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银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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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曾说：“童年原是一生最美妙的阶段，那时的孩子是一朵花，也是一颗果子，是一片懵懵懂懂的聪明，一种永远不息的活动，一股强烈的欲望。”
徜徉在时光的深处，童年于我已遥不可及。那曾经的懵懂无知，那曾经的欢乐和苦难，虽浸了太多岁月的沧桑，然而于我，却是一种厉练，一份美好的回忆。
一
童年时，因兄弟姐妹众多，如何让大家填饱肚子，成了父母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那时候，生产队分柴分米分油，都是按照每个家庭劳动力的多少来分配的。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大哥已经结婚，大姐也已出嫁。家里除了父母是整劳力外，只有二哥是个半劳力了。二姐、三姐、三哥、我还有我弟弟都是吃闲饭的。可以想象，只够两个半人食用的柴米油盐，要供全家八张嘴吃喝，那该是多么艰难的事啊！那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的只能是我父母了。
为了能让我们兄弟姐妹们都能填饱肚子，或者说，不至于让我们饿得太慌，父母亲在做工之余，就拿起一把小铁铲，到田埂上到处去挖野韭菜、野芹菜、野芥菜、野苨蒿。然后拿回家洗干净，要么当蔬菜炒着来吃，要么碜着那少得可怜的几把细米，熬粥或者是焖一点干饭给我们吃。
那时候，我母亲是最忙的。只要稍有空闲，她便把房前屋后的所有隙地，栽上黄瓜、南瓜、红苕和芋头秧子。
我们兄弟姐妹们则在一旁忙前忙后：姐姐们到小坑里用小木桶和土窑烧制的茶壶打来水，三哥和我则把她们打来的水浇在苗子根部。待一家人把苗儿都栽好，垄好土，浇好水，天也快黑了，父亲和二哥也收工回家了。
那时候，这些苗儿们，好象特通人性似的，长得又肥又胖又快。母亲总不忘在茅坑里舀几担大粪来，兑上几桶清水，灌在苗儿的根部，苗儿便疯了似的直长。
没菜吃的时候，母亲便吩咐姐姐们到菜地里去掐些红苕梗、南瓜藤、芋头梗子来，拔了皮，切好洗净，便炒了吃。待南瓜、红苕和芋头成熟了的时候，母亲便带着我们把它们拾掇好，搬到家里，宝贝似地收藏起来。因为这些家伙可是我们一家人大半年的口粮啊。
平素我们吃的最多的要数南瓜糊涂和南瓜疙瘩了。红苕因为吃多了，肚子容易发涨，消化不良，所以生吃的多，但我家还是经常蒸了吃或是焖了吃的。芋头则是我们最喜欢吃的食物了。芋头煮了吃也行，蒸了吃也行，和红苕一样，用火烤了吃也行，而且特香。
这些瓜瓜果果，几乎占了我们主食的一大半，成了我们保命的稻草。
二
尽管有这些副食救命，但我们一家人还是饿得慌。因为平时炒菜用的油太少，而且，平素几乎是很少吃到一点荤菜的。家里虽然养了几只鸡，但平常都是靠那几个鸡蛋钱做花销的。我和三哥五弟的学费、书本费，还有缝制衣裤鞋子的布料钱、针线钱，都离不开这些鸡的贡献。所以，除了过大年，父母亲才不舍地杀一两只鸡，给我们打打牙祭外，平常日子是想都不敢想的。
有一次，快十二点多钟了，我和三哥五弟正准备上学去。父亲和队里的社员们到母猪台那块稻田车水回来了，父亲浑身上下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浸湿了。看样子父亲饿得很慌，他来到灶台前，揭开锅盖，锅里什么也没有。父亲问我们：“姐姐们呢？没有做饭吗？”我抢着回答：“她们刚出去挖野菜去了。”“那你妈和二哥没回来啊？”父亲又问。“还没有。”三哥说。其实锅里还有两碗南瓜糊涂的，姐姐们今天煮的时候，加了糖精，特甜，所以我们全部吃光了。“好！你们快上学去，路上小心点。”父亲说完，就抬脚往隔壁的水香婶子家里走去，我和三哥也跟了过去。
水香婶子家有六口人，两个劳力，婶子的丈夫在大队做会计，所以，他们家分得的粮食，供他们一家人吃，是绰绰有余的。水香婶子正把没有吃完的半碗粥，用锅铲往一个粗瓷碗里盛。“哎哎哎！孩他婶，快给我，我还没吃饭呢。”父亲忙上前伸出手。“你还没吃啊？来来来。”水香婶随手把粥碗递过来，“快拿去吃，桌子上还有点咸菜。”父亲接过水香婶递过来的粥碗，端起来，只用几口，就把粥扒光了。
父亲连声道谢：“谢谢你了孩他婶。”“谢什么呀谢？”水香婶啧了几声，“饿了就过来吃吧。我们几个省着点！”我看见父亲眼角有泪水在打转。
三
是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因为我家生活确实过得太艰难了，所以父亲跟队里的干部们商量，让我的两个姐姐都去上工。
我的两个姐姐是双胞胎，当时刚刚十三岁，因为家里穷，所以父母亲没有送她们去上学。队长炳辉叔说：“让她们两姊妹上工可以，但工分不好记啊！”父亲说：“有什么不好记的？就和他二哥一样，每人记半个劳力就得了！”“半个劳力？”炳辉叔连连摇手，“那不行的。她们才几岁？再说，队里其他人也会有意见的。”“那你说该怎样记呢？孩子们都大了，不能看着她们挨饿吧？”父亲无可奈何地说。“那两个孩子合起来记半个劳力吧！”炳辉叔说，“这确实是看在孩子们的份上。就这么定了吧？你也别东想西想了。”
