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银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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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秋雨，挟裹着呼啦作响的北风，肆无忌惮地耍了一夜的泼。今晨起床，陡然发现风儿小了，天也奇迹般地晴了。太阳像个调皮的孩子，露出了红扑扑的笑脸。菜地里的萝卜白菜、莴笋叶子上，门口的杉树、桃树的枝条上，到处都湿淋淋的。各家各户的屋顶上、禾场上，洒满了被秋风裁剪下来的枯枝和残叶。踩着禾场上的稀泥，我急不可待地来到村子中间的一座老宅前，如久别的亲人，仔细地端详着。
这座宅子就是我家的老屋。自从我们兄弟姐妹分别成家立业后，各自都建起了自己的新居。老屋便独自孤零零地兀立在这儿了。
老屋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宽大夯实的城头砖，由于长年的风侵雨蚀，已经脱落得斑驳陆离。灰色的布瓦上，堆积了一层厚厚的水杉叶子，屋顶的椽子和木梁已经弯曲变形。岁月的沧桑在它的脸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皱纹。望着这座曾经留下过我们欢乐和忧愁，为我们一家人遮风挡雨，给我们无限温馨的老屋，一幕幕往事，如数家珍一般，倏忽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一
小的时候，我们家兄弟姐妹八人，都蜗居在这个拥挤不堪的屋子里。父母亲则住在紧靠老屋面墙，用茅草搭建起来的一间厨房里。
老屋宽十米，中间是堂屋，两边是住房。每个住房中间又用一堵土坯墙隔开，便成了四个房。堂屋的上方也是用土坯墙隔起来的，后面也是一间房，我们习惯地称为“拖垸子”。房间虽然不大，但我们兄弟姐妹一大家子，总算有个安身之所。
老屋前面的禾场边，栽着四五棵桃树。菜园子里边，还长着两根青翠欲滴的栀子花树。每当春天来临，满树桃花红彤彤的一片，引得蜜蜂、蝴蝶、喜鹊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忙碌不停。这时候，我和三哥、五弟总会拿起一个尼龙网子，拼命网飞舞的蝴蝶，幻想着能把它们网进网里，捉来玩耍。这时，二姐便会轻盈地走过来，笑吟吟地对我们说：“傻弟弟们，蝴蝶儿聪明着呢！你们怎么逮得住呢？”我们便把网兜递给二姐，央求她给我们逮。二姐的身体随着翩翩起舞的蝴蝶儿，不住地转动着，她直摇着手说：“蝴蝶儿也跟人一样啊，有灵性的。别伤它们了。倘若把它们捉到了，放在手里，折腾来折腾去，它们不死也会伤的。快去打弹珠，滚铁环去吧！”我们拗不过二姐，只得放弃，自个儿去玩了。
桃子成熟的时候，母亲便搬来梯子，父亲大踏步爬到树上去摘，大哥二哥也在一旁忙前忙后的。摘下的桃子，母亲总是要让我们哥几个东家端一瓢，西家送几斤，余下的，便由我们兄弟姐妹自主分配了。当然，每次总是轮到我们几个小的得到的最多了。
栀子花开的时候，房前屋后溢满了沁人心脾的清香。禾场上过往的人们，总是忍不住回头张望几眼。二姐和三姐便小心翼翼地摘下一些来，往隔壁几家每户送上几朵，我们兄弟几个见状，也争着抢着到姐姐们手上去夺，然后将栀子花斜挂在耳朵根上，时儿又拿下来放在鼻子前深深地嗅着，不住地叫道：“快来看啰！好香的栀子花啰！”栀子花开得最旺的时候，二姐和三姐便将它们全部摘下来，用竹蓝装好，喷些水珠。这些栀子花朵儿大，鲜嫩嫩香喷喷的，洁白无暇，提到街上去卖，很是抢手。随后，二姐和三姐还不忘买一两本娃娃书带回来，给我们几个弟弟看。
