还听他们谈到了特区省，淘金之类的话。对于海南岛，我是有所认知的。“海南岛，鲜花盛开；长江两岸，柳枝发芽；大兴安岭，雪花飘飘。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这段话，是我上小学一年级时，一篇课文的内容。从小到大，我倒背如流。海南岛的鲜花和美丽，也因此在我心底深深地扎下了根。
我心中的目的地明朗了起来。我要去海南岛，去那鲜花盛开的地方，去追逐我的梦想，去淘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坐上了开往湛江的绿皮列车。我的心中似乎丝毫没有对生我养我的故土、乡村、父母的留恋。那美丽的海南岛，那烟波浩淼的琼州海峡，似乎在向我招手。
列车在人们的嘲杂声中，在人们的期盼之中，穿山越岭，声声呼啸，风驰电掣般地，来到了这个洋溢着早春气息的南方都市——湛江。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挤出火车站。叫喊声、招呼声、拉扯声响成一片。几个女人张开手臂，几乎老鹰捉小鸡似地，把我“请”到了她们的中巴车上。车子在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上狂奔着，公路两旁高高的直挺的桉树，忽拉拉被抛到车后。青的山，绿的水，火一样鲜艳的花，也在车窗外一溜烟地划过。随着目的地一步一步地接近，我的心跳频率也在加快。
“海安码头到了，都下车。自己买船票去过海。”女司机用不很标准的普通话叫道。
码头上停满了过海的各类车辆，随处可见背着背包的旅客。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自信、期盼和兴奋。我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
这是一艘大型轮渡客船。船很高很大，船的底层、二层和三层都坐满了乘客，甲板上的围栏边也站满了人。我来到了顶层的甲板上，强劲的海风吹打着我的脖子，我竟感到是那样的亲切。一群洁白无暇的海鸥，也在头顶的天空中，随着轮船的移动，飞旋着，歌唱着。它们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时而在海面轻轻掠过，时而在空中相互追逐。它们丝毫不为这大海的疾风和巨浪所阻吓，是那样地自由，那样地临危不惧，让人不由得心生敬意。
我极目远眺，海天一片苍茫，哪里分得清哪儿是天？哪儿是地？哪儿是海？阳光明媚，天上海里全是金灿灿的一片。海浪起伏着，翻滚着，轮船也随着海浪的起伏而颠簸着。船上的人也随着左右上下摇晃的轮船而晃荡着。有的人吐了，有的人则面对着这浩淼无垠的大海，作沉思状。我不知道，我的命运，是否也会像这汹涌澎湃的大海，起伏不定，难以预测。
四
海南岛啊！这片热血沸腾的土地，她曾孕育了多少优秀的儿女：纺织始祖黄道婆；《红色娘子军》中的那些美丽、英勇的红军女战士；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和他的战友们；还有，那些为解放海南岛而献身的革命英烈们……这是一片让人敬仰，让人遐思，让人挚爱的土地。
此刻，十七岁的我，竟奇迹般地站在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椰风、海浪、鲜花、潮咸的空气；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来来往往的行人；头顶触手可及的白云。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是如此的神秘和新奇。
我住进了海口市秀英路的一家旅社。我住的客房很大，十个铺位，全部住满了人。他们大都是些中青年人：有大学生，有离职下海的职工，也有像我一样一无所有的农民。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甘肃的，有新疆的，有湖北的，有浙江的……他们都抱着一颗火热的心，要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开拓、进取、掘金，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赌一把。
我也和他们一样，开始了自己的梦想之旅。我来到一家“人才招聘处”，那里排满了等着应聘的男男女女。人们显出焦急的神情，期盼的目光，让自知底子不厚的我，心里有了些许胆怯。好不空易轮到我了，招聘处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对我客气地说：“您好！先生。请先把您的学历证书拿出来。”我急忙从背包里掏出那个红色的《高级中学毕业证书》，毕恭毕敬地递到中年男人的面前。那男人用眼瞟了一眼，微微一笑，说道：“不好意思了，先生。我们这里不需要高中生。我们需要的是大学生，是人材！”我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汗水也不由自主地从脸上掉了下来。站在旁边的一些人看到此情此景，也掩饰不住揶揄的神情，偷偷抿嘴笑了起来。我赶紧扒开围观的人群，做贼似的，转过身子，飞快地逃离了“人才招聘处”。