就这样，两个姐姐从此走上了艰难的做工之路，用她们弱小的身体，和大人们一道，风里来，雨里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我们这个家，承担了一分责任；为几个弟弟们，遮风挡雨。
艰辛的生活，也让三哥和我逐渐变得懂事和成熟起来。
三哥有个与生俱来的本领，那就是会捉鳝鱼。每当星期天，他就背上一个小竹篓，拿起一个父亲给他做的钓鱼钩，挖上一些蚯蚓，用一个小玻璃瓶装好，和五弟一道，到水田埂上去钓鳝鱼。
我呢，只要是星期天或是星期四放半天假的时候，即便是放晚学的时候，也要拿起箢子和锄头，到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或是马路上去拾鸡粪、狗屎之类的。那个时候，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农田里施用的各种肥料，大都是农家肥。而化学肥料，似乎只有一种叫做“洝水”的液体肥料了。湾仔里拾鸡粪的人并不多。因为别家的孩子少，生活还过得去，所以没必要做这些丑事了。
我左手提着箢子，右手握着一把一人多高的小锄头，弯着腰，低着头，一双眼睛在地面上仔细地四处搜寻着，生怕漏掉了哪一处的战利品。运气好的时候，一天下来，拾个七八斤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运气不好，有可能只有一两斤的样子。拾好的鸡粪，待有几十百把斤的时候，父母亲就用大箢子装好，四周用铁锹拍平，然后，挑到生产队的仓库里，让队长和保管员过称。一百斤，就记大半个工，也就几分钱的样子。不过，积少成多，一年下来，也还可以攒到十几个工，大概也可换个二三十斤稻谷的样子。看到我也能够为家里挣得一份口粮了，我的心里喜滋滋的。
三哥和五弟捉来的鳝鱼泥鳅，有时候父亲会拿到街上去卖掉，然后换一点肥皂、毛巾、食盐等生活日用品；有时候也会自已弄些来吃，改善一下乏味的生活。
四
除此之外，我还经常和三哥一起，拿起铁铲镰刀和秧架子，到田埂上或是小路边去铲牛草。
这些铲来或割来的牛草，不是用来喂牛的，而是用来抵学费的。那时候，家庭困难的学生，是可以用“稿把”抵销学费的。就是学生家长把自已割好晒干的牛草，搅成一圈一圈的麻花样后，用稻绳扎好，我们家乡话称之为“稿把”，然后，拖到学校，由大队干部和学校校长过称后，根据“稿把”数量的多少，来抵销相应的学费。
有一次，我和三哥来到一条小河边来割草。河边的草儿很茂密，当我们割了一大条铺倒在地的时候，突然从草丛中窜出一条一尺多长的毒蛇来。蛇的全身有许多红红的斑点，这种蛇家乡人叫火蛇根，毒性极大，人一旦被它咬了，根本无法救治，只有死路一条。
我吓得厉声尖叫起来，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往后退时，一下子被杂草绊住，摔倒在地。三哥立即拿起扁担，对准那条蛇的头部使劲砸下去。蛇虽然被三哥的扁担砸中，但还是溜走了。三哥赶紧上来把我抱了起来，关切地问我：“没吓着吧？四弟，以后我们再也不到这种地方割牛草了。”
自此以后，父母亲很少让我们去铲草或是割草了。
五
为了能够“广开财源”，我经常和三哥五弟到麦田里去挖半夏。
农田里的麦子收割后，到处是丛生的杂草和凌乱的麦茬。半夏就隐隐地藏在之中，半夏的叶子柔柔嫩嫩的。麦田里挖半夏的孩子们不在少数，大家都拿着小铲子，腰间扎着一个大包袱，低着头，顺着麦田的田垄，来来回回地逡巡着，认真仔细地搜寻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寻觅半夏的踪迹，小心翼翼地挖掘。
半夏是一种中药，有麻醉的作用。可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只知道挖出来的半夏，把泥巴敲掉洗净后，露出一个白白的圆圆的头来，如爆米花一样，很是诱人。
当时还以为很好吃，竟馋馋地放一粒在嘴里，轻轻一嚼，舌头伸得老长。妈呀，原来这东西好涩口，是吃不得的呀！“别什么东西都乱吃。小心吃不了兜着走！”三哥告诫我。
路边的车前草、蒲公英，还有坑边的芦苇根，都成了我们拼命撷取的宝贝。我们把它们挖起，洗净，晒干，然后和父母一起，用小竹蓝提到街上的供销社收购站去卖。
这时候，父母会带我们到集市，帮我们买几个煮包子或是茼炉锅块，给我们吃，还会给我们每人买一件白色的小背心。
冬季，是农闲时节，县里开始组织各公社社员到通顺河去清淤挖沟。各家各户劳动力都要参加。为了多赚工分，两个姐姐也同父亲和二哥一道，到百多里外的通顺河杨林尾段去清淤。母亲则在家里照顾我和三哥五弟的饮食起居。当然，我们也尽量自己动手，少惹母亲生气……
一晃几十年的光景过去了。童年，浸满了太多岁月的沧桑，有苦难的日子，也有欢乐的日子。
在时光这条长长的河里，我们望不尽它的彼岸漂流，沉浮，挣扎，但不会放弃。因为，希望，总是在某一时刻，召唤着你！因为，心里，总还存有一丝温馨，譬如，童年的那些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