老屋的后面是一片竹林子。再后面就是队里的一片树林了。一到晚上，大哥就要带着我们到竹林子里捉鸟儿。竹林长得茂茂密密，是一根一根紧紧挨着的毛竹。风一吹，竹子发出一阵飒飒的声响，悦耳动听。平日里，竹枝间时常有麻雀、鸽子和金丝鸟出没。
此时，天上的星星眨巴着眼睛，大哥手里拿着电筒，在竹林子里四处扫射着。我们几兄弟屏住呼吸，紧跟在后。忽然，他的电光停留在一只小小的灰鸽子身上。“快拿住电筒。”大哥小声对二哥说，二哥迅速接过手电筒，一束白光直直射向灰鸽的眼睛。大哥蹑手蹑脚走了过去，向上猛一伸手，便把那只眼睛被照花了的小灰鸽捂在了手心。大哥把抓到的鸽子并没有杀掉弄来吃，而是把它养了起来。大哥的抓鸽本领和养鸽本领，可以说是到了家。老屋的堂屋里和屋檐下，到处都是鸽子窝。白天它们飞出去四处玩耍，捉虫；晚上它们就不约而同地飞回了家。只要大哥一个口哨，它们便会扑愣愣地飞到大哥的肩头，和他乐个没完。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冬天。大雪一来，满世界白茫茫一片。老屋的浑身上下被白雪装扮一新，我和三哥、五弟，便在屋前的雪地里，开心地打起了雪仗，堆起了雪人。脸上手上冻得乌紫，浑身上下被雪水浸得透湿。无论父母怎么吆喝，我们都没长耳朵似的，不理不睬，乐此不疲。大哥和二哥也懒得理我们，自个赶着那条小黄狗到地里寻野兔去了。三个姐姐则在堂屋里架起了火钵子，炸黄豆、玉米和碗豆粒儿。等我们疯够了，玩累了，进到屋里，大姐便把炸好的豆粒儿一个一个分发给我们。待大哥二哥兴冲冲地提着一只冻得瑟瑟发抖的小白兔回家时，我们又你争我夺地把小白兔往怀里揣……
老屋，我们童年的摇蓝，给了我们太多的温馨和记忆。
二
时光，在我们的期盼中悄然流逝。不知不觉间，大哥大姐都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大哥生性聪颖，一表人材，还有一手裁缝的好手艺。他时常跟着师傅走村串户，帮助乡亲们裁剪缝制衣裤，很受人喜爱。一些十八九岁，青春靓丽的姑娘伢们，对大哥更是青睐有加，情有独钟，有的还主动托媒人来我家，向大哥求亲，但都被大哥一口回绝。因为大哥在万湾帮人缝制衣服时，和一个叫爱梅的姑娘伢好上了。
大哥让父母托媒人王婆到爱梅家提亲。爱梅在大队当书记的大哥满脸露出鄙视的神情，对王婆说：“他家啊，人多口阔，尽是吃闲饭的，还住个嘎屎棚子（方言，指房子小），转个身都难，还有脸来提亲？想害死我妹妹啊？让他死了这条心吧！”王婆把书记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大哥。大哥一听火冒三丈，大声骂道：“平时说得头头是道，觉悟好高似的，狗屁党员干部，原来也是个嫌贫爱富的家伙。”爱梅可是吃了称砣铁了心，她坚定地对她大哥说：“哥，家当生在人身上。坤子有手艺，人聪明，不愁挣不到钱，一个房子算啥子？我跟了他，不后悔！”爱梅家只她一个女儿，家里人平时都很宠她。她大哥和父母拗不过她，只得悻悻然答应了。
大哥是五一劳动节那天结的婚。婚前几天，爱梅的大哥就对媒人王婆下了命令：“你跟坤子讲，让他娘老子备一百斤猪肉，一百斤草鱼，二十斤白酒，还有六床被套，八套衣裳……如果他家敢说半个不字，这桩婚事就此告吹！”王婆来到我家，把爱梅大哥的话一五一十地传达给了我父母，我父母一听满脸愁云。本来，父母亲觉得我家高攀不起书记一家，一百个反对大哥这桩婚事，但大哥态度坚决，所以父母亲只得同意。都说：“抬头嫁女儿，低头娶媳妇”，父母明知道爱梅大哥是在故意刁难，但也只得忍气呑声。父母东挪西借，四处求人，总算凑够了买鱼买酒买衣裳买被套的钱。猪么，自家养的，现成的喜猪，倒用不着犯愁。