我的心还在“怦怦”跳个不停。半天的功夫过去了，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唤。我来到街道转角处的一个小吃店，这里坐满了就餐的人。看样子，也是从五湖四海聚到海南岛来淘金的人。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块五角钱来，要了一碗胡萝卜炒米饭。我低下头，大口大口地扒了起来，几分钟的功夫，碗里的饭就吃得干干净净了。但我觉得肚子还是饿得慌，我还想吃一碗。我想起口袋里只有不多的几十块钱了，就这样都吃光了，如果一时找不到工作，明天，还有后天该怎么办呢？于是，我狠一狠心，抓起桌子上的水壶，连倒三碗茶水，一咕噜喝到肚子里，抹抹嘴，又开始在街道上四处张望起来。
一连几天，我四处打探，都没有寻找到需要我的企业。我回到旅社，那个甘肃酒泉来的大学生，也和我一样，一无所获。他说他已经在岛上呆了近一个月，手里的钱也快花光了，他已经给父亲打了电话，让父亲寄钱过来，他想到乡下去承包土地种西瓜。还有那个新疆来的下海职工，他说自己原先在家乡的一家国营企业做宣传科长，下海来到岛上后，本想应聘到报社做记者，但人家告诉他，入职可以，但工资是效益工资，拉的广告和赞助多，工资才高。他还拿出了自己过去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文的剪辑册，愤忿不平地说：“你们看，这哪一篇不是我的作品？可人家只说是试用，要效益。我这人生地不熟的，到哪里去拉广告？跑赞助？”客房里的房客都长叹一声，显出无可奈何爱莫能助的样子来。
我的心里也开始打起了退堂鼓。这一刻我忽然想起了我的乡村，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你们也在想我吗？
接下来的近一个月的日子，我和许多前来的淘金客一样，做临时搬运，睡马路，甚至到餐馆里捡拾别人吃剩的饭菜。我辗转反侧来到文昌，来到澄迈，来到琼中，都是一无所获。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失落。
有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处在人生最无助最无奈的关头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
一天，我转悠到海口市盛景路右边的景怡大酒店门口，看到门口的广告牌上有一个大红的“招工启示”。我如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急忙跑上前去观看。原来酒店急招两名保洁工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看到这里，我本来陡增的一丝信心，又被“二十五岁”这几个字眼给打下去了。我怔怔地站在广告牌前，一直不肯离开。我多么希望那个“二十五”能够变为十七，那样，我就有了一线生机和希望。正在我扼捥叹息的时候，我的福星出现了。只见一个个子高挑，一表人材，穿着保安服的青年保安来到了我的面前。他仔细地打量着我，从上到下，足足有二十秒钟。随后，他眯着眼睛，小声问我：“你是个学生娃吧？”“我刚高中毕业！”我虔诚地望着他，不住地点头。“找工作吗？”他又问。“嗯。是的，找工作。”我又点头。我想掏出一支烟给他抽，可我摸了摸口袋，什么也没有。“我不抽烟，谢谢你了。”他大概是猜出了我的用意，又笑笑说，“好。你等会，我问下领导，看你年龄不够，他们要不要？”他转过身子，走远几步，把对讲机举到嘴边，叽里哇拉地说了起来，我听不懂他说的是些什么话。几分钟后，他又转到我身边，对我说：“我问了领导了，他们答应招聘你了，你先跟我来。”
他把我领到他的宿舍，一个地下室里。他对我说：“我叫王军，保亭人，复员军人。你以后叫我小王就是了。”王军说到这里，帮我把背包取下来，又对我说，“我这里有洗澡间，你先洗个澡，然后换套干净的衣裤，我再带你去见领导。”说完，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套叠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军装来，放到椅子上。王军出去了，我走进洗澡间，整容镜前的我，一付邋遢相，头发长而凌乱，脸庞变得黝黑而又消瘦，眼窝深陷。全身上下沾满了泥土和尘沙，污垢不堪。此刻，我的泪珠子又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哗哗哗地滚落下来。我为自己的境遇，更为王军对我的真诚。
一个乞丐一样的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王军这里，却得到了亲人一样的善待，我能不激动吗？我能不感激涕零吗？
漱洗完毕后，我换上了王军给我的那套橄榄绿夏式军装，梳好了头发。整个人完全变了个样子。
王军把我带到行政部办公室，一位小姐很客气地给我倒来茶水，并示意我坐下。简单地询问了我的情况后，那位小姐便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份“职工入职登记表”，让我如实填写。
自此，我正式成为了景怡大酒店的一名保洁工。王军，也成为了我最知心的兄长和朋友。他时时处处像关照爱护亲兄弟一样，给了我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温暖。
五
从内心深处讲，作为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到一个富豪云集的四星级大酒店做保洁工，实非我所愿。但“人到屋檐下，谁敢不低头”呢？至少，在这里，可以暂时解决我的温饱问题，我不用为吃饭、住宿而发愁，更不会为被当作“盲流”被关进收容站，甚至遣返回家而担惊受怕了。尤其是有王军的关照，我感到心里一片温暖，对前景充满了信心。
由于我人年轻，有文化，做事不怕吃苦，很得酒店领导的青睐。三个月后，我被升任为保洁部部长，成为酒店最年轻的管理人员。
一天晚上，我在查岗时，到包厢靠近窗台的沙发边，准备整理一下被客人揉得有些凌乱的沙发垫背。忽然，我发现靠近沙发脚跟部的地方，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黑色公文包。我急忙拾捡起来，就着五彩滨纷的灯光，打开来看。一看，我傻眼了。里面有一大扎崭新的人民币，还有一扎美元（之前我也捡到过几张，才知道是美元，都交给了办公室），再打开里面的小拉链，还有几张不同颜色的银行卡。另外，还有几份盖着红印章的合同书。
我赶紧找到王军（王军已经是保安部部长了），将公文包递到他面前，并说明了我发现公文包的细节。王军二话没说，夹起公文包，拉着我就往总经理办公室走。总经理正在看电脑，看到我俩急急忙忙的样子，不知出了什么事，忙不迭地说：“有么情况？快说。”并示意我和王军坐下。
我把捡拾公文包的情况向总经理作了汇报。总经理欣喜地说：“小王啊！你给我们酒店招了一个好人！”然后对我说：“鸽子啊，你做的对！做人就应该这样子。上次一个保洁工，就是因为捡了客户的财物，死不认账，后来被我们查出来后，不但物归原主，还受到批评和处罚，最后还被解了职。”得到总经理的夸奖，我心里很自豪。我连声说：“总经理您过奖了。从小我父母就教我，做人要老老实实，不能见财起意，贪小便宜。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说完，我便转身离开了总经理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一位体态肥胖，戴着太阳帽的六十多岁的男人，出现在了总经理办公室。他就是公文包的主人——正在东莞虎门镇开办鞋楦公司的台湾商人马明生先生。马先生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小伙子，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一个诚实的好青年！”原来，马先生昨天晚上由海南的朋友宴请后，在KTV玩得很劲兴。后来一位朋友家里有急事，所以大家便匆匆离开了。由于马先生喝得有点高，竟将自己的公文包遗落在了KTV包厢。早晨醒来后，正当马先生为自己的公文包遗失而忧心忡忡时，总经理的电话打过去了。马先生的公文包失而复得，心里自然十分感动。
从总经理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马先生拉着我的手，十分诚恳地对我说：“小伙子，我很看得起你！说实话，你这么年轻，在这里做保洁工，我觉得是没有出路的！”说到这里，马先生从公文包里掏出名片夹，拿出一张名片来，递给我，继续说道，“如果你愿意，我想请你到我的公司去工作。我的公司是做鞋楦的，中国内地鞋厂的鞋楦，大部分都是我的公司生产出品的。我会让鞋楦设计师手把手教你，把你培养成一流的鞋楦设计师！”马先生说完，用右手连连拍了拍我的后背。