杀喜猪的那天，邻队的李屠夫来到我家，在堂屋里摆好了他的那条厚实的杀猪凳，下面放一个盛猪血的大木盆。隔壁的三叔和幺叔来到我家，和父亲、李屠夫把一头两三百斤重的大喜猪死死按在杀猪凳上。李屠夫眼疾手快，下刀又狠又猛，一刀下去，就把那头嗷嗷大叫的大喜猪结果了。堂屋的地上和木盆子里，到处都是血水和难闻的腥臭味。猪剐好洗净后，李屠夫用一只铁钩子把猪挂在堂屋的木梁上，噌噌噌，一上一下，几个来回，就将喜猪一分为二，剖成两半。一称，两个半边猪都是一百斤。帮忙的叔子伯爷们，对李屠夫佩服得五体投地。“管它多少斤，就送这半边过去了！”父亲掂着半边猪肉说道。帮忙的亲朋好友们，便你一手我一脚，麻利地将猪肉、草鱼、白酒等过门礼品，按照爱梅家的要求，一五一十清点整理完毕，放在几担贴着大红喜字的竹箩筐里，挑起来就往爱梅家走。
老屋的每一个房门和大门口，都贴上了一幅大红对联。大哥的房门上方还挂上了一幅玻璃匾额。上面写着“幸福万年”四个红色大字，一幅绣着荷花和鸳鸯的红色缎面门帘，挂在了房门口。老屋的里里外外都洋溢着喜气。老屋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新人——我的大嫂爱梅。家里进了新人，我和三哥、五弟自然十分欣喜，总是跟在大嫂身后，屁颠屁颠的。一会扯她的衣裤，一会做出各种滑稽可笑的怪动作来，弄得大嫂又好气又好笑。每每这时，大哥便显出有些煴怒的样子来，大声吼道：“你们几个小兔崽子，烦不烦人啊？”屋里比平时更拥挤，也更热闹了。吃饭的时候，一大家子人围在一个方桌前，你一筷子，我一勺子，几碗菜，几个回合就被搅得精光。当然，做的最丑的，自然还是我和三哥、五弟。
由于人多屋子小，生活起居极不方便，父母决定把大哥大嫂分家过。可大哥新婚不久，家里欠人一屁股债，又哪来钱建新房呢？
父母心里早有了主意。那时候，我们大队有一个大土窑，专门烧制青砖布瓦。大队规定，如果哪家要烧制砖瓦，可以自己去做砖坯，做好了，自己出些柴草，将砖坯装进窑洞，待砖坯烧好后，自己再出窑。烧制一窑砖，只需付二十块钱的工钱到大队即可。父亲便和大哥二哥来到窑厂，自己找地方和好泥，上下踩匀，泥巴不干不湿，便端起砖模子，将泥巴用双手抠到模子里，使劲揉紧，再用刮刀刮平，开始板起砖来。
那时候正是夏天，天气热得要命，父亲和大哥、二哥光着膀子，在砖场上忙活着。我们几个小的，也没闲着，不住地端茶递水，有时候还拿起芭扇，帮他们不住地扇风。整整一个夏天，一窑砖坯板好了，也烧好了。我们一家人齐齐动手，把烧得四角周正，有棱有角的青砖拖回了家。接着就是放树，锯木料，泡石灰，待大部分准备工作停妥后，到了十月底，父母便请来瓦匠师傅，开始砌墙，上梁，订椽，盖瓦。在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新屋落成了。从此，大哥大嫂搬离了老屋，成了新屋的主人。
后来，随着姐姐们的相继出嫁，兄弟们的相继成家，分家，老屋只有父母居住了。从此，老屋开始显得落寞和冷清起来。但只要一有时间，或是父母生日，兄弟姐妹们便会相聚老屋，给父母，给老屋带来一片温馨和欢乐。老屋又显出一片祥和的气氛来。
三
其实，我对老屋的这份眷恋，不仅在于它陪伴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懵懂无知的少年，青葱岁月的青年，更在于，作为一个见证者，它见证了一段让人痛彻心扉和唏嘘不已的历史。
大哥搬到新屋后的第二年，大姐也嫁人了。十八岁的二哥这时候成了我们兄弟中的“龙头老大”。二哥是生产队的保管员，也是队里的民兵排长。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置信，那时候上面怎么那么大胆，把八条半新半旧的七·六二苏式步枪存放在我家里，由二哥负责保管。
那时候“阶级斗争”抓得特严，真正是全民皆兵。二哥每天收工后，都要和队里的七个小伙子一起，扛上枪杆，一手打着电灯，排成整整齐齐的一字队形，沿着湾头开始巡逻，从湾头到湾尾，从牛坑到长坑，几乎把湾子周围里里外外都巡查个遍。牛坑是队里的十多条耕牛歇息的地方，当然是重点巡逻地带；长坑既是全湾子人的饮水源，又喂养着一大坑莲藕和鱼虾，是全队群众春节的重要物质保障，更是重中之重了。二哥他们一班人巡逻的时候，我和三哥五弟也跟着湾子里那些大些的学生娃一起，由瑶子带队，每人肩上扛着一把红缨枪，口里喊着“防火防盗，注意安全”之类的口号，在湾子里来来回回逡巡。
天上繁星点点，银汉迢迢。村子笼罩在一片夜色之中，房前屋后的树林中，不时发出知了和不知名的鸟儿的鸣叫，我们一行人口喊得嘶哑了，腿脚也迈不动了，才各自散去，回家睡觉了。
白天上工的时候，二哥把枪挂在他房间的一排大铁钉上。房门也锁得死死的。下雨天，二哥就和湾里的小该、登群几个同龄人，在老屋的堂屋里，把枪支一支支地拆开来，用布巾醮上油，里里外外地擦拭起来，然后再装回原样。看着二哥几个摆弄着手里的枪支，我眼睛一眨不眨，真想抱一支到怀里面，威风威风。三哥蠢蠢欲动，伸出一只手要去抓枪托。二哥厉声喝道：“别乱碰！小心伤人！”其实我心里知道，这些枪都是没带子弹的。但二哥平时经常说，上面有规定，要严格管理枪支，更不准小孩子乱碰枪支。听二哥一喝，我怔怔地立在那里，本能地缩回正在伸出的右手。
那段时间，二哥和队里的几个民兵，除了上工、开会、学习就是巡逻查夜了。有时候，还要到公社去参加武装部组织的练枪、打靶等训练活动。由于二哥和几个民兵的认真负责，队里的治安形势非常好，几乎是路不拾遗。
然而有一天，情况却出现了惊天大逆转。那是中午十二点多钟的时候，队里的群众都到位于长坑附近的一块黄花田去摘黄花。黄花的花蕾都是在天气最热、太阳最辣的时候才开的。而且，要在花蕾含苞欲放的时候采摘，随后薰蒸晒干，才是上品黄花。社员们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段去摘黄花的。到得田头，队长炳辉叔忽然惊叫起来：“大家快来看！这儿的黄花杆子怎么被人割掉了。”同来的社员一看，都惊讶万分，随之骂起来：“是哪个龟孙子这么缺德？这黄花杆子碍什么事了？要从头到尾割掉？怕有一分多地。”“故意破坏集体财物，罪大恶极，抓到了，一定要严惩不贷。”队长炳辉叔大声对社员们喊道，“大家抓紧摘。摘完了到银玉家去开会。”
下午四五点钟，全队的社员都来到了我家老屋门口。父母亲从屋里端出板凳来，摆在门口的树荫下。二哥也从厨房里舀了一脸盆凉开水，放在方桌上。会议开始了，炳辉叔两眼直直地盯着我二哥，又侧过脸瞅了登群、小该几眼，问我二哥：“银玉，你们几个昨晚怎么巡逻的？有人做坏事，你们都不知道吗？”“我们到那里巡逻的时候，什么事也没有啊！”二哥知道自己失职了，耷拉着脑袋，有些紧张地说。“那黄花杆子怎么被人割掉了呢？”炳辉叔抽了一口烟，烟雾在头顶轻轻缭绕着，“以后一定要加强警惕。听到没有？”“听到了！”二哥红着脸，连连点头。“大家都踊跃发言检举，看是哪一个违法犯罪分子，狗胆包天，破坏人民群众劳动成果。”炳辉叔边说又走，把所有社员都扫视了一遍。最后，他的目光落到了坐在最后一排的地主游金该的脸上。此时的游金该，满脸煞白，不知是由于天气炎热的缘故，还是心里过于紧张，只见他的鼻尖上沁出了许多细细的汗珠，不住地往向下掉，有些发皱的嘴唇在轻轻地抖动着。“游金该，昨晚到哪去了？在做什么？”炳辉叔的目光像一把刀子直逼着游金该。游金该颤抖着说：“没，没去哪，哪儿啊，睡，睡瞌睡……”以往，队里每次开会时，游金该和村头的张拐子都是挨批挨整的对象。张拐子解放前当过几年国民党兵的连长，前不久因中风躺在了床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应该知道吧？”