回到宿舍后，我把马先生跟我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军。王军一听，连忙说：“好啊！好啊！鸽子！你走运了。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我这就去跟总经理讲。”我和王军又来到总经理办公室，听了我的诉说，总经理有些依依不舍地对我说：“鸽子啊！你是一个好人。你去吧！虽然我舍不得你，但是我不能耽误你的前程。”听到这里，我的泪水一下子滚落下来。自打我离家出走后，来到海南的这几个月里，虽然碰过不少壁，但更多的，却是遇到了像王军、总经理和台商马先生这样的好人。我抱愧地对总经理说：“总经理，我对不起你，对不起老板。我在最落魄的时候，是你和王大哥帮助了我。现在，是你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却又要离开你们了。我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王军拍了一下我的右肩，笑着说：“你别说傻话了！鸽子。你能得此机会，是你的造化。我们真为你高兴呢！”
我一一拜别了王军大哥、总经理和酒店那些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们，踏上了开往东莞的班车。
六
马先生的鞋楦公司座落在一座半山坡边。公司的占地面积怕有几十亩地。厂房很大，鞋楦公司有铝楦制作部、塑胶楦制作部、鞋楦设计部，还有模具部。
马先生亲自为我指定了一名鞋楦设计师。这名鞋楦设计师是德国人，名叫马克，金发碧眼，个子高挑，说话既幽默又风趣，人很和蔼可亲，和我很合得来。
他有个中国名字，叫艾中华，谐音就是“爱中华”。他说他很热爱中国，希望将来能在中国定居。他对工作从来都是一丝不苟，不会因为某人是他的同事、或者上司而原谅其在工作中的过失。他常对我说，工作的时候，就应当认真工作，尽心尽责，不能三心二意。休息的时候，就要尽兴地放松自己，让身心得到完全释放。
在马克的言传身教和悉心指导下，我的学习进度十分迅速。半年后，我的鞋楦打样技术，受到了设计部多位资深设计师的肯定。我设计出来的鞋楦，款式新颖，美观大方，深受客户的喜爱和赞赏。我的工资也由当初进公司时的一千五百元，一下子猛涨到三千元。
说实话，彼时的三千元，对我来说，不啻于是一个天文数字。我记得我家隔壁的王叔，在我出走前一年，盖的一幢两层三间楼房，仅仅花了不到八千块。当时王叔是管理区的财经主任，每月工资还不到三百元。而我父母亲，靠种田犁地，累死累活，所得也仅能解决一家人的温饱而已。我为自己取得的这些小小的成绩喜极而泣。
天黑的时候，我独自一人爬到厂区外的后山上。山风在我头顶飒飒作响，月儿也把银色的光辉洒满大地。我极目远眺，远远近近的山坳里，街道上，灯光闪闪烁烁。我隐隐听到远处工厂里传来的机器的轰鸣声，还有脚下的草丛里蝈蝈儿和不知名的虫儿的轻吟声，如我家乡的小夜曲一般诱人。此刻，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乡村，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你们此刻可曾入睡？你们此刻可曾安好？我的泪水又止不住地滚落下来，不知不觉间湿润了我的衣襟。我恨我自己，恨我是个懦夫，恨我是个不屑子孙。离家出走快一年了，我竟然没有给我的父母捎去只言片语。我的父亲是否还穿着那双断了底的旧解放鞋，在帮别人挑砖挑土，和灰递砖呢？我的母亲的腰是否变得更弯了呢？她的白发是否变得更多了呢？都说“儿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对母亲来说，不知去向，不知生死的儿子，是否是她心中日夜抹不去的伤痛呢？
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回一趟家，我要向我的乡村赎罪，我要向我的父母赎罪。
当我踏上那片我生活了十七年的土地，当我看到那静静默立于寒风中的村庄，我哭了起来。我的父亲站在公路边，他额头的皱纹像刀刻一般深沉明晰；我的母亲满脸泪水，她的头发几乎全白。母亲抱着我的头，她哽咽着，泣不成声：“儿啊！你太狠心了！你知不知道，你走后……”母亲说不下去了，她抚摸着我的后背，泪水全部浸在了我的脸上，“儿啊！你走后，你爹肠子都悔青了。他连死的心都有啊……”
此刻，我的泪如泉水一般喷涌而出。父亲抹了抹眼泪，扯着我的手，像小时候扯着我玩耍一样。父亲不断地说：“回来了就好！我儿真的有出息！我错怪我儿了……”说到这里，父亲竟嚎啕大哭起来。
此刻，我拥着我的父母，完全成了一个泪人儿。我多想对我的父母说，我永远是你们长不大的儿子！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的身影永远走不出你们饱蘸风霜的眸子，你们永远是我心中的最爱和牵挂！
让我爱恨交加、让我哭、让我痛、让我魂牵梦绕的乡村啊！我永远是你梦中的孩子！你永远是我灵魂憩息的温馨港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