炳辉叔一口咬定了游金该，“除了你们这些地富反坏右分子，难不成贫下中农还会做这样的坏事？！”“我，我真的没有，炳辉！”游金该从板凳上站起来，对着炳辉叔直哈腰。“你不要再狡辩了。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炳辉叔说完，向登群招了招手，“把绳子拿来！”游金该见状，立马扑通一声，跪在炳辉叔面前，痛哭流涕：“炳辉，我真的没有啊！你们每回开会，都要斗我，捆我。我，我真的活不下去了……”登群把一根大拇指粗的麻绳拿了过来，立在游金该面前。“老实点啊！”炳辉叔面色冷峻，对着游金该吼道。社员们都屏着呼吸，默默地望着炳辉叔和游金该。
“我说炳辉，算了吧！”一向很少在群众大会上发言的父亲，突然横在炳辉叔和游金该中间，说道，“事情还没弄清楚，别冤枉人。再说黄花损失也不是很大，得饶人处且饶人。以后让银玉他们巡逻时过细一点就行了。”“那怎么行呢？”炳辉叔直摇手，“步云哥啊，都像你这样敌我不分，做老好人，那我们社会主义早就变修了！”炳辉叔说到这里，对登群吼道，“还不快动手！”小该也立马跑了过来，和登群一起，三下五除二，就把游金该五花大绑了起来。在座的社员们有的唉声叹气，有的显出幸灾乐祸的神情。游金该突然杀猪一般嚎叫起来，边嚎边骂道：“李赖子，你个王八狗日的，你栽赃陷害，冤枉好人，你不得好死。”这时候，坐在中间一排的李赖子蹭地站了起来，来到游金该面前，死死地盯着他，用右手拍着胸脯，狠狠地说：“你骂谁？王八蛋的。老子一个贫下中农，会冤枉你一个地主分子？”
队里的群众都知道，李赖子和游金该是邻居，一直不和，经常为菜园子和住房边界发生口角。前几天下大雨时，游金该菜园的地高，积水全部淌到李赖子家的菜地，把他家种下不久的菜秧子全部淹死了。李赖子硬说游金该是故意的，两家还为此动了手脚。李赖子最后甩下狠话，警告游金该说：“好！算你狠！咱们走着瞧。到时候非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肯定是李赖子故意割的，陷害我的！”游金该对满禾场的乡亲们磕了个头，哽咽着说，“请各位叔子伯爷评个理，我游金该哪一天出工不是最早？做事不是最卖力？可是每次队里有事，甭管大事小事，总是要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我真的，真的活腻了！”游金该说完，就要撞我家老屋的面墙。“别在这寻死觅活的！”炳辉叔说道。李赖子脸上闪过了一丝胜利的微笑。
后来，公社的张特派员和大队书记、民兵连长都曾经为这一桩案子来湾里调查走访过，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直至今天，这个案子都是一个迷案，没有揭开谜底。
四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一九七六年的九月九日。这天早晨，各家各户墙上悬挂的有线广播，又开始“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广播了。我父亲是个广播迷，每天只要广播喇叭一响，他就要坐在老屋的堂屋里，竖起耳朵听得津津有味。广播一开始，只听到播音员用十分沉重、悲痛的语调，宣布了一个举国震惊的噩耗：全国人民最爱戴，最崇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听到这个噩耗，父亲的眼泪一下子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哗哗地滚落下来。父亲几乎嚎啕大哭起来，他来到厨房，正在炒菜的母亲看到父亲满脸泪水，诧异地问：“孩他爹，你这是怎么了？”“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父亲大声哭着，他说不下去了。母亲一脸严肃，又问道：“毛主席怎么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走了……”父亲刚一说完，只听“啪”的一声，母亲手里刚炒好的一碗白菜掉在地上，砸得粉碎。
父亲搀着母亲，来到禾场上。这时候，只见湾里各家各户的门前都站满了人，陆陆续续地向我家走来。
“毛主席他老人家走了。这可该怎么办呐？”湾里八十七岁的董婆婆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过来了。她的眼里满是泪水，“我是个苦命的女人，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受地主老财和流氓地痞的欺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救了我呀……”老婆婆说着说着，一激动，整个身子忽然往地上倒下去。“快来孩他娘，把婆婆扶好！”父亲说完，忙跑到屋里，拿出一盒清凉油来，打开，用右拇指尖挑出一砣来，往婆婆两边的太阳穴使劲搓。不一会，婆婆的脸色好多了。
湾里的男女老少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涌到了我家禾场上，人们个个神色凝重。炳辉叔流着泪，伤心地说：“今年是个什么年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朱老总也逝世了。唐山还发了天大的地震，现在，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走了……”
“哎，不知道我们的国家该走向哪里？”隔壁的三叔也流着泪，忧心忡忡地说。我心里一惊：这些泥腿子们，虽然文化不高，天天与泥巴砣子打交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他们的内心，却是如此执着地热爱着我们的领袖，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该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过了几天，队里的社员们，又一起聚到我家老屋里，大家齐齐动手，将毛主席像的四周挂上了黑布，上面缀满了白色的花朵。社员们每人胸前别着一朵大白花，胳膊上挽着黑色的袖章。他们排着队，伴随着广播里凝重沉痛的哀乐声，在毛主席画像前三鞠躬，以最简单质朴的方式，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深切怀念和沉痛哀悼。
纪念活动结束后，父亲语气沉重，语重心长地对每一位社员说：“我父亲参加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光荣牺牲。我也加入李先念的部队，抗日救国，身负重伤。我们一家人都听毛主席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我们要继承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父亲的话还没说完，屋子里响起了一片嘤嘤的啜泣声……
日月如梭，星移斗转。而今，父母早已驾鹤西去，哥哥姐姐们也都儿孙满堂。老屋也穷其一生，在岁月的流年里默默地老去。然而，那曾经流淌在老屋里的欢声和笑语，那曾经铭刻在老屋深处的过往和记忆，却是那么清晰地植根于我的内心深处，让我寝食难安，永生难忘。
老屋！我生命中的永